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新星SN1054爆发后五天，至和元年（1054）六月初三，四川边境的黎州向朝廷报告，前年在广西发动叛乱的侬智高兵败后，从他的老巢广源州逃往云南，即“侬智高自广源州遁入云南”，有可能进一步骚扰四川。仁宗接到这个消息后，下诏给益州路钤辖司说，“应蛮人出入处，皆预择人为备御”。宋朝方面决定，要在云南通往四川的沿线提前派人做好军事防御工作，预防侬智高逃窜到四川。

有意思的是，侬智高的叛乱，几乎与甲午再乱谣言的兴起与消散相始终。侬智高在皇祐四年（1052）五月起兵反宋，九月底，仁宗与宰相庞籍任命名将狄青率领禁军精锐南下平叛。而这时，甲午再乱的谣言正在四川酝酿，并在之后的几个月内传遍全国。十二月初六，仁宗与庞籍商量后，决定任命程戡为益州知州，前往四川化解潜在的危机。这时，广西前线宋军平定侬智高叛乱的战事正处于胶着状态。

十二月初一，广西钤辖陈曙在狄青大军尚未抵达广西前，贪功冒进，率军主动进攻侬智高，结果在邕州城外的金城驿被侬智高打得大败。陈曙所部一向军纪松弛、管理混乱，与侬智高大军遭遇之时，士兵们竟还在军营中聚众赌博。陈曙见侬军前来，让部将王承吉带领宜州的忠敢兵五百人为先锋，仓促之间披甲上阵。王承吉瞬间被侬智高大军反杀，连累随军的白州（治今广西博白）长史徐噩也一起送掉了性命。金城驿大败后，平叛前线的形势暂不明朗。

这时，桂州知州兼广南西路安抚使、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事的文官余靖（1000-1064）眼见侬智高军势强盛，自己没有信心在战场上彻底击垮他，竟然建议朝廷允许交趾大军入境帮忙镇压侬智高之乱。

十二月十七日，余靖上疏仁宗说：“交趾今年本来应当前来朝贡，但因为侬智高叛乱，道路阻隔不通，所以没来。为此，他们多次发来公文，请求会同我军一起出兵讨伐侬智高，但朝廷因为各种疑虑迟迟没有答复。臣看交趾请求联兵讨贼的意愿十分诚恳，即使他们的实力不足以剿灭侬智高叛军，此举也能使侬智高和交趾互相猜忌，不能再勾结为患。臣现在已在邕州、钦州为交趾军队准备了万人的粮食，等候交趾军队到来。”

为了能让交趾大军入境帮忙平叛，余靖把交趾大军的后勤保障都做好了。事实上，交趾一直以来都想吞并侬智高，且对宋朝的广西垂涎已久，这一居心叵测的出兵助阵的提议，明显是想趁火打劫，从中渔利。宋朝如果真答应了交趾，到时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借兵交趾平叛，引狼入室，是典型的利令智昏，但宋朝方面担心一旦直接拒绝交趾的“好意”会激怒交趾，反而可能给侬智高增加一个强有力的外援。对于该如何答复交趾，仁宗和朝臣们一直犹豫不决。

余靖一直劝说朝廷，“宜听出兵，毋阻其善意”，始终得不到朝廷的回复，他决定来个先斩后奏。余靖解释说，自己没等收到朝廷的肯定性回复，就已答应交趾出兵助阵的请求，这是因为担心交趾“忿而反助智高”。朝廷不得已，只好同意了余靖的安排，并下诏说可以再拨给余靖缗钱二万作为交趾出兵的军费，并许诺等侬智高叛乱被平定后，会再给交趾三万缗钱作为奖金。朝廷和余靖的这一通操作，无疑是被交趾卖了还在帮交趾数钱。

幸好，这时狄青发现了猫腻，坚决反对借兵交趾平叛。他在奏疏中向仁宗说明了此事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交趾王李德政声称将率领步兵五万、骑兵一千前来助战，这不是实话。况且，向外国借兵来消除内患，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一个侬智高叛乱就已搅乱两广，所过之地皆被其蹂躏。交趾人跟侬智高一样，都是‘蛮夷’，他们贪图利益且不讲信义，一旦让交趾的军队进入广西，必将会酿成更大的祸乱。而且，如果因此而激起交趾对大宋领土的野心，我们将来有什么办法能够抵御交趾人呢！臣希望朝廷明确拒绝交趾的请求，并且严令余靖不得再与交趾使者有任何联络。”

皇祐五年（1053）正月初六，朝廷接受了狄青的主张，下诏给广南西路转运司并移文交趾，正式拒绝了交趾出兵助战的请求。这时，狄青已经与宋廷早前任命的潭州知州兼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经制广南盗贼事的孙沔（996-1066）和桂州知州兼广南西路安抚使、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事的余靖会合，三路大军合成一路，从桂州进抵宾州，与据守邕州的侬智高主力形成对峙局面。

会师之后，考虑到从去年五月侬智高起兵以来，宋军各部与侬智高交战皆是败多胜少，士气越来越低，狄青到达广西前线后下的第一个军令就是，各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即“戒诸将无得妄与贼斗”，以免一旦受挫，影响全军的士气。

此前，陈曙担心平叛的军功有可能被狄青一人独占，便在狄青到达之前率领所部步兵八千人主动对叛军发起进攻，结果在昆仑关被侬智高打得溃不成军。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遭受重创的昆仑关之战，可能跟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初一的金城驿之败，是同一场战役的两场不同的战斗。因为金城驿就在昆仑关附近，且陈曙再怎么自寻死路，也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连干两次这种贪功冒进的蠢事。昆仑关之战中，陈曙的部下袁用等人望风溃逃，毫无军纪。狄青听了战况汇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之不齐，兵所以败。”

狄青治军一向以军纪严明著称，此次南下平叛，重点工作就是整顿军纪，以提高宋军的战斗力。据《五朝名臣言行录》的记载，狄青率领禁军主力抵达潭州后，立即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对于军营的修建、粮食的搬运等工作，都有具体的部署和安排。有士兵拿了路上行人的一把青菜，狄青立即下令将该士兵斩首示众。从此全军纪律严明，行军当中没人敢乱说乱动，一万多人行军竟然听不到一点杂音。

皇祐五年（1053）正月初八的清晨，狄青将诸将召集到大堂上，让陈曙出列，并且召来刚刚从昆仑关阵前溃逃的陈曙的部下袁用等三十二人，验明他们的“败亡之状”后，让人将他们全部推出军门斩首示众。狄青果断处分了陈曙等人，令站在一旁的孙沔、余靖这两位文官出身的各统一路兵马参战的主帅不知所措，“相顾愕然”。

此前陈曙主动出战，虽然有贪功冒进之嫌，但也是在余靖的一再催促之下才带兵主动出击的。狄青此举也是在敲山震虎，警告余靖以后不得擅作主张，干预平叛的军事部署。余靖见状，只得“离席而拜”，承认自己指挥的错误：“曙失律，亦靖节制之罪。”狄青见余靖态度端正，敲打他的目的已经达到，见好就收地说：“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

余靖的官位虽然不如狄青，但在宋代以文制武的国策之下，他此时的名位并不比狄青低多少，且他在士大夫中名望颇高，恐怕并不愿意听命于行伍出身的狄青。狄青快、准、狠地处理了广西前线的主将陈曙，敲打了余靖，颇有效果。据说当时在场的将领们都被吓得双腿发软，站不直腰，狄青在军中的威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

余靖是天圣二年（1024）的进士，在士大夫中很有些声望。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为直言批评时政，遭到时任宰相吕夷简的打压，谏官御史都慑于吕夷简的淫威不敢说话，当时还是集贤校理的余靖却挺身而出，上书申救范仲淹，结果被贬到江南西路的筠州（治今江西高安）当了一个监管酒税的小官。集贤校理属次等馆职，为文学高选，并非御史言官，本不必管这种事情。余靖出于义愤为范仲淹鸣不平，虽然被贬官，但却从此名满天下。

庆历三年（1043），余靖出任右正言，以敢于批评朝政、倡议改革弊政著称。作为范仲淹的亲密战友，他也积极参与了庆历新政。之后他历任吉州和虔州知州，皇祐三年（1051）因父亲病逝，按例去职回家服丧。

侬智高在广西起兵接连攻下邕州等地时，余靖正因父亲去世在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家中服丧。朝廷决定就近起用他主持平叛工作。皇祐四年（1052）六月初二，正当侬智高率领大军围攻广州城的时候，仁宗下诏让余靖提前结束为父守孝的丧期，出任潭州知州，几天之后，又改任他为桂州知州兼广南西路安抚使。七月初三，余靖又加衔“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朝廷实际上是将统领两广前线部队平叛的重任交付给了他。

不过，余靖毕竟是文臣，干那些只需要动动嘴皮子的工作，他可以干得很好，可打仗这种真刀真枪的活儿，却不是他做得来的。“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在余靖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余靖上任以后，几乎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七月，侬智高围攻广州失败后撤兵退回广西，在路上击杀了广东钤辖张忠；九月，又在太平场击杀广西钤辖蒋偕。宋军的战场形势自广州保卫战胜利后再度急转直下。为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仁宗在九月底正式任命狄青为平叛的主帅。不过，狄青一直到十月中旬才集结好兵力，率军从开封南下。在狄青整军南下的期间，广西形势再度恶化。

十月初，余靖带着广西宋军主力屯驻于宾州，听说侬智高准备大举进攻宾州之后，放弃了宾州以及城中储备的大量后勤物资，逃到邕州。侬智高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宾州。几天之后，又引军来攻邕州。余靖不敢跟侬智高正面交战，带兵出城扬言去阻击叛军，实际上是趁机开溜。余靖带着大部队撤出邕州，导致侬智高在十月中旬再次十分顺利地拿下一个重镇。

以上由余靖领导的广西前线平叛的战况，不见于以官方战报为基础撰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但却被司马光所写的《涑水记闻》记录了下来。司马光也是文人出身，其立场往往是倾向于美化文官的，但余靖的屡战屡败连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多写了几笔他的“光辉战绩”。

宋代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重蹈五代的覆辙，一直采取的是用文臣节制武将的国策。狄青武将出身，虽然官居枢密副使，但在文臣面前并没有多大的优势。而且文官们认为，仁宗派狄青为主帅，带着禁军精锐南下平叛，本身就有违武将不可独当一面的祖制。余靖在庆历三年（1043）当右正言的时候，狄青正在独自主持渭州一线的战事，当时就曾遭到过余靖的反对。余靖上疏朝廷说：“狄青武人，使之独守渭州，恐败边事。”这种蔑视武将的言论，在当时的文臣中间极为普遍。

皇祐四年（1052）十月上旬，狄青领军出发后，当时的右正言韩绛（1012-1088）也给仁宗打小报告，说“狄青武人，不可独任”，建议另派一位高级文官担任狄青的副手，其实是建议派人去做狄青的监军。韩绛是前文提到过的成功处理天圣八年（1030）前后益州谣言危机的知州韩亿的儿子。他是庆历二年（1042）的进士第三名，当时的第四名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两人关系极好。他是王安石变法最重量级的支持者，在神宗朝与王安石一起官拜宰相，也是一代名臣。他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让狄青独当一面，绝非嫉贤妒能，而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宋代政治文化传统使然。

仁宗这时也犹豫起来，找宰相庞籍前来商量。尽管庞籍也是文臣，但他知道在此危急关头，不是去跟武将争地位的时候，派人去压制狄青，破坏平叛战争的大局，只会把事情搞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他对仁宗痛陈利害，坚决主张要专任狄青。

他对仁宗说：“之前我军之所以屡战屡败，都是因为前线大将的权力太轻，偏将、副将们各自为政，该防守的时候盲目进攻，该进攻的时候又畏缩不前，这皆是因为大将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指挥不动偏将、副将。本朝重文轻武，若有文官给狄青当副手，恐怕根本不会把狄青放在眼里。到时狄青威望受损，他的军令在军中恐怕就难以执行了，这岂不是要重蹈覆辙吗？”

庞籍曾经在陕西前线主持过对西夏的战事，对宋军的弊端非常清楚，而且他当过狄青的领导，对狄青的军事才能非常赞赏。他相信，如果这场战事连狄青都解决不了，那么整个大宋也就没人能解决了。

庞籍语重心长地为仁宗分析道：“狄青素以善战闻名，现在让他以枢密副使的执政级大臣的身份前去讨伐叛军，如果还是不能取胜，那么不仅仅岭南地区不再是陛下的了，连荆湖、江南将来还是不是我大宋的国土，都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情。这次侬智高的祸事一旦闹大，咱们还不知道怎么才能收场，所以不能不慎重对待。狄青过去在陕西前线时，曾在臣的麾下任职，他沉着勇敢，智勇兼备，陛下把平定侬智高叛乱的重任交给他，朝廷给足他体面，他在军中的威望才建立得起来。他再指挥部队作战，就必定能够打败敌人。希望陛下不要被那些乱发议论的文人影响。”

仁宗听后，连声称赞庞籍说得好。于是下令“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这意味着将整个平叛战争的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了狄青。尽管如此，多年形成的宋代政治文化的惯性还在，仁宗也补充了一条，即潭州的孙沔、桂州的余靖如果各率所部分路讨击，他们各自也拥有对所率部队的军事指挥权。

严格来讲，狄青并不是余靖的直接领导，只是共同带兵平叛的同事，只不过狄青有枢密副使的身份，又是真懂带兵打仗的内行，在三路大军联合行动中，有实际上的最高指挥权。所以，在正式进行平叛的军事行动前，狄青通过解决陈曙不听军令一事，彻底统一了前线的军事指挥权，这是非常必要的。

狄青在建立威信的过程中，既杀伐果断又有礼有节，既震慑住了广西前线的各路武将，也给广西帅臣余靖保留了足够的体面，加上后续指挥作战十分成功，一举荡平叛军，让余靖十分敬服。

嘉祐二年（1057）三月，狄青病逝后，余靖还为狄青写了墓志铭。在《宋故狄令公墓铭》中，余靖回忆狄青在宾州为正军法而大开杀戒时，“接士大夫以礼，御下以严，临敌制变，众莫之测”，真心实意地夸赞了狄青一通，并且认为诛杀陈曙等人，严正军纪，是平定侬智高之战得以大获全胜的关键，所谓“初广西铃辖陈曙以步卒八千溃于昆仑关，公至，推首遁者殿直袁用而下并曙诛三十一人，其下股栗，遂能一战而成大功”。看来，狄青不但一战打败了侬智高，也彻底征服了余靖。

狄青大军进抵宾州之后，侬智高的主力在邕州，双方的决战不可避免。狄青这次南下，带有在陕西前线与西夏作战的精锐骑兵五千余人，他们是这次平叛的主力。骑兵利于平地作战，于是侬智高的谋士建议他将主力集中到宾州通往邕州的要隘昆仑关，依托关城阻击宋军。宋军屯兵坚城之下，时间一久，后勤必然跟不上，到时军粮耗尽，自然撤兵而去。

但侬智高起兵以来，除了强攻广州城曾经受挫以外，几乎每战必胜，特别是与宋军野战，都是摧枯拉朽，因此对狄青大军非常轻视，以为狄青带来的禁军跟之前的两广地方部队一样不堪一击，对骑兵的战斗力完全没有认知，所以拒绝了在昆仑关设防的建议。

狄青为了寻找战机，也为了麻痹敌人，故意按兵不动，并下令各地调集十日的军粮到宾州。这些消息被侬智高派出的探子打听了回去，侬智高认为狄青短期内不会主动进攻邕州。等侬智高松懈下来，狄青突然下令全军出击，由他自己率领前阵，孙沔率次阵，余靖率后阵，当天晚上就赶到了昆仑关。第二天黎明，狄青率军进驻邕州城外的归仁浦。

皇祐五年（1053）正月十七日，侬智高得知宋军已经到了邕州城外，立即整军出城，到归仁浦迎战宋军。侬智高排兵布阵仍然相当严整，“列三锐阵以拒官军，执大盾、标枪，衣绛衣，望之如火”。双方刚一交战，宋军的前军就有点扛不住了，稍微后撤，在陕西前线久经战阵的前锋大将孙节在阵前被叛军击杀，宋军全军震动。孙沔和余靖吓得大惊失色。

这时，狄青从西北战场上带来的骑兵发挥了一战定乾坤的作用。狄青镇定自若地登上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拿出军旗，指挥骑兵冲入敌阵。侬智高的部队都是步兵，从未与骑兵交过手，一时惊慌失措。狄青的骑兵犹如神兵天降，一番冲杀，将侬智高的主力部队截成几段。叛军阵形大乱，战场形势在瞬间逆转。叛军很快被官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此战，侬智高的主力基本被全歼，他的亲信黄师宓、侬建中、侬智忠等五十七人全部战死。战后，侬智高彻底丧失了斗志，当天晚上，他就放弃邕州城，带着少数亲信向西逃命去了。归仁浦一战后，侬智高大势已去，宋军很快就稳定了广西的局势。

二月初，狄青率领禁军主力班师回朝。朝廷下诏让余靖暂时率领所部人马留守邕州，清剿侬智高余党，等处理完邕州的善后事宜之后，再返回广西安抚使的治所桂州。

侬智高撤出邕州以后，基本上失去了军队，也没有了固定的地盘，他起家的老巢广源州，在他率主力东进与宋朝争夺广西之地后，也已经被交趾武力夺占了。他无法再在广西立足，只得带领少数亲信往西逃入广西与大理交界处的特磨道暂时躲了起来。

特磨道的范围，包括今云南的广南、富宁全境。特磨道当时的首领侬夏诚，接受大理的“布燮”官职，因此该地区名义上属于大理国的地盘，但实际上处于本地豪强首领的自治之下。侬智高的母亲在其父侬存福死后，改嫁给侬夏诚的弟弟侬夏卿，他们实属一家人。侬智高逃亡到特磨道，至少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侬智高逃亡后，宋朝方面并没有放弃将其抓捕归案的想法。二月中旬，朝廷下诏让广西都监萧注，邕、贵、钦、横、浔、宾、龚七州都巡检使王成等制定抓捕计划，一起追捕侬智高。广西官府发布声明说，有能抓住侬智高献给朝廷者，赏给正任刺史的大官。宋代的正任刺史属于武将的高级加衔，素有贵品之称，一般将领打一辈子仗都未必能当上正任刺史，所以这也算是重赏了。但由于侬智高躲入宋朝控制力非常薄弱的特磨道地区，抓捕侬智高的行动进展缓慢，宋朝方面甚至一度不知道侬智高的动向。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直到五月初，余靖才向朝廷奏报，“智高逃入外界藏避”。仁宗下诏给余靖，要他想办法乘侬智高衰弱之时尽快将其擒杀，以免他死灰复燃。可见，侬智高之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宋廷仍心有余悸，担心不斩草除根，后患无穷。

随着宋朝方面追捕行动的进一步展开，特磨道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余靖派邕州司户参军石鉴只身进入特磨道，游说特磨道首领侬夏诚将侬智高绑了送给宋朝，这样可以得朝廷重赏。侬智高在特磨道暂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里也不安全了，于是将其母阿侬、其弟侬智光、其子侬继封留在特磨道，自己带亲兵五百人，以及妻子、其他诸子投奔大理国去了。

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并非一般的老妇人，而是一位相当有胆识计谋的女中豪杰。侬智高起兵后，她积极地出谋划策，参与了不少重要行动。史载，“智高攻陷城邑，皆其谋也”。传闻中她的形象极为凶狠，喜欢吃小孩。《隆平集》中说，“阿侬凶悍有谋，嗜小儿肉，间以具庖食”。《宋会要辑稿》则更夸张，说她“每食必杀小儿”，这大抵都是些发泄情绪的流言。阿侬改嫁的丈夫侬夏卿，是特磨道首领侬夏诚的弟弟，有这样的人脉，她在特磨道可谓如鱼得水。阿侬召集侬智高的残余部众，渐渐聚积起一支三千人的残兵队伍，天天训练，图谋时机成熟之时再次进犯广西。

为了避免引起与边境少数民族部落的纠纷，余靖听从部下黄汾、黄献珪、石鉴、吴舜举等人的建议，决定不直接派遣官军，而是以重金向当地少数民族部落借兵，突袭特磨道。特磨道距邕州有四十天的路程，特磨道方面完全没想到广西地方当局会想出这一招来，所以没有任何防备。黄汾等人进入特磨道后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弟弟侬智光、儿子侬继封等全部抓获。侬智高要不是已经提前流亡大理，恐怕这次也难逃阶下之囚的命运。

皇祐五年（1053）十二月初，余靖向朝廷献上了捷报。仁宗下诏命人将侬智高的母亲、弟弟和儿子全部押送到京师听候发落。

侬智高离开特磨道去大理后，从此下落不明。但各种小道消息却始终不断，不少消息说他去大理是去借兵的，目标是从云南进攻四川，即“身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

于是，进入下一年之后，侬智高给宋朝造成的危机就从广西转移到了四川。侬智高企图从大理进攻四川的消息渐渐传到了四川。至和元年（1054）六月初，益州路钤辖司向朝廷奏报，接到与大理接壤的黎州方面的情报，四川将会成为侬智高的下一个目标。于是，被甲午再乱谣言困扰了一年半，但又一直没有真正闹出过什么乱事的四川，终于沸腾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