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德姐

小镇是典型的中西部大学城：四四方方被玉米地包裹着，随处可见开Ram道奇公羊皮卡的美国汉子，膀大腰圆，露在T恤以外的肢体晒得通红。商场里能数上价儿的牌子也只是Polo（保罗）或Coach（蔻驰），若非最近有留学生遇害，国内没人会注意这里。

时日一久，留学生们也养出了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开两个小时高速去趟芝加哥，这叫“进城”。品牌店扫一通货，唐人街吃顿重庆火锅，大包小包开车回来，一路夕阳，玉米地绵延无边，便是“回村儿”了。

解馋扫货之类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却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女生还好，往长里留就是了。除非受了恋爱或求职方面的重挫，咔嚓来个短的，不然都是留到回国再剪，或焗或染随意，回村儿能顶过大半个学期。可男生就不好办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家里条件没那么好的男生不好办。

韩国大姐李金姝的理发店，刚好方便了陈焕生这样每月剪一次、每次最多消费二十美金的男小留（学生），所以很受欢迎。

李大姐这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细小。当街挂个牌子，Lee's Hair，再穿上一对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到，就收了风铃，牌子就哑了，便是收工了。小留们虽频繁光顾她家，都说那风铃好听，暗地却笑棒子英语忒烂，硬生生把一理发店起成了“李的毛发”（理发店店名通常会在“hair”后面接“salon”，即“沙龙”之类的词）。

老李家前后有四位理发师：康德姐、纳沙、迭戈和老板李金姝。先说这康德姐：只要她出工，小留们就肯定排她的号，一者大家同是中国人，二者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也拿过博士学位，可惜专业太形而上，搞什么存在主义，若非在五道口淘日本和平牌香烟认识一老美，漂洋过海嫁过来，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儿里呢。

嫁过来后生了个女儿，地地道道的混血，脸上那漂亮劲儿就像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可惜老公出了车祸，细雨天，高速，八十迈，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间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翻。老公生前是这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处于偿还各种债务的爬坡阶段。康德姐这边绿卡还没排下来，英语讲得也没那么利索，一夜间就成了遗孀——技术上来讲，是偿还各种债务的遗孀。

正是从这时起，康德姐抛掉了那一书柜的萨特加缪，开始去教会，中韩印美墨西哥混在一起抱团敬拜。她抱着女儿受洗，跟黑白黄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她的苦难。英语虽磕磕绊绊，在场的人还是听哭了。各种援助纷至沓来。中国人一般直接出钱，现金，塞信封里，不见得很多，却实实在在。美国人毕竟在自己家门口，能玩儿的花样就多了：有人帮她找律师周旋各种债务加速绿卡申请，有人帮她申请政府救济和奥巴马医保，还有人建议她在教会的幼儿园帮忙看小孩打零工。

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韩国大姐，便是李金姝。最开始带来各种吃的：一罐罐辣白菜，一板板冷面，一盒盒烤海苔片。两个女人来往几次，李大姐就问你会不会剪头发。岂料康德姐被问哭了，当下从卫生间里拿出一把剪子：原来丈夫出车祸是因为去底特律开会，西服衬衫是她给熨的，头发也是她给理的。得知车祸后，从垃圾桶里翻出剪掉的头发，淡黄色一缕一缕，被她收在一个小盒子里。因为亲手碰过，所以比骨灰更让人伤心。

李大姐也听哭了，第二天就把康德姐招进店里，从零工做起，扫地，洗头，吹风，接电话。康德姐也确实像样，一大早把孩子放教会幼儿园，上午在老李家打工，下午去镇里的社区大学培训，晚上接孩子回家，连哄带喂，伺候睡着了，再偷偷开车去福建人开的“唐王朝”中餐馆端盘子。

如此熬过大半年，虽然瘦脱了相，但英语说得溜了，社区大学也听说她的情况，提前颁发了毕业证。她拿了执照，便在李大姐这店里正式出道。普通男发十五块美金，李金姝抽九块，剩下六块加小费全归康德姐——照这边的行规，李大姐已经没法再够意思了。

结果康德姐和她的剪子大受小留们热捧。这首先归功于她的母语，无论剪什么发式都能顺畅沟通。不像李金姝，剪得虽然卖力，但英语忒差，掰扯不明白，唰唰唰剪完，都一个模样，流行杂志上那些韩流男星的机械翻版而已。连陈焕生这样自以为英语还不错的，都受不了李大姐那发音。若非价钱便宜到不剪就觉得吃亏的地步，他早去别的店了。

跟康德姐就舒服多了，不但能用汉语讨论发型，还能聊聊哲学。康德姐说她的专业虽是偏现代的存在主义，但真正喜欢的还是古典主义哲学。最爱读的是康德，因为康德有点像古代那些隐居的贤哲，独居在德国的一个小村，生活简单，作息规律，村民们甚至以他的起居活动为钟点：康德起来散步，大伙儿起来种地；康德中午回家读书，大伙儿回家吃饭；康德晚上出来遛狗，大伙儿也准备洗洗睡了。

康德姐用一口嘎嘣脆的京片子，跟所有小留讲康德遛狗的段子，很快就有了“康德姐”的绰号。大家私下里说她为了省趴车费，晴天骑单车，雨天坐公交，比天气预报还准，所以论其规律性，恐怕也不会输给正版康德。

康德姐的操作奇快无比，一手捋头发，一手下剪，简直就是在薅羊毛。这一点小留们也喜欢，因为大家不像老美，把理发当成一种享受。小留们都是用中午下课晚上吃饭的边角时间过来排号，剪完立刻走人。因为消费理念有本质差别，小费就给得不大情愿。康德姐表示理解，毕竟国内也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所以她就更有理由剪得糙快猛了，反过来小费也给得更可怜，留下皱巴巴一美元的大有人在。好在双方都不在乎——我们永远以量取胜。

赶上秋季入学，康德姐突然单飞了。东挪西凑盘下主街对角一间小屋，自己当老板，店名起得也够哲学，Kant's Clock，字面意思是“康德的钟”。这可是狠狠摆了老东家李金姝一道，因为这是每年争抢顾客的旺季，而李大姐新招来的纳沙还很不成器，最紧缺的就是人手。

偏偏“康德的钟”又花样频出：剪一个头只需十美元，只排十分钟，比煮两包方便面还快还省。许多小留被吸引过去了，陈焕生却因为纳沙，坚持留在了老李家。可他又没胆子直接翻纳沙的牌子，便又坐在李金姝的镜子前。

“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不是不让她走，可跟我打一声招呼就那么难？礼拜天还在教会里一起唱赞美诗，礼拜一就在街对面成仇家了？我给她女儿买了礼物，还要认干亲呢！”

李大姐的英语依旧是一股大酱汤味儿，头发依旧剪得一丝不苟，陈焕生一边听她絮叨，一边用余光瞄纳沙。

剪着剪着，李大姐突然停住了，直起腰，晃一晃脖子，仰头长叹一口气。在她家做过的理发师都会这套动作，估计是一天到晚扭脖子弯腰落下的职业病。舒展完身体，她口气也变了，还是从“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开始，说中国女人的婚姻，说她丈夫的车祸，说她有一个女儿，天使一般漂亮，却是个重度自闭症。

陈焕生听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中国女人不知给他理过多少次发，讲过多少回康德遛狗，可除了一口京片子、一个戏谑的外号和一窄条削瘦的身形，他对她一无所知。

二、纳沙

“纳沙”是纳塔利娅的昵称。她有一双圆而深的蓝眼睛，本该让人联想到月亮或湖水之类的比喻，却因为太瘦而塌陷得很凶，整个人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猫。可惜这是陈焕生一厢情愿的想象，人家纳沙可自得其乐，夏天穿条不无夸张的短裤，一条腿又白又直，另一条布满了刺青，密密麻麻，绿得发了蓝。暑假客少，一有空闲她就拉上康德姐抽烟。Lee's Hair的风铃下，总是站着一黄一白两个奇瘦无比的中年女人。

纳沙是白俄罗斯人，不少小留不知道这小国的英文名，生搬硬造问：“你是白色的俄罗斯人么？”纳沙很生气，用带着东欧腔的英语反击：“我的祖国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没一毛钱关系！”

不但脾气大，她还对政治特敏感，疑心所有来这儿的中国人都是党员。陈焕生觉得好笑，耐心解释国内如何选拔党员。

纳沙早已失去耐心，嘟囔一声“Whatever（爱啥是啥）”，扶着陈焕生斜躺在理发椅上，拧开龙头。

“热么？”她问。

“不热。”

“冷么？”

“也不冷。”

“您大概是一条蜥蜴吧。”

纳沙喜欢扎起一头金发，盘成髻，刘海散开一小缕，弯腰给陈焕生洗头时会垂下来，扫到他脸上，被她一口气吹开，他便实实在在感觉到那混合了香烟、咖啡和口香糖的奇异味道。那双蓝眼睛就在上方，他还从未在这个角度被凝视过，慌忙闭上眼，装作享受水温和她手指在他的短发间抚过的感觉。剪发前洗五分钟，剪完后冲五分钟，每一个月十来分钟的亲密，他开始对她念念不忘。

陈焕生的科研并不顺利，换过两任课题负责人，无端蹉跎两三年，便多读了不少所谓没用的书，比如文学。究竟无用到何种程度，想想他已经三十还孑然一身就知道了。可在纳沙身上，他仿佛看到了文学的用处。比如她的膀子上刺了个蓝色的大胡子老头儿，底下一行斜体字母，好像是D开头，一问果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陈焕生大喜，忙说自己最爱俄罗斯文学，通读过托尔斯泰全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大段对白读起来就比较吃力，而且中译本都太拗口了。

岂知纳沙一撇嘴，高高吹起那缕散开的刘海：“俄语？文学？Nie, nie, nie!（不，不，不！）”

原来她在读大学时去了一趟巴黎，连走亲戚带穷游，顺便在一家咖啡店打零工，那里彻夜举办俄语文学沙龙，她也跟着泡在不加伴侣的黑咖啡与“索尔仁尼琴”之类的字眼儿中昼夜颠倒。

“那你怎么来美国了？”

“还能为什么？为了一个美国男人呗！是个搞文学评论的，光骂别人自己啥也写不出来的那种。拿到绿卡我就跟那狗娘养的拜拜了。”

“对不起，纳塔利娅。”斜躺在理发椅上的陈焕生睁开眼。

“对不起？得了吧你！叫我纳沙好了。”

纳沙，让人心里麻酥酥的名字。陈焕生又闭上眼，感受着水温和她的手指。

那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陈焕生以为机会来了，网购了女作家的代表作，英文版《锌皮娃娃兵》，想把它当作圣诞礼物送给纳沙，却惹得这姑娘大发脾气：“把它拿开！收集别人苦痛，署上自己名字，编成一本烂书，卖出去出名得奖，到底算哪一路英雄好汉？算哪门子狗屁文学？”

陈焕生很尴尬，李金姝更是一头雾水，暂停了笔记本里放的韩国偶像剧。

“好啦，陈，对不起，”纳沙发完脾气就道歉，她发不准“焕生”的音，一直叫他“陈”，“我离开那狗娘养的好几年，可是讲话却越来越像他。”

偶尔，赶上纳沙开心，会给陈焕生做上两分钟的脖颈按摩。她手腕很细，没什么汗毛，简直不像他见过的那些白人女生。陈焕生撑起胆，磕磕巴巴说出了这念头，纳沙听了大笑：“陈，你这傻瓜，不会连女用剃刀都不知道吧？你应该跟我老板去她们教会瞄一瞄，那儿有很多单身的亚洲女孩，你该找个女朋友啦！”

亚洲女孩？找个女朋友？这是拒绝么？陈焕生想约她出来，一直没敢说出口。

偏偏纳沙又说些没心没肺的：“喂，陈，你猜今天几个男的跟我要电话？才两个！昨晚我又失眠，现在看着肯定像坨屎，但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吧？这帮狗娘养的，看我是个洗头发的，就把我当成一个笑话。你知道他们说我啥么？说我发音可爱！Fuck those pigs!（这些猪头去死吧！）”

不消说，这在陈焕生听来更是拒人千里了。

时光以月为单位在猜来度去中流逝，转眼到了枫叶披红的时节，康德姐跑到街对面单飞，李金姝气得病了一场，纳沙孤零零一个人在风铃下抽烟。

“唉，那个读哲学的是个真正的婊子，”她背对着陈焕生，仰头吐了个烟圈，“但谁又不是呢？生活本来就是个超级大婊子。”

李金姝为了多留顾客，不得不把纳沙转正为理发师。可又不敢彻底放手，因为纳沙说总有男人试图动手动脚，还说再敢这样就用剪子戳瞎他们的狗眼。

陈焕生的爱情就更没指望了。他既攒不够找纳沙洗剪吹的勇气，又舍不得不来，只好坐在李大姐的镜子前，任凭那双蓝眼睛凝视着别人，对着别人怒骂诺贝尔奖，让别人也叫她纳沙。

他越发搞不清自己和纳沙这点亲密，到底算个什么东西，终于鼓足勇气，来个了断，大大方方约出来，独立日请她去密歇根湖畔看午夜烟花。成就成，不成以后就不想了。

他带着必胜的憧憬和必死的悲壮站在风铃下，店里却只有李大姐在忙乎。一问方知纳沙病了，又没有人家电话，苦等到下礼拜再来，纳沙依旧不在，反倒是一个穿紧身T恤的大胡子在冲他笑。

“纳塔利娅哪儿去了？她到底怎么了？”他问李大姐。

“她不干了。去别的州了。”

“别的州？为什么？去哪个州？”

“去能让她堕胎的州了。”

原来他的纳沙前一阵发现自己怀孕，很是歇斯底里，没法相信自己三十好几，居然“还犯中学生才他妈犯的错误”。这小镇位于中西部的Christian Belt，即所谓“基督教地带”，不但堕胎有悖教义，而且她还没有医保，负担不起费用。李大姐劝她生下来，说这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哪怕是不请自来，教会也肯定会帮忙的。

纳沙撇撇嘴，标志性地一吹刘海：“如果耶稣能搞清是哪个狗娘养的把这礼物塞到我肚子里，生下来也无所谓。”

李金姝信主多年，又有一种大韩民国式的执拗，当下被这态度激恼了。两个女人用各自乡音浓重的英语大吵一架，纳沙愤然离开。临行前又跑回来，给前任老板一个充满大麻味道的拥抱：“李，我虽不信你那套，但你是个很棒的人。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跑掉，但再不抓紧跑，那个上帝的礼物就更弄不掉啦。”

“这是新来的迭戈，是我见过手艺最棒的，你要不要试试？”李金姝指着那个大胡子问陈焕生，“我发誓再也不招女人了。”

陈焕生茫然无措，不知是该转身走掉，还是该躺在那张他感受过水温和纳沙手指的斜椅上。

三、迭戈

迭戈来自阿根廷，据说年少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混过，凭一把沉甸甸的大剪刀。那刀身是黑的，剪柄末端缀着一只金色螃蟹，随手指动作连起一片金光。问他是不是金的，迭戈便憨乎乎笑了，露出一口健壮的白牙：“我的小婊子送的，问他好了。”“小婊子”是迭戈和吉米对彼此的称呼。

迭戈不抽烟，喷古龙水，浑身透着带香味的安静。闲下来的时候，他不会站在风铃下，只拾掇那把剪刀，擦得干干净净锃锃亮亮，收在一个刻着“D&J”的木盒里，慢悠悠吹他的口琴。

那口琴也是黑色的，很小，让他大手一衬，像块长条形巧克力。他斜躺在理发椅上，凝神静气，口琴埋进络腮胡子，曲子就出来了，时而忧伤，时而欢快，像是高高低低的溪水，从一大团胡子里流出来，流遍整个理发店。每到这光景，李金姝或专心招待顾客，或插上耳塞看她的偶像剧。

迭戈那柄大剪使得唰唰作响，不愧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攒下的功底。但男小留们抱怨说这厮盯着他们脖子的眼神不大对劲儿，鼻息又重，简直像头公牛在耳边喘气。女小留都很粉这位穿紧身T恤的南美汉子，尤其是他在吉米过二十五岁生日那天剪掉胡子，露出那个“能夹住口琴”的肉乎乎的下巴时。不少姑娘找他合影，贴在朋友圈里，一来二去那柄螃蟹剪子就排满了。

李金姝对此很满意，因为女生动动剪，喷一喷，染一染，再蒸一会儿，搞不好能消费上百美金。于是街上两家理发店出现了瓜分的局面：男小留贪图便宜快捷去“康德的钟”，女小留因为这迭戈结伴逛李大姐的店。

陈焕生依然照旧。倒不是痴盼有一天纳沙回来，而是出于惯性：如果不对着李金姝那面镜子，不听一听时隐时现的风铃，他都不知道该拿每个月冒一茬的头发如何是好。

李金姝给他披上银色的纱质围巾，迭戈的口琴声在旁边响起。阿根廷人剪掉了大胡子，手、嘴、琴的配合在镜子里清晰可见。

“所以我该给你这小调儿付钱么？”

既然没有纳沙，陈焕生就不再紧绷绷了，也能开个玩笑。

“要付就付给那个小婊子，琴也是他送的。”

说笑代替了琴声，李金姝在一旁皱起了眉。

迭戈的“小婊子”叫吉米，膀大腰圆一黑哥们，骑着赛车摩托来接他下班。一黑一褐两条大汉一个当街搂住了另一个的腰。

劝纳沙别打胎，然后招来这么一位南美哥们儿？陈焕生想问李大姐你到底咋想的。但当时康德姐又招来两个中国人帮忙抢生意，他才明白要不是迭戈给撑着，老李家早就被挤垮了。

迭戈每天摆弄头发，微笑，吹口琴，极少和人闲聊，简直像个翩翩公子，只是肤色太深，肌肉太壮实。陈焕生真正和他混熟，还是在球场上。阿根廷人不知从哪儿拉来另一伙阿根廷人，七拼八凑了一支球队，唧唧呱呱扎堆讲着西班牙语，每个人球衫背后都印着10号梅西，没人踢中后卫和门将，就拉上陈焕生和吉米来充数。结果梅西太多，对方连半场都过不来，吉米便倚着门柱和陈焕生闲聊起来。

原来这二位爷是在芝加哥的酒吧对上眼儿的。后来吉米发现迭戈沉迷赌博，才坚持要搬来这小镇。当然，这是整个故事吉米的版本。迭戈的版本是他觉得吉米住的黑人区犯罪率太高，为了小婊子能读上政治学博士才搬过来的。

陈焕生听了有点不是滋味。他每次踢球最不喜散场，因为要独自熬过剩下的一天。

“晚上带你去‘蓝鸟’开开眼。”

散场时，迭戈和吉米笑嘻嘻向他发出邀请，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一个拍着另一个圆滚滚的屁股。

“蓝鸟”是那种后半夜才营业的酒吧，警车在外面晃来晃去。陈焕生被保安拦住了：“请出示驾照（在美国驾照相当于身份证）。”

“别怕，只是确定一下你的年龄，”吉米冲他挤挤眼，“跟是直是弯没关系。”

酒吧当中有一个大舞池，酒精、汗味、荷尔蒙、催命般的迪斯科，所有男人脱光膀子在里头蹦，说是涌动的肉池也不为过。只有陈焕生还穿着T恤，一股大麻味扑鼻而来，有人凑上来搂他，被吉米一把推开：“滚，别他妈碰他！”

陈焕生浑身是汗，要了一杯冰镇苏打水。灯光闪烁，两个留着山羊胡的白人大叔在角落里热吻，大毛腿叠着大毛腿。他想离开，却被吉米拽住：“别走啊，好戏还没开始呢。”

所谓好戏，便是迭戈与两个墨西哥人合奏卡洛斯·桑塔纳的曲子。迭戈一个人搞定口琴和吉他，活脱脱一个南美插电版的鲍勃·迪伦。

“看到了么？我的婊子像样吧？”吉米一边拍手，一边晃着黑人特有的浑圆臀部。

本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夜晚，却毁于迭戈和墨西哥鼓手一个醉醺醺的吻。二位爷大吵一架，吉米踹翻桌子，扬长而去。

“对不起，太丢脸了，他今晚太过分了。”迭戈捋了捋乱掉的头发。

可二位很快就合好了。吉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探讨美国非洲裔性少数群体，乐得大呼小叫，计划暑假和迭戈来一趟最牛逼的公路旅行：从密歇根湖畔一路向南，穿越南北美洲大陆，一直开到伊瓜苏大瀑布。

车牌照左边，迭戈涂上“我弯到没法直着开车”。右边留给吉米，本想涂“黑人的命也是命”，但觉着不够脾气，就先空着，想好再涂，岂知就出了事：右翼极端分子持枪横扫“蓝鸟”，迭戈连中数弹，当场身亡。

这小镇虽地处“基督教地带”，但镇里的大学却标榜自由开放。政治系的老师学生都认识吉米，群情激奋，组织示威游行。于是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反对歧视”“让仇恨滚蛋”“爱是一切”之类的口号塞满了整个小镇。

理发店窗外是满满一街的深色肌肤，迭戈的巨幅画像在上面漂浮。装着螃蟹剪子的木盒还摆在那里，“D&J”的字样不离不弃。已经跟逝者没有关系了，陈焕生默默注视着这支年轻愤怒的队伍。

“人堆里有吉米么？”李金姝问。

陈焕生摇了摇头，窗外吼声雷动。

四、李金姝

此后，陈焕生就不再去李金姝家了。他那时工作找得一筹莫展，心思根本不在几根头发的长短上。

他注册了好几家求职网站，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全是广告：“亲爱的陈博士，我们有一百多个为您定制的新工作！”

顺着这些广告，他一次次投出简历，还做了表格备份：红色字体是明确收到拒绝通知的，紫色是走到了电话面试的，绿色则代表当场面试的。表格排了三四百行，绝大多数是黑色，沉默的黑，石沉大海的黑。少数是刺刀见血的红。紫色寥若星辰，绿色根本没出现过。

专业不对口？英语不过硬？发表的论文不够分量？推荐信力度不足？公司只招有绿卡的？陈焕生能找出无数个理由，可怕的是每个理由又都说得通。但他能怎么样？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投，任由表格上的黑体字满怀恶意地向下延伸。

每投一次简历，就像在某家公司门口行了一次乞。明知这种念头只是徒增烦恼，心里却根本止不住，日渐汇聚，化成一只巨大的虫子，啃噬吊在他身上的绳索。签证日期一到，那绳索就断了，坠入无底深渊。

也不是没想过回国，也听说国内发展好，而且都说欢迎海归，可回去的又有不少想再出来，都劝他轻易别动，但他还是做好了回国的心理准备。公寓是租的，没攒下什么值钱物件，一股脑捐掉了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从图书馆借的，还的时候既舍不得，又不甘心：不会真是这种书看多了才找不着工作的吧？

唯一要准备的，实际上就是卖车。那辆二手丰田车是他来这小镇第一年花八千美金买的，最后在网上挂了四千块的价。稀松平常的车型，载着他风雨无阻，从未添过半点麻烦。如今缘分将尽，人能为车做的，不过打个对折卖掉而已。

不巧赶上毕业季，卖车的太多，丰田车和主人一样无人问津。实验室的课题经费断档，他只能辞掉助理研究的工作，直面每个月的房租和生活费。一边在售车广告上降价，一边当起了优步司机。所以帮他撑过这段日子的，竟是一门心思要贱卖出去的车。

为省掉四十美金的网费，他每天去星巴克投简历，手机里优步软件一闪，马上出车。最喜欢接的活儿自然是机场，两头有客能赚一百多。要飞走的留学生，都是有目标有奔头的。国内过来刚落地的，更是充满希望。唯有驾座上的他，没有着落，没有盼头，觉得自己像沙漏中掉下的一粒沙子。

开车和用电脑都是坐着，又没心思自己烧饭，成盒成盒买沃尔玛的炸鸡和冷冻甜甜圈，活该贪便宜，二话没说就胖了。对着星巴克卫生间的镜子，把自己吓了一跳。回家拎鞋就奔人工草皮球场去了。散场后躺在人工草皮上，胸肺像着过一场火，才觉得小腿是断了。蹭了一身黑胶粒回家，冰块贴小腿上，不知撕裂的是韧带还是肌肉。这一瘸倒也六根清净，彻底断了出汗的念想，任由它胖下去吧，胖到一见镜子就扭头绕开。至于头发乱成什么样，谁又在乎，反正也等不着面试。

主街上他一瘸一拐。有人在风铃下招手：“好久不见！你这是怎么了？”

是李金姝，正往窗子上贴广告。他凑上去一看，才知是店里招人。

“我挺好，就是工作找得不顺。”

“快进来吧。”

陈焕生又走进这家小店：靠窗那面镜子一直是李金姝在用，堆满了剪子、雾壶和发胶，靠墙那面曾是康德姐、纳沙和迭戈的，现在只空对着一张椅子。

正是暑假，小留们或回国或出去游玩，所以没有顾客，没有预约。李金姝要给陈焕生剪个免费的，他不肯，却被她拽到椅子上：“如果明天就有面试呢？你这样谁会要？”

银色的纱质围巾披在肩上，陈焕生不得不面对镜子里那张横起来的脸。

“工作找多久了？”李金姝用手指夹住他的头发，开始下剪。

“半年。”

“知道我丈夫找了多久么？”

陈焕生在镜子里摇头。

“四年。”

李大姐的丈夫——确切说是前夫——曾在芝加哥的国立科研所工作。2008年经济危机，联邦政府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这个除了核裂变就一窍不通的韩国男人被扫地出门，不得不操着磕磕绊绊的英语四处面试，从加油站到快餐店，连碰了四年的壁。李金姝扛起了三口之家的生存重担，在密歇根大道上的理发馆里用一把剪子苦苦支撑。十点上工，八点收工，手腕和脖子像被抽掉筋一样摇摇欲坠。可真正让她绝望的是丈夫患上了抑郁症，整个人放弃了，放弃找工作，放弃做家务，放弃接儿子上学放学。唯一不放弃的是体重：失业前一百五十磅，四年后二百二十磅。

“你根本想不到咱们亚洲人能胖成那样，堆在超市的电动车上——就是那种残疾人或重度肥胖症患者专用的车子——在速冻食品区转来转去，这就是我的丈夫。”李金姝下剪依旧很慢，说得也心平气和，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是丈夫提出的离婚，理由是她一个人能抚养好孩子，他还能从政府领救济金和食品券，足够满足自己对垃圾食品无法满足的瘾头。所以她才带着儿子来到这小镇，在教会认识不少朋友，开了这家小店。

“离婚前我是不信主的，”她说，“后来我才明白很多事你什么也做不了。我丈夫是个无可救药的大胖子，我不想离开他，却什么也做不了。人只有被逼到份上，才会想起信点什么。”

“他现在呢？”

头发剪掉一圈，镜子里那张脸更显突兀，陈焕生在围巾里深吸一口气。

“我跟他的医师通过话，说他有在服药。去年每个月都回芝加哥看他。今年儿子说不想再见到他了，就改成寄支票。”李金姝打开水龙头，“过来洗一下吧。”

他躺在斜椅上，闭上眼，感受着水从凉变温。

“陈，你要找的只是一份工作，不是一百份，”李金姝直起腰，晃晃脖子，仰头长叹口气，做了那一套舒展身体的动作，“你自己要是放弃了，那谁都帮不了你。”

陈焕生顶着这款新剪的发式，开车去了大峡谷，在北美的壮丽山河前忘记拍照。回村儿甩卖掉车，单程票飞回了国。二线城市的私企，头两个月且忙且乱，天又热，水土不服，自然而然瘦了下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个本地姑娘，很快发展到一起看房一起看午夜场。散场后手机收到一封邮件，看标题是美国那边的，心下一动。“滴滴”叫了车，先送姑娘回家，掏出手机读了两遍，才确定没错，真是波士顿那家公司，过去屡投不中，如今新开了职缺，问陈博士有没有兴趣面试。

有没有兴趣？他把目光转向窗外，国内的夜色与灯火缝合得如此温柔。

本想一删了之。回去冲完澡，对着空调凉快下来，打开电脑，调出那张表格，用亮绿色的加粗体，在最末一行输入那公司和职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