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再乱的谣言传了这么久，朝野上下严阵以待也已多时，但正如张俞“吐槽”的那样，“自春抵夏，未尝有毫发惊”，这样的结果总让人觉得，仁宗君臣这场如临大敌的表现有些荒唐。

虽然小半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但四川百姓的神经这个时候其实仍然是紧绷着的。侬智高要来了的消息一传开，四川百姓立即相信，该来的终究要来，甲午再乱的宿命原来是逃不过的。仁宗、朝廷以及四川地方当局千防万防，千算万算，又是调整四川地方的人事安排，又是派人巡视四川各地的社情民风，又是派人到四川安抚人心，又在全川全面铺开城池修筑之类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结果一切都是徒劳。

人们这时才发现，这些为了防止甲午再乱采取的预防措施，全都搞错了方向，第三次甲午之乱不再是军阀割据或内部叛乱，而是外来的战乱。侬智高图谋四川的传言，属于因环境的突然变化而产生的新谣言，这对于大众来说具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容易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同。四川百姓听到这个新谣言后，马上深信不疑，最终将甲午再乱谣言的故事引向最后的高潮。

从至和元年（1054）夏天开始，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谣言和甲午再乱的谣言叠加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很快蔓延成为四川百姓特别是成都百姓的一场集体性大恐慌。

可惜的是，对于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谣言，朝廷最初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六月初得到益州钤辖司关于侬智高动向的汇报之后，朝廷只是把它当成侬智高叛乱善后工作的一部分，把侬智高打算进攻四川的消息当成一个正常的军事情报来对待。所以，朝廷才给益州地方当局下达了在云南通往四川的交通要道和关隘等地增加兵力、提高戒备的命令。这当然无可非议，这一套操作也符合当时处理边关军情的常规做法。

类似的军情，就在两个月前才刚刚出现过。当时川陕交界处的文州（治今甘肃文县）知州吴贲贪图功赏，诬告当地蕃部豪族常氏谋反，激起蒙冤的蕃部首领叛乱。利州路转运司向朝廷上报，“蕃部寇文州”，朝廷接到奏报后，下诏让益、利、梓、夔四路钤辖司以及秦凤路部署司严加守备，并令阶州地方官安抚所属蕃部，“勿令结连以为边患”。

事实上，六月初黎州传来的这个侬智高打算进攻四川的军事情报，反映出在甲午再乱谣言流行之际大众受恐慌情绪刺激产生了应激反应。这个军事情报本身就是甲午再乱的大谣言背景之下滋生出的小谣言。关于这件事情，官方最初的通报是，“侬智高自广源州遁入云南”，并没有明确说侬智高要来攻打四川，但是云南离四川最近，而四川的军备又最薄弱，人们觉得侬智高在云南搞阴谋活动，肯定是想打四川的主意。

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说法，在关键事实上有严重错误。前面已经详细梳理过，侬智高从邕州败逃之后躲去了特磨道，之后从特磨道流亡到了大理。而侬智高起兵之后，带着主力转战两广各州县，交趾早已趁机拿下了广源州，所以侬智高根本不是从广源州逃入的云南。

仁宗及朝中大臣把侬智高要来攻打四川的谣言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军事情报，完全没放在心上。在这个谣言流传了一个月以后，仁宗因为这一年上半年四川一直平安无事，就认为甲午再乱谣言给四川造成的危机已经解决。他认为程戡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

七月初，仁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任命程戡为参知政事。程戡接到命令后，开始交接在四川的工作，心满意足地准备回京登上大宋王朝权力金字塔的顶层。在这个时候把程戡调回中央，说明朝廷认为此时四川已经不再需要重臣镇抚了，也进一步说明在侬智高谣言的初起阶段，朝廷是掉以轻心的。朝廷和四川地方当局都没有意识到侬智高要来攻打四川的消息是谣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情报，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程戡刚一卸任，局势就开始恶化了。

据张俞的描述，叠加了侬智高谣言的甲午再乱谣言在沉寂了一阵之后再度甚嚣尘上，所谓“秋七月，蛮中酋长以智高事闻于黎，转而闻之益，云南疑若少动，岁凶之说又从而沸焉。缙绅从而信之焉，西南一隅，朝廷重忧之矣”。从张俞的描述来看，侬智高谣言对于甲午再乱谣言有着火上浇油的效果，不但一般老百姓跟风议论、传播，就连作为知识精英的士大夫群体也深信不疑。

苏洵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侬智高谣言是如何击破四川百姓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的：“侬智高自邕州败奔南诏，西南夷闻之，声言智高将借兵南诏以入蜀。”谣言从边境传入四川腹地，恐慌也从边境一步步扩散到四川的乡村和城市，最后传遍全国。张俞描述当时谣言传播的情况是，“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边关的士兵在夜里被惊醒，大呼敌人来了；乡野之间的居民被吓得都涌入城镇躲避想象中的战乱，没人敢在没有防御能力的乡村居住。谣言四处流传，最后连京城中的人也都知道四川终于出大事了。甲午再乱之说诚不我欺！

双重谣言的威力非常大，恐慌情绪很快就弥漫到整个四川，人群向城镇特别是向四川最大的都市成都聚集。大规模人群集中，又会进一步加快谣言发酵的速度，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体性大恐慌在成都爆发了。甲午再乱谣言制造的不确定性，本来就让大众长期处于模糊不定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中；而侬智高图谋四川的新谣言，又让大众立即感觉到自己处于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于是，谣言在迅速扩散的过程中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改造，各种怪诞的想法层出不穷。

广西的侬智高之乱闹了将近一年，对两广地区的破坏是极大的，对老百姓来说，是一场极为残酷的兵祸。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大军围攻广州城近两个月，广州城一度成为孤城，物资极度匮乏，城中人民的生存状态可想而知。直到七月中旬以后，番禺县令萧注打通海上通道，“诸路援兵及民户牛酒刍粮相继入城”，才缓解了城中人民的生存窘境，“城中人乃有生意”。

广州城被围前，已经有侬智高大军要进攻的消息传来，但知州仲简为了安定人心，把这些预警的情报通通斥为谣言，不但把通报消息的人当成造谣者抓起来，还下令说：“有言贼至者，斩！”

广州知州仲简故作镇静，拒绝在战事爆发前做任何准备，老百姓也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到来。等到侬智高真的打来了，广州地方当局才在慌乱之中打开城门放老百姓入城。这时，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挤入城中，有钱的人就花钱贿赂城门官，希望能先进城，没钱的人就只能靠硬挤，最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踩踏事故。侬智高还没打来，广州老百姓就自相践踏，死了许多人，这完全是广州地方当局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结果。

另外，战事一起，老百姓往往会成为乱兵屠杀的对象。皇祐四年（1052）九月中下旬，侬智高攻下昭州（治今广西平乐）前，老百姓听说叛军打来了，纷纷跑到城外的一些山洞中躲避战乱，结果叛军打来之后纵火烧山，这些避难的百姓全都被活活烧死。这次死难的百姓人数，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有数百人，按《宋会要辑稿》的说法则有数千人。

而战乱一旦爆发，给老百姓造成重大伤亡的不一定都是叛军。官军或者官府为了赢而苦一苦百姓的事也是屡见不鲜。本来官府的军事行动所增加的军费开支，就已是老百姓的沉重负担了，为了加强军事防御能力，临时增加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还会进一步加重百姓的负担。如果碰到那种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当地老百姓还会遭受更大的灾难。

比如为了阻挡侬智高扩大战果，朝廷曾下令让两广各州修筑城池。皇祐四年（1052）六月底，广西提点刑狱朱寿隆在巡视时发现，贵州（治今广西贵港）地方当局在接到朝廷的命令后，不顾百姓死活，强迫所属百姓进行高强度的筑城工作，“虐用其人，人不堪命”。而臭名昭著的邕州知州宋克隆，更是屠杀逃难的老百姓，诈称是斩获的侬智高叛军，以完成朝廷交代的歼敌任务，所谓“纵士卒下诸山寨，杀逃民，诈为获贼”。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战乱一起社会秩序必然大乱，平时各种宵小之徒都会趁乱出来捞一笔。如广州城被围后，城外便成为官府管不到的地方，“群不逞皆旁缘为盗”，其中骨干力量有六十多人，而被他们裹挟加入的人则多达六千多人。同时，战乱一来，老百姓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去，不得已加入叛军，狄青击溃侬智高主力收复邕州后，发现被侬智高“俘胁者”多达七千多人。

所以，当四川人民特别是成都人民听到侬智高要来攻打四川的谣言后，立即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说实话，侬智高借兵大理、从云南进攻四川的谣言，如果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因为大理的前身南诏在唐代就曾多次从云南攻入四川，唐代中后期，连有重兵把守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驻地成都都一度差点完全陷落。南诏曾经给成都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侬智高图谋四川谣言的广为流传，必然会唤醒成都百姓的恐怖记忆。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十一月，南诏大军越过大渡河，接连攻下川南重镇巂州（治今四川西昌）和戎州，并在离成都约160里的邛州大败唐军，迅速攻陷了邛州城。十二月，南诏大军从邛州直抵成都城下，迅速攻陷了成都的外城。随后又分兵进攻东川，一度攻入了梓州的西城。此役，南诏军队占领成都外城达十日之久，撤军之时，“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抢钱就算了，还要抢人，这可把成都的老百姓给吓惨了。

为了避免被带去云南，被南诏俘获的四川老百姓纷纷跳江逃跑，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流尸塞江而下”。南诏军队撤退至大渡河时，南诏权臣嵯颠极为煽情地对被俘的蜀人说：“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于是，被俘的蜀人大哭，在悲戚的气氛烘托下，许多人跳入大渡河中，“赴水死者以千计”。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但对于成都人来说，如果侬智高要从云南来进攻四川的传闻属实，则当年的悲剧即将重演。

当时集体性恐慌在谣言的一再刺激之下已经在成都扩散开来，这个时候辟谣已经没有意义，侬智高是否要进攻四川也不重要了，谣言所引起的恐慌已经爆发，危机已然生成。

这是不是意味着朝廷或者四川地方当局无事可做，只能听凭谣言疯狂扩散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谣言引发恐慌以后，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再是谣言的真假，而是恐慌本身。这时，有效的做法不是去澄清事实，揭开真相，而是消除大众的恐慌心理。

前面讲过真宗年间司马池成功处理郫县谣言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典型。当时，“蜀人妄言戍兵叛，蛮将入寇，富人争瘗金钱逃山谷间”，谣传的核心内容是“蛮人”要来攻打郫县，这跟侬智高要来进攻四川的谣传如出一辙。郫县爆发了集体性大恐慌，有钱人把财宝都埋藏到地里，带着家人逃到荒山野林里躲了起来，整个社会秩序一度出现大混乱。

这时，如果一味要求老百姓不信谣，只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反倒会成为谣言传播的助力。司马池趁着上元夜全民狂欢的机会，大开城门，组织元宵灯会，让老百姓尽情玩乐。大众的紧张情绪得到释放，谣言引起的恐慌就被控制住了，所谓“蛮将入寇”的情况又并没有真正发生，自然也就没有人再信谣和传谣了。

所以，如果政府能够及时采取一些化解恐慌的措施，还是可以成功解决谣言危机的。但至和元年（1054）夏天这场突如其来的谣言大恐慌，朝廷和四川当局的应对是相当差劲的。如前所述，朝廷虽然在六月初已经接到益州钤辖司上报的侬智高逃入云南的奏报，但一开始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军事情报，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消息有可能引爆甲午再乱的谣言危机。

程戡卸任后，仁宗最初比较属意前宰相吕夷简的儿子吕公弼出任下一任益州知州。经历了宋夏战争、庆历新政、贝州王则兵变以及侬智高之乱等一大堆事情之后，仁宗想到之前吕夷简当政的那些年，四方无事，天下安定，十分怀念吕夷简。于是爱屋及乌，非常看重吕夷简的儿子吕公弼，天天念叨着吕公弼是个人才，甚至把吕公弼的名字写在大殿的柱子上，时时提醒自己，又经常跟宰相讲“公弼甚似其父”的话。于是，这次仁宗打算让吕公弼去接替程戡出任益州知州。

吕公弼此时是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在京城当官当得好好的，实在是不想去山高路远的益州为官。所以，当仁宗表达了这个想法后，吕公弼态度非常明确，坚决拒绝出任益州知州。仁宗也不愿强人所难，只好临时在负责主管国家马政的群牧司增加了一个“同群牧使”的高级职位，让吕公弼去担任。同时声明，群牧司增设岗位只是临时的，就是为了给吕公弼在京城找个去处，以后不会保留这个岗位。

不过后来吕公弼还是没有逃脱去四川做官的宿命。嘉祐六年（1061）四月，这时益州已恢复成都府建制了，吕公弼被任命为成都知府，这次他从延州欣然赴任。他到成都后，爱民如子，深得好评，可见当初仁宗想让他去益州做知州，还是很有眼光的。

因为吕公弼不肯去益州就任，仁宗只得重新寻找合适的人选，最后选中了当时的滑州（治今河南滑县）知州张方平。有意思的是，张方平最初也不愿意入蜀，他跟仁宗诉苦说，益州知州按惯例不得带家人，他的父亲已经年老，他需要随时在老父身边尽孝道，如果去益州做知州的话会有亏孝道。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请辞理由，很多不愿意去四川的官员以此为借口逃避入川，最后都成功获准了。

张方平没想到的是，仁宗这次竟然不按套路出牌。他对张方平说：“朕知道这个规定非常不合理，极度不近人情，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之所以没有去改，主要是因为这是‘祖宗故事’，不敢轻易更改。现在爱卿把这件事情挑明了，朕也觉得可以为爱卿做一些改变。你这次去益州，把你的父亲带上就行。朕随后会让相关部门出面讨论废除这个规定。”

仁宗以退为进，反倒让张方平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祖宗之法在宋代可是犹如宪法般的存在，皇帝不敢轻易改动祖宗之法，大臣们要是敢公然破坏祖宗之法，也会成为众矢之的，立即就会在官场上“社死”。所以，张方平听了仁宗的话吓得大惊失色，回奏说：“祖宗的法令怎么可以因为臣的缘故说变就变、说改就改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即使再不愿意去益州，也只得硬着头皮去了。

程戡调任参知政事的诏令是在至和元年（1054）七月初六发布的，吕公弼出任益州知州的诏令是在七月初八发布的，吕公弼坚辞益州之命后，仁宗在七月十三日发布了张方平出任益州知州的任命。从任命诏书发布的时间来看，这个节奏还是相当紧凑的。但考虑到古代实际的交通条件，张方平交接完滑州的工作，去京城面见仁宗，再出发去益州上任，需要较长的时间准备。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张方平到达益州，已是当年十一月了。

这样，从程戡离任到张方平到任，差不多整个夏天和秋天的四五个月里，处在谣言危机风暴中的益州，地方“一把手”的重要位置竟然一直空缺。这无疑给叠加了侬智高谣言的甲午再乱谣言充分的野蛮生长空间，谣言危机所引发的集体性大恐慌就这样愈演愈烈了。更为麻烦的是，错过了最佳干预时间的同时，四川地方当局由于缺乏有足够行政经验的官员主持大局，在这期间还使出了许多加重谣言危机并引爆集体性大恐慌的昏着。

程戡离开成都后，朝廷让益州路转运使高良夫在张方平到任前暂时代理益州政务。高良夫在《宋史》中无传，有关他的史料也不多，结合散落在《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可知他的大致生平。

高良夫大约在仁宗朝前期就已经入仕，宋夏战争期间，他曾在陕西前线为官，一度做过延州通判。庆历四年（1043）宋夏和议之后，他参与过宋朝跟西夏的边界划定工作。之后当过开封府判官、江淮等路都大发运使、河北都转运使等。前文提到，程戡在四川发起大规模筑城运动的时候，当时的益州路转运使高良夫曾经上奏朝廷给程戡请功。另外，王珪的《华阳集》中收录了一份至和元年（1054）拟写的朝廷任命高良夫为益州转运使的制词，可见高良夫大约是当年上半年成为益州路转运使的。

从高良夫的仕宦经历来看，他是一个长期从事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官员，早期主要在宋夏战争的一线任职，后期大部分时间是在负责财税以及监察州县地方官的转运司系统任职，没有主政一方的经历，缺乏地方行政经验。高良夫因早年的经历，对战争相当敏感，当他听到侬智高要来进攻四川的谣言，早年在陕北前线的战争恐惧被点燃了，史书上说“良夫闻之大惊”。

转运使在宋初本来只是负责一路的财政赋税事务，后来又逐渐增加了监察辖区内州县官吏以及覆核司法案件等政法工作，于是“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谷”都成了转运使需要处理的事务。比起知州等地方长官，转运使的工作是既琐碎又忙碌的。人长期陷入纷乱的事务性工作中，往往容易形成遇事就先忙起来的习惯。所以，高良夫被谣言惊吓到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先把工作干起来。他将益州的驻军调派到边境州县驻防，又从各地调派编制外的地方民兵“弓手”增加军力。此外，他还征发老百姓加固城墙。在谣言危机之下，成都地方当局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也日夜不得休息。

高良夫的做法恰恰犯了大忌。他的一系列举措加剧了紧张气氛，还以官方背书的做法印证了谣言是真的。他用瞎忙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反倒让老百姓更加人心惶惶。大家都被“调动”了起来，平静的生活被突然打破，纷乱的民众开始无序地聚集。在这种情况下，谣言会进一步加速传播，而恐慌也会被成倍地放大。

苏辙（1039-1112）多年以后在所著的《龙川别志》中回忆，高良夫应付谣传和恐慌的一系列操作，全都是强化谣言和扩散恐慌的瞎指挥。他说，“转运使高良夫权知成都，得报大恐”，于是“移檄属郡劝民迁入城郭”，让各地官员出面劝老百姓迁入城中避难，造成大规模人群聚集。人多嘴杂，谣言只会越传越厉害，大家只会越听越害怕。

当然，苏辙的回忆也不完全是他的亲身见闻。他晚年党争失败后谪居岭南多年，元符二年（1099）夏，贬居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时写成了《龙川别志》。他在自序中说，撰写此书是为了把他从朝中名流那里听来的逸闻旧事流传下去。“如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予幸获与之周旋，听其诵说”，这段序文中提到的“张公安道”就是张方平。所以，《龙川别志》中所讲的张方平化解益州谣言危机的故事，部分内容很有可能就是张方平本人讲给苏辙听的。

高良夫还“令逐县添弓手”，在各县临时招募民兵，想加强军力，实际上这种临时征调的民兵毫无战斗力，而到处征召民兵，只会骚扰老百姓，同时引起大众对于战争的恐慌。几十年来连兵器都没有见过的四川百姓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啊！苏辙说，“蜀人久不见兵革”，看到到处都在招兵买马，这么多人拿着兵器到处走，“惧甚，汹汹待乱”，人们害怕极了，在绝望中等待着灾难的最终降临。

苏辙的兄长苏轼在为张方平所写的《张文定公墓志铭》中写到这段往事时，直言高良夫是个“妄人”。苏轼批评得很辛辣，委实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高良夫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在侬智高马上就要打来的谣言已经街知巷闻的时候，他如果不积极地投身到强军备战的工作中去，而是什么都不做，万一侬智高真的打过来，到时成都失守，酿成大祸，他是要被问责的。

侬智高叛军在广西肆虐的时候，很多地方长官就是什么也不做，坐以待毙，事后被朝廷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施以严惩。如果侬智高真打来，像高良夫这样临时抱佛脚，一顿乱指挥，成都大概率也守不住，但他做了这些事，表明自己是在完成该做的工作，虽然做得不到位，效果不佳，但那只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从他的角度出发，他现在越积极主动地做事，以后被追究、问责时的罪过就越小。

高良夫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他在慌忙之中瞎指挥，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在高良夫的推波助澜下，谣言大恐慌中的成都百姓心态彻底崩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描述，当时“民大惊扰，争迁居城中。男女婚会，不复以年。贱鬻谷帛市金银，埋之地中”。人们因为恐惧，争先恐后地往城里跑。他们得知灭顶之灾马上就要来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彻底乱了套。青年男女不等成年，纷纷谈婚论嫁，生怕晚了就来不及了。老百姓害怕敌人一旦打来，自己的那点家当会被洗劫一空，于是纷纷把自己家里的粮食和布帛等日用品贱卖，换成金银埋到地里藏起来。至此，这场谣言危机导致的集体性大恐慌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