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讲介绍了历史上的一些僧侣与居士在生死之际所表现出来的超然状态，让人很是羡慕。但是很多人读到这样的事迹，或许也只将其当作“别人”的故事，而没有去思考，这同样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困境，是有待解决的真问题。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一方面享受着过于充裕的知识和信息，但另一方面，我们在面对真实的生活时，每当运用一种观念，同时也会拾起另外一种看法来作思想上的博弈，似乎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是真正自洽、自足的。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形成一贯的生命价值观，要么只能随着当下的本能而反应，要么面对事情总是过度思考，犹疑不定，难以决断。

十几年前，当我最初接触佛学之前，也多少了解过中西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但常常感觉它们都无法提供给我一个较为一贯的生命价值观，让我愿意去实践和贯彻这些观念。而当我遇见佛教思想之后，发觉佛教不仅在思想上有其特别的洞见，更难得的是，它还特别强调践行和检验的层面，使得悬空的观念能够具备行动的可能性，这让我感受到非常大的安顿力量。

在深入佛学的过程中，我始终对于佛教的生死观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大概源自前面所提到的我童年时期的疑惑，也就是为何我没有生在过去，也不在未来，而是恰好在现在？这让我萌生了强烈的“死亡焦虑”。

直至我后来在大学里开设了佛学课程，我意外地发现，每当讲到佛教生死观的主题时，总会有不少同学在课后来找我分享或者寻求心理上的帮助，他们往往都遭遇过亲人和朋友的离去，因而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并且这种情绪长期以来总是被隐藏和压抑，得不到正常的疏泄和排解。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极少有机会接受生死观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在传统社会中，往往是由稳定的宗族、社群组织与各种日常仪式来提供的，但在现代社会，传统社群的瓦解和仪式的被遗忘，使得人们更多由个体独自去面对不可承受的“死亡之重”。

正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感受到“死亡教育”的缺失，我开始面向社会作一些关于佛教生死观的公益讲座，也因此接触到一些因失亲而饱受困扰的群体。他们对“死亡教育”的需求是如此迫切，而当时的我，无论在知识还是心志积累方面，其实都不足以帮助这些哀伤而沉重的心灵。

2016年，我在台湾认识了长期研究、实践和推广“生死学”的两位资深老师，也就是林其贤老师与郭惠芯老师，随后邀请他们来到上海季风书园，与仁济医院的陆钦池教授一起，合作举办了两期“生死学课程”，内容涉及儒释道的生死观，以及大陆当时还比较陌生的安宁疗护与临终关怀，还专门组织参观了上海的社区安宁疗护病房。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佛教的生死观如何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下得以落实，而给临终者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些学习似乎是在冥冥中为我即将面对的考验作某种全面的准备。

2016年，在我去台湾访学之前，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岳父被诊断出肾脏衰竭的问题。经过半年的保守治疗，他大体上能够维持着较为稳定的肌酐水平。但是在2017年的春节，老人回到家乡，失去自律，与老友相聚时瞒着我们小酌了几杯，这使得他的肾脏功能进一步恶化。此时我还未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滑落速度会如此之快，毕竟在我的成长经历中，祖父辈的老、病、死几乎是由父母去面对、承担，我自己很少直面这个过程。比如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奶奶的衰老、生病，乃至最后的死亡，大部分都只是父母口中的“故事”而已，我并没有参与其中。

2017年6月某日的半夜，岳母“咚咚咚”地敲醒房门，说岳父半夜突然呕吐，陷入昏迷。我们赶忙拨打120，将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医生经过初步诊断，认为岳父是脑部出血，需要进行颅部手术。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除了配合医院的医疗流程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余地。

其实，这只不过是很多人曾经或者未来将会遇到的生命情景之一，也是悉达多太子当年在城门处遇见衰病之人的灵魂发问，而侍从的回答则是：“众痛迫切，存亡无期，故曰病也。”我能清楚记得当时在ICU病房前所体会到的巨大未知感。从病情来看，尽管颅部手术尚算成功，但由于脏腑原有的功能问题，老人还是只能在ICU中依靠设备勉强维持生命。

从现实层面来看，虽然老人享有医保，但是ICU每天的费用大约仍有一半是无法被纳入保险范围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持续承担较高的治疗费用，而且根本不知道何时结束。当时我与家人每天除了去医院和医生讨论病情进展之外，也开始讨论起未来是否需要卖掉一套公寓来支付遥遥无期的治疗费用。更糟糕的是，医生告诉我们，由于老人的肾脏本身就有严重的问题，就算脑出血的问题能勉强恢复，但行动功能也将严重受损，之后周期性的洗肾，肯定还需要额外的照护。

当关于病情的描述从医生口中被一点点地讲出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或许会因此发生重要的转变，无论是个人的事业规划，还是过去所习惯的家庭生活形态。在那之前，由于我的个人兴趣和学术研究所需，除了基本的教学任务之外，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和日本各地的寺庙进行参访，寻古探幽，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而此刻在ICU的门口的我心里开始有了隐隐的不安，不仅是因为老人的病情，还因为我过去所设想的“理想生活”似乎都在迅速地消逝。

作为一位亲近佛教和研究佛教的人，我当然对于自己生命中可能会发生的“无常”有过无数次的模拟自考，尽管这一次的事件非常突然，但我们并没有太多恐慌和过度的担忧，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地和医生保持沟通，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等等。

记得在某个早上，我照旧前往医院去见医生，在门口的便利店简单地吃了早餐，喝杯咖啡。就在那一刻，先前心中那种隐隐的不安突然间烟消云散，反而变得异常清朗。我突然完全接受了关于未来的一切不确定性，也就是说，那个埋藏在意识深处的“不愿意”突然消失了，犹如河流中堵塞的石头得到疏通一般。比如未来可能的长期照护和持续医疗的问题，那个时刻的我都不会觉得这是对自己人生的“干扰”，而是觉得，那就是我的人生而已。

对于“无常”，我们常常只是理智上能够理解，但很难真正无条件地去接纳，因此在真正面对“无常”的境遇时往往会心不甘，情不愿。回到我们都会面对的照护病患的场景，就算我们能凭借对亲人的感情而不计代价地付出，但这份付出也会有其限度和阈值，更不用说，今天的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付出往往充满着各种盘算与计较，内心多是充满焦虑的。但其实，这些所谓的“付出”本身就是我们生命旅程中应有的内涵，假如在这之外再建构出一条自己想象的生命道路，符合想象的部分则积极拥抱，欢喜雀跃，遇见不符合的部分则感到天崩地裂，怨天尤人，那么当我们遇到人生中的偶然和意外时，也大概率会陷入烦恼的旋涡之中，纠结难安。人生中的悲欢离合，如果只接受符合自己偏好的，而排斥那些不喜欢的，其实就是“我执”。

不过，虽然我有了心态的转变，但老人的病情仍然在一天天地恶化，甚至因为肾功能的恶化而需要每日洗肾，医生也隐隐透露出很多负面和迟疑的态度，这也让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些另外的计划。

就在这时，台北祖师禅林的果如法师经过上海，前往五台山参访，我便匆匆前往问候。法师听说我家中发生的变故，对于老人此时的状态给了我一些针对性的指导，比如要尽量见到老人，不管是否昏迷状态，都可以在其耳边告诉他：“要安心放松，不要担心家人的一切。如果身体能好转起来，那就尽快好转；如果无法康复，那就安心离去。只要保持安定，未来自然有好的去处，不要挂念此世的一切。”

为了让我们能够把握这段话的核心内涵，法师还专门用手机录音，发给我和家人。可现在最大的难题是，由于医院的规定，我们几乎无法进入ICU探望病人，这一切暂时陷入了僵局。可是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一般，此时和我一起合开“生死学课程”的陆医生知道我的情况后，热心地帮忙联系了医院，准许我们在做好消毒防护的条件下，进入ICU探望老人。

终于，我们穿着防护服，在十几天后见到了老人。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垂危的病人是什么模样。老人的身上连接着各种仪器，昏迷不醒。我和家人按照法师所教导的那样，在老人耳边轻声地安慰，嘱托他放松、安心，如身体无法好转，那就安心离去，甚至会有美好的净土，等等，并且还给老人戴上耳机，播放比较轻柔的阿弥陀佛的佛号。

其实，当时的我们只是觉得在等待所有的医疗措施之外，必须要找一个方法去给老人一些精神方面的指引，至于有无作用，也并未考虑太多，毕竟做一点什么，总是比焦虑、惶惶不安要好一些。

奇怪的是，第二天上午我照例前往医院和医生沟通，得知体征指标一切正常，然后返回家中。正准备吃饭，这时突然接到医院电话，告诉我们老人刚刚去世了。

我们急忙赶到医院，除了要配合医院走相关的程序流程之外，我还迅速通知了之前认识的几位出家人，想请她们来医院帮忙处理一下后续事宜。她们并不是以法事为生的经忏僧，而都是常年持戒修行的本分僧侣，因此我之前就曾考虑过，一旦老人过世，会请这些出家人前来为亡者助念。所谓“助念”，其实来自佛教对于死亡的不同认知。按照一般医学的看法，死亡将呼吸和心脏停止的瞬间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而佛教则认为，人的死亡其实是一个过程。在所谓的“医学死亡”之后，亡者并不一定马上进入下一期生命，而可能有一段时间的过渡期，此时的亡者虽然看上去已经失去了感官认知功能，但仍然可以听到生者的声音，感受到在场者的情绪变化等。因此在这个时候，可以用旁人的念佛声帮助亡者提起觉察，不陷入恐慌与畏惧的情绪，从而让亡者在生命流转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应的帮助。

幸运的是，ICU的病房旁有一个长条形的封闭走廊，这常常是用来给亡者更换衣物的空间，但是由于上海这些年一直在推行临终关怀的项目，所以在这个走廊里，居然还有一个可以切换内景图片的电动橱窗，这些图片包含一些主流宗教的各种图画符号，显然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信仰偏好。

于是，我们破天荒地征得医院的默许，在这个走廊给老人做身后的助念。尽管我从来没有相关的经验，但因为参加过林其贤与郭惠芯老师的“生死学课程”，所以也大概知道相关的方法与流程。我一边俯在老人耳边不断安慰说“安心走，不要挂念儿女和家人”，一边则与那几位相识的出家人一起，用比较低沉安定的语调诵念阿弥陀佛的佛号，持续了七个多小时。

事后回想，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在医院进行助念，和许多特殊的条件有关，比如这个临终关怀的空间在一个封闭的角落处，和医院的诊疗空间相隔甚远，不会影响其他人。另外在诊疗过程中，我们和医生与护工都建立起了非常良性的互动，其中的一位医生甚至觉得，我们对待生死的态度与多数病人家属完全不同，还主动加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因此，在我们决定进行助念时，他们都提供了很多方便。甚至有一位护工在事后还拉着我表示，这几个小时的助念，她在旁边看得非常感动，感觉亡者被认真地对待，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这里并不想太过详细描述助念的过程，但对于第一次这么真实地面对他人死亡的我而言，全程感觉非常安定。我只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理念与方法，一步步地去进行，并且还会将亡者当作可以沟通的对象，不时地对其进行言语上的抚慰。让我很惊讶的是，老人的面容也从刚开始较为紧张的表情，慢慢变得舒缓，犹如沉沉睡着一般，这也让家人感觉到很安心。

等到晚上八点许，根据规定，遗体要被推入太平间，此时先要为亡者更换衣服。首先，我一直坚持不要遵循过去那种旧习俗，专门买一些颜色灰暗的唐装丧服，而是让老人身着他平日习惯的衣物。另外，由于死亡时间已经过了八个多小时，此时更换衣物是否会出现困难？在场的人谁也没把握。因此，除了护工之外，我亲自参与了这个过程，并由此清楚地感受到老人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并且非常柔软，更换衣物的过程非常顺利自然，这也让在场的护工非常惊讶。

另外的一个插曲是，当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得知我是老人的女婿时，还啧啧称奇，说在医院这么久，从未见到作为女婿，还能如此不惧地帮老人换衣等。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一般人所认为的个人品性上的孝顺、善良，而是因为我受到佛教的某些启发，能够正视死亡背后的恐惧和不安，从而将老人当作一个平等的生命去看待，因此在接触亡者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害怕与忌讳。

在这之后，就是殡仪馆的丧葬仪式环节了。在殡仪馆中，我们都会遇到工作人员提供的各种“菜单式”的选择，比如灵车的规格，棺木、骨灰盒等相关物品的档次等，而我一律都选择了基本款。很多人在亲人去世之后，多少会有失落与愧疚的心情，这些负面情绪并不一定是因为生者没有对其尽心照料，而是某种生者对于亡者的天然亏欠感，似乎亡者的离去和生者的存在某种关联。因此整个殡葬行业无不利用生者的这种心理来设置消费主义陷阱，这是很常见的经营模式。

而在追悼会上，我也并没有采纳惯常由“丧葬一条龙”主导的形式，而是请了几位相识出家人前来念诵《心经》、往生咒，并且邀请参与者一起念诵佛号，为亡者祝福。随后我与内子也分别给前来参加的亲友分享了我们对于死亡的看法，看得出来，很多参加者大概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观念，很是惊奇，但也觉得这样的追悼仪式庄重又轻松。

追悼会结束后，我和家人跟随灵车前往火葬场，进行遗体火化的环节。我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火葬的全过程，看着棺木缓缓进入火化炉，在等待了数十分钟后，负责火葬的操作员过来询问我们是否要参与捡骨，我们表示愿意，于是就在传送带上开始听从操作员的意见，进行遗体的捡骨。

很多人或许会问，当时我和家人的心情到底如何？事实上，我们都非常安定，虽然有一点沉重，却没有常见的悲伤。我并不知道这样的镇定到底来源于何处，只是用上了若干年一直练习的方法，也就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因此，当我只是纯然地关注当下需要处理的问题本身时，那些所谓的悲伤回忆和对未来的失落不安，似乎都不会占据心头。

我们捡完骨，交给工作人员，由他对遗骨进行碎化、装箱。因为我们并没有购买好墓地，便决定将骨灰暂时带回家中存放，等到合适的时候再进行安葬。当我们手捧骨灰盒走出来，用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此时天气似乎还都比较正常，但我们刚坐上车，一阵大雨就滂沱而下。在这场大雨中，我也终于完成了一场庄重而安定的告别仪式。

送别老人之后，我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节奏，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人生的无常会以何种的形式出现。

2018年的6月5日，对，又是六月，我正在家中电脑前工作，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但又带点慌张：“爸爸快不行了。”我心头一紧，连忙问母亲怎么回事。原来前一天，父亲还正常如故地走了七千多步，但是家人发觉父亲的腿部有点水肿。鉴于老人这几年都会不定期地入院调养，而他并不喜欢住院的感受，因此执意要推到第二天再去医院。

当天晚上，母亲帮父亲洗漱干净。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家人便将他送到医院，但他一入院便开始呕吐，只能等待医生的处理。母亲隐隐感到父亲的情况不佳，便给我打来电话，我一边在电话里安慰父亲，一边提醒他，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来安顿身心，可以听到电话那头的父亲非常微弱的“嗯嗯”声。

电话放下没有多久，母亲又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已经病危，医生询问是否进行急救，而母亲决定不进行抢救。这主要是因为父亲生前曾多次嘱咐母亲，一旦发生类似的情况，不要进行插管等急救措施。我并不知道他为何非常强调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作为那个时代的老派干部，非常注意外在形象的尊严与体面，比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要穿上正装才会出门。大多数人的最后时光，都是在病床上被过度的治疗摧毁得支离破碎、羸弱不堪，而父亲本人，显然对他自己要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有着非常强的自我坚持。

我在电话里叮嘱母亲，趁父亲还没去世，将他带回家中，好让家人可以陪在身边，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很幸运的是，母亲和长兄，以及二姐都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迅速签字，将父亲带回家中。而当他们返回病房时，父亲已然安详去世。

我远在上海，当然先要考虑如何赶回老家。订好当晚的机票之后，我便开始诵《佛说阿弥陀经》为父亲祈福。我并不知道诵经究竟能产生多少作用，只是对于父子因缘的暂告一段落，表示我的一份至诚的祝愿。我所熟识的一座寺庙的出家人此时也得知家父离世的消息，于是组织起来，在寺庙为家父点灯念佛，这让我深受感动。抛开宗教的内部说法，当遭遇这般的人生关卡时，无论是亡者还是亡者的家人，能够被如此郑重地对待与祝福，都会感受到那背后的慈悲与温情。

当晚我赶回老家，进门便觉得家人情绪较为低落，我于是用轻松的语气一边和他们交谈，一边靠在父亲身边，低声地安慰，并开始为他念佛诵经。间或也安慰母亲不必悲伤，告诉她生死其实不过是暂时的离别而已，未来自然还会有相见的因缘。当晚，不少亲友得知消息后，也都从各地赶回，陆续来家中告别，我尽力地和亲人正常交流，好让房间保持安定的气氛。

次日，我们联系好殡仪馆，准备举办追悼仪式。在现场的布置方面，我也提议尽量以简素为主，取消常见的殡仪馆鼓乐齐鸣的乐队，还专门挑选了李叔同的《送别》来替代殡仪馆中的哀乐。

亲友陆续到场，很神奇的是，由于我和家人的情绪都比较安定，甚至我与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相见时，还能很开心地一起叙旧，再加上温暖的《送别》隐隐地铺陈，现场的气氛不仅没有过分的哀伤，而且还带着一种久别重逢的温馨。大概是因为我的情绪“过分”轻松，以至于事后很多长辈都对母亲提起我，半是称赞，半是疑惑：难道父亲最疼爱的幼子，对父亲的离去就没有悲伤了吗？

其实，对我而言，死亡不过是无尽的人生长河中一个小小的驿站，有人下车，有人再度上车，我们彼此相遇，又暂时分离。只要我们在共同的时光里彼此郑重对待，生有何喜，死又何忧？

经过一夜的守灵，6月7日凌晨，父亲的遗体被推入火化炉，完成了最后的火化，工作人员处理完毕后，由我捧着骨灰盒走出殡仪馆。清晨的阳光，洒满一地，也洒在我手捧的骨灰盒上。在如何安葬的问题上，母亲和长兄听取了我的建议，暂时将骨灰带回家中，等墓地事宜安排妥当后再进行安葬。而在这半年的寻找墓地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

父亲生前曾经和母亲多次去寻找合适的墓地，可要么是地理位置不合适，要么是价格太贵，均未办妥。而每次寻找墓地时，父亲都特别要听听我的意见，大概是觉得我既研究佛教，也很顺利地处理过岳父的后事，也就非常看重我的想法。

当父亲去世后，家人们再次四处寻找合适安葬之地，均未成功。而我眼看冬至渐至，于是赶回老家，提出要去网上搜索一个离家很近的公墓。家人告诉我们，他们虽然曾路过那个公墓，但当时的道路入口泥泞不堪，便放弃了，也没有再去过。而当我们再度前往时，却很顺利地抵达，并且去了才知，这个公墓虽然离城区很近，但还在继续扩充墓穴，并且墓园管理得非常有序，干净整洁。从墓园处，可见远山幽幽，让人感觉安定舒畅。于是我们很顺利地安排好墓穴，镌刻墓碑，撰写碑文，准备最后的安葬仪式。

在我撰写的碑文结尾处，我特地提到了父亲的最后时光：“先父早年听闻佛理，得结出世之缘。戊戌年四月，先父临终闻子劝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圣号，无疾往生，可谓善终矣。”

其实，关于这两次的人生告别故事，还有很多细节我都来不及在这里一一分享，有的甚至涉及佛教内部所常见的感应现象。不过我更愿意与你分享的是，在面对亲人的死亡时，我曾学习的佛教生死观，以及相关的一些面对临终者与亡者的具体方法，让我和家人能够比较顺利地度过这段常人觉得痛苦的时光。这说明佛教对于生死的看法，至少从心理抚慰的层面，也有其正面的作用和功效，我的经历无疑也是某种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