1900年，二十七岁的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年）在流亡日本时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此时正是由于戊戌变法失败，他被慈禧太后政权通缉的两年后。文章传播到被列强欺凌并被称为“睡狮”和“老大帝国”的祖国，梁启超的“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这一热情的呼唤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少年中国说》的论点首先从比较老年人和少年人的区别而展开：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在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比较了老年人和少年人的区别之后，这两个形象又被叠加到国家和民族身上。中国究竟是一个气息奄奄的老年人，还是一个有前途的少年人呢？梁启超给出的回答是，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不断重复生死轮回的“朝廷”。的确，过去的王朝就像人一样出生、成长、衰落和灭亡：

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这种对“年轻”的重视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留美学者宋明炜指出，传统的儒家思想将年轻人定义为应该表现出对老人的孝顺和服从的人。而试图改变长幼之间权力关系的行为总是被视为非法的。在前现代中国，年轻人反抗年长者并实现超越和成长的文学是不被需要的。年轻人是归顺于父权制的人，他们被期望成为以父权制为首的家庭等级制度的继承者。直到18世纪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中，才终于出现年轻人想反抗并逃离家庭制度的迹象。

台湾学者梅家玲指出，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中国文明一直以来都是“重老轻幼”的，但梁启超的这一理论最终使得“少年”作为时代的主角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青春/年轻人才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这一价值观的诞生，是史无前例的。

《少年中国说》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一句结尾。由此，“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年轻人和民族国家也融为一体。

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在这之后不久，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中国少年”形象，开始被设想为“新青年”。其来源是1915年在上海发行的《青年杂志》。不久之后，更名为《新青年》的这一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倡用白话文对文学进行革新，并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在主编陈独秀的带领下，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进步文学家和思想家发表的文章，使全国各地的青年为之振奋。这一系列的启蒙教育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1918年鲁迅（1881——1936年）于该杂志发表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仅对儒家社会进行了根本性批判，还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实质性内容。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权益，由此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领导的游行示威活动。5月4日，学生们采取了火攻行动，要求拒绝承认《凡尔赛和约》并惩治卖国官僚。政府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这使得游行示威活动反而蔓延到全国。最终，政府被迫拒绝正式签署和约。

以上是对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起点的五四运动的概述。再加上《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为这些抗议活动铺平了道路，所以狭义的五四运动常常与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并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让我们回到《新青年》的前身，即《青年杂志》发刊的话题上来。陈独秀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和《少年中国说》一样重视年轻人的价值：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青春的美好及只有青年才能振兴社会等新型价值观被展现出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催化剂。那么在文学作品中，像这样被创造出来的“积极主动的青年”和“参与国家建设的青年”是以怎样的方式被书写的呢？这种“青年”的概念真的能够摆脱性别角色规范的制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