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和元年（1054）的夏秋之际，成都因为谣言危机渐渐乱成了一锅粥，但朝廷似乎反应非常迟钝，既没有对侬智高是否会进攻四川发布任何官方通报，也没有对谣言引起的社会恐慌下达任何处置意见。直到中秋前后，朝廷仍然把侬智高要进攻四川的谣言当成一个普通的军事情报处理。这种认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没有大的变化。

八月上旬，朝廷下诏让“雅州知州专管勾黎州兵甲盗贼公事”，显然，这一诏令旨在通过理顺以黎州为主的边防前线的军事指挥权问题，加强四川与云南交界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九月初，朝廷听说戎州、泸州等地的知州经常在“蛮人入寇”的时候带着部队前去边境巡视，所到之处强令当地老百姓供应粮肉等物资，于是给梓州路转运司下令，要求严禁此类扰民害民的行为再度发生。

朝廷一直在做军事准备工作，显然，直到当年秋末，仍然不知道四川出事了。四川真正的危机不是军事上的，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谣言本身就足以引发一场大乱。事实上，对于如何处理谣言危机，仁宗朝廷本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因为没有意识到四川正在上演的是谣言恐慌，所以错过了处理谣言危机的最佳时机。

这时，开封的仁宗君臣正在被另一个谣言搞得心烦意乱。至和元年九月初，关于枢密副使王尧臣（1003-1058）的谣言大案正在上演。

王尧臣是仁宗天圣五年（1027）的状元，担任过翰林学士等文学清职，也担过三司使、群牧使等事务性极强的繁剧之任。皇祐三年（1051）十月，王尧臣升任枢密副使，不久之后，侬智高之乱就爆发了。王尧臣主持枢密院，出台了广西三路联防机制，即以宜州、容州、邕州三州为中心，将广西全部的军事力量分为三路，在宜州、容州、邕州三州各驻重兵，又以桂州为广西经略安抚使驻地，统领三路，战时三路联合出兵，广西经略安抚使坐镇桂州统一指挥。这个三路联防机制为狄青平定侬智高之乱提供了军事机制上的保障，曾得到狄青的肯定。

王尧臣为官的风格是秉公办事，不喜欢有人私下请托，当时常见的拉人情等官场习俗，他全都深恶痛绝。枢密院除了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以外，还要管理各级军官的考核升迁等事宜。武将们喜欢通过搞关系的方式为自己捞好处，王尧臣上任之后，把枢密院的“后门”全关了，“务裁抑侥幸”，断了大多数人的升官发财之路，引起一众武将的怨恨。他们刻印匿名宣传单在京城到处发放，制造关于王尧臣的谣言，企图将王尧臣从枢密副使的位子上拉下来。

仁宗听说后表示，他绝不相信这种流言，并要求严厉打击造谣者，平息各种议论。至和元年（1054）九月十日，仁宗要求开封府从严从速解决王尧臣谣言事件。开封府张贴黄榜，若有人能检举揭发造谣的幕后黑手，赏钱二千缗，愿意当官的，可以给大理寺评事或者侍禁的官位，已经当官或者在军籍的，优先考虑给予更好的职位。如果是造谣者的同谋出来检举揭发同党的，不但本人可以免罪，还可以跟普通人一样得到奖赏。哪怕是僧人、道士，只要出来检举揭发，都可以获得各种荣誉称号、提升教阶等级。这样的奖赏不能不说是相当丰厚了。

由于朝廷处理及时，有关王尧臣的谣言很快平息，没有影响到王尧臣的仕途，更没有在朝中引起难分难解的政争。谣言案结束后，王尧臣继续担任了两年的枢密副使，嘉祐元年（1056）还升任了参知政事，直至嘉祐三年（1058）病逝在参知政事任上。

这时，四川的谣言危机却愈演愈烈。到了至和元年（1054）的仲冬时节，四川谣言危机的寒风终于吹到了京城开封。

十一月五日，御史中丞孙抃（996-1064）上疏说，“西川屡奏侬智高收残兵，入大理国，谋寇黎、雅二州”。孙抃把问题挑明了，他给朝廷的建议是，让前去益州上任的张方平提前了解情况，规划解决办法，重点不是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而是“安蜀人”，即消除谣言的影响，化解四川社会的集体性恐慌。

孙抃就是眉州人。眉州孙氏自唐代起就是蜀中的书香世家，人称“书楼孙氏”。孙抃在天圣八年（1030）考中进士，历任绛州通判、开封府推官、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等。《宋史》本传评价孙抃“虽久处显要，罕所建明”，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喜欢积极发言的人。这次他能够站出来向朝廷挑明四川的情况，应该是收到来自家乡的许多不利信息，觉得必须引起朝廷的重视了。

但这次朝廷又会错了意，在接到四川因为谣言而陷入大恐慌的消息之后，朝廷的应对策略竟然跟高良夫的思路如出一辙。朝廷的想法是，只有增强四川的军事实力，才能安定人心，于是下令征调宋夏战争前线的陕西精锐步兵和骑兵前去四川驻防。考虑到四川部队平时不进行军训也不发放武器，朝廷在调兵的同时也安排了调拨武器装备到四川。

曾经做过益州知州，又正好在主持陕西军政的文彦博立即响应朝廷的号召，命人“车载关中器甲入蜀”。于是，一车一车的武器装备从陕西向四川运送。因此，一时之间，整条川陕道上，“兵仗络绎，相望于道”，崎岖的蜀道之上，出现了几十年都未遇到过的壮观而又忙碌的场面。

朝廷的做法，相当于在高良夫对谣言危机火上浇油之后，又倒了一桶油进去。这下，谣言大恐慌的火在四川烧得更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