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无法默不作声地坐在客户面前，而不去设法降低萨格拉达的证词造成的伤害。布洛赫已经告诉她那100万美金的事了，但她们并未向亚历山德拉提起。看起来亚历山德拉是在贿赂哈尔·科恩，而科恩之所以被杀，要么是因为他想拿到更多的钱，要么是因为他打算向警方吐露事实。无论是哪个原因，亚历山德拉都有杀他的潜在动机。

现在亚历山德拉的辩词面临瓦解。凯特很怀疑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来止血，但若她连试都不试，亚历山德拉会起疑，她得做点什么。亚历山德拉正低喃道“不、不、不”，她的手臂和腿又开始颤抖了。她从包包取出一颗药丸，没喝水就硬吞下去。这似乎没什么用。凯特至少要演演戏才行。

“萨格拉达博士，你可能没听到之前所有证人的证词内容，我想提醒你，泰勒警探已证实，警方对被害者住宅以及我客户的公寓进行完鉴识检验后，没有找到任何氟哌啶醇存在的迹象，完全没有。你接受这一点吗？”

“我接受。”

“而我现在说你并不能肯定地知道究竟是谁写了这本日记，这个说法公平吗？”

“我想是公平的。被害者可能写了日记的一部分，或全部，或完全没写。”

凯特已经尽力了，她坐下来。德雷尔没有再次诘问，检方结案了。弗林站起来，向庭上表示被告没有证人要传唤。

被告最不愿意发生的事莫过于承受交互诘问的酷刑，如果他们足够聪明，就可以避免承受这种酷刑。如果被告不作证，就表示他们没有机会告诉陪审团他们没有犯案，不过另一方面，这样的主张也不会被检察官当众摧毁。

“我想要作证。”亚历山德拉说。

今天一开庭时，凯特就刻意把椅子挪得离亚历山德拉远了几厘米，她觉得自己需要保持距离。亚历山德拉犯下了多起杀人案，是个操控及杀害父亲，还嫁祸给妹妹的心理变态，且为了确保自己不被定罪而夺去了更多的人命。凯特希望审判尽快结束，不止如此，她还希望自己的客户被定罪，被关在监狱很久很久。

“我觉得这不是明智的做法，你可能因为试图贿赂证人而面临更多的罪名。那是怎么回事？你没跟我们说过科恩的事。”

亚历山德拉哭了起来，凯特心想她好像有个开关似的，眼泪和歇斯底里说来就来。

“我要他说实话啊。他说他会去找索菲亚要钱，谁给他钱，他就帮谁，看看要说日记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我、我真的真的很抱歉，他叫我不要告诉律师。”

“现在是检方要负责证明他们的论据，如果德雷尔在交互诘问中毁了你，你等于是在替他省事。而且假如你把刚才的说法告诉庭上，你绝对会面临更多的罪名。我们就交给陪审团决定吧。”

“你确定？”亚历山德拉问。

“我确定。我认为你上台作证的弊端超过你的想象，一定会很难看，而且会给德雷尔提供优势——你是他唯一有机会当面指控的被告，也是他唯一有机会攻击的对象。”

凯特看到客户在思考，算计中伴随着恐惧。5秒，10秒。亚历山德拉咬着湿湿的嘴唇，望向陪审团。有两个陪审员直接瞪了回来。凯特努力分辨这些眼神，他们是在看着心目中的无辜者，还是在等着惩罚杀人凶手？要凯特猜的话，她觉得他们看亚历山德拉的目光，就像10岁小孩看着笼子里的老虎：有一点着迷，背后却涌动着强烈的认知，知道这头猛兽会杀人。

“好吧，既然你认为这样比较好，我就接受你的建议。我相信你，我不作证。”

凯特向庭上确认她也不传唤任何证人。

“嗯，那就只剩结案陈词了。德雷尔先生……”

检察官起身走向陪审团，慢条斯理，胜券在握且充满自信。凯特知道他闻得到室内的血腥味，他现在要攻击了。

“这场庭审进行到这里，我们得知了一些新的事情。”德雷尔开口，“我们知道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和索菲亚·阿韦利诺的口袋够深，能帮自己买到厉害的辩护律师，这是毋庸置疑的。”

德雷尔的面部肌肉将他的嘴唇扯开，状似一般人脸上的微笑，但凯特从未见过德雷尔微笑。这个笑容出现在检察官脸上，假得就像在看腹语师的木偶下巴上下移动。德雷尔是个称职的检察官，策略稳固、聪明、无情、坚决。但在这一刻，凯特看到的是他欠缺的东西：人性。他跟陪审团没有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应该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她猜想德雷尔自己也明白这个弱点，或是以前曾有人为他点了出来，所以他很迫切地想在这方面下功夫。

他想当个开心果，结果自己的脸差点像开心果一样从中间裂开。

德雷尔看起来令人发毛。

“但这些昂贵的辩护律师是无法阻挡通往真相的道路的。有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绝对的事情，这个法庭内没有任何人去挑战它，而它也是你们该考虑的关键：法兰克·阿韦利诺死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在他的豪宅里。急救人员赶到他身边时，他尸骨未寒。其中一名被告杀了他，或是两人都有动手。不过现在在你们面前的被告，至少其中有一名是凶手。”他说，先指着亚历山德拉，又指着索菲亚。

“索菲亚·阿韦利诺选择不作证，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也是。这是她们的权利。她们的沉默表示你们没有机会听她们说她们没杀自己的父亲，她们各自借着律师之口否认了罪行。但既然各位没有机会听被告的说法，那么你们就得运用判断力，评估对她们不利的证据与证词。这些可是多得很……”

他巨细靡遗地重述警方与专家的证词，并表示辩护律师对证据的质疑或许有理，但陪审团也可能判定那只是法庭内的诡辩。

“各位陪审员，我请求你们裁定两名被告都有罪。如果你们认为其中一人的罪名尚有疑虑，那就不要轻易将她定罪，但至少其中有一人是凶手，这点一定不会错。也许是亚历山德拉，因为她试着收买证人，还伪造了父亲的日记；也可能是索菲亚，因为在她父亲胸口的刀伤里找到了她的头发。我们检方代表人民，请你们考虑她们都有杀害父亲的动机和机会，而鉴识证据也将两姐妹都与这起可怕的罪行联系在了一起。谢谢。”

艾迪站起身，手里拿着六页纸。这是篇已经写好，并准备念出来的演讲稿。凯特认为内容应该很有胆识，以无罪推定为主题激励人心，并提及我们司法系统与宪法的基础。她心想艾迪大概几天前就开始写他的演讲稿，并随着证据累积而添加及修改内容。完成之后，他会像她一样对着镜子练习、精修，雕琢每个字词，直到演说完美无瑕，清楚有力地传达出信息。

陪审团默默等待着。艾迪把那些纸抛在被告席桌子上，任由它们散开。

“我不需要念我的演讲稿，我甚至不需要跟你们谈本案的证据，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很专心，所以我就不浪费你们的时间了。请作正确的决定吧，判索菲亚·阿韦利诺无罪。”

说完，他就坐下了。

如果他手上有麦克风，他肯定会往桌上一丢。

“布鲁克斯小姐，”斯通法官说，“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陪审团说？”

凯特吞了吞口水，看着自己写的演讲稿，然后将它翻过去，正面朝下放到桌上。她站起身，拉平上衣，绕过桌子走到陪审团前方。

“我的客户……”她说完便僵住了。

我的客户杀了她父亲、她父亲的朋友哈尔·科恩、一个药剂师、一个收银员，可能还有迈克·莫迪恩，也许还包括她的母亲和继母，以及不知道多少人。

该怎么担任已知有罪者的律师？该怎么站在那里告诉陪审团那个人是清白的？为什么她第一场庭审就遇上了这种事？这些问题在她脑中乱滚，就像圆形转桶中的宾果球。

“各位陪审员，我在这场庭审开始前就写好了结案陈词，那是我学习到的做法。庭审开始前，我为客户准备了辩词，我知道自己要强调哪些重点，也知道本案会讨论哪些议题。我写演讲稿时，心里想着这些重点，我想要提醒你们这些重点。像是鉴识证据并不可靠、检方的论据有哪些漏洞、共同被告有什么谋杀动机……”

她再次停顿，让静默笼罩在室内。有两个陪审员坐直了一点，他们在认真听。他们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凯特自己也不知道。

“但我现在不打算这么做了。我想你们都已有定见，都已经充分理解了证据。我要请你们秉持公正、不带偏见，作出我的客户应得的裁决。”

凯特并没有告诉陪审团她的客户应得的是什么样的裁决。她完成了结案陈词，而她没有对她律师生涯中的第一个陪审团说谎。

她站得很直，抬头挺胸地回到被告席。她问心无愧。

至少在裁决结果出炉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