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娅·萨格拉达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犹如滴答作响的时针在倒数我交互诘问的时间。我又熬了一夜没睡，这次是在挑灯夜战。我已准备好在今天上午扳倒萨格拉达了，我该做的都做了，该打的电话也都打了。

然而我并没有准备好，我并不感觉自己胸有成竹。

萨格拉达在证人席就座，开始给自己倒水。

“艾迪……”哈利小声说。

他开始低声说话，但我充耳不闻。我不是在想日记、萨格拉达、索菲亚或亚历山德拉，这些念头已在我的脑袋里塞了一整晚，今天早上我唯一想到的人是哈珀。自从她死后，我每天晚上都是想着她度过的，而昨夜感觉像是背叛她了。现在她占据了我所有的心神。我试着按下开关，可是没有用。

“请记住，你仍受誓言约束，萨格拉达小姐。”斯通法官说，“弗林先生，你有问题要问这位证人吗？”

我有，但我一个都问不出来。这种痛苦的感觉就像被那种老式的深海潜水装裹住，有铜制头盔与气泡形面镜、装了铅块的靴子与加上重物的腰带。这种痛苦保护着我，让我与世界隔绝；它也重重地压住我，把我往下拖。

“艾迪，上场吧。这是为了哈珀。”哈利说。

我站起来，决定不再隐藏这份痛苦，反而要善于利用它。

“萨格拉达博士，你是否同意：与你拥有相同专业的其他人士，在鉴定完这本日记后，对日记作者的身份可能作出与你不同的结论？”

“我同意。我们只是负责提供自己的意见，我明白其他人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

第一步完成了。

“你同意你对日记作者身份的解读可能会有瑕疵吗？”

“这是可能的。我不认为有，但确实有这个可能。”

她很小心地避免自己被逼到墙角。要是我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推翻了她的意见，她需要留一条后路来保住自己的专业信誉。这点很聪明。此外，这也让陪审团对萨格拉达的信誉多了几分信心——她陈述的是诚实的看法，而她也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其他的可能性。这反而使得她的证词更为有力。我得小心处理。

“你的意见建立在字母形态上——也可以说是风格？还有语法和句子结构，对吗？”

“对，原则上是。”

“不过日记里的笔迹并不完全符合法兰克·阿韦利诺已知的笔迹样本，对吗？”

她移开视线，直接对着陪审团解释。

“笔迹可能会随着时间和情境而改变。整本日记的笔迹都是相似的，有些段落的相似度较高。在这里已知的改变原因是被害者在写日记期间曾遭到下药。”

“熟悉被害者笔迹的人，知道被害者说话习惯的人，就能相当贴切地模仿出死者的笔迹，不是吗？”

“要看那个人的技巧如何。对，我想那是可能的。”

“日记中的第一个纪录，日期标记为去年的8月31日。我稍微念一点开篇的内容好了：‘我讨厌写这鬼玩意儿，从来没写过。我可不是想出回忆录的那种人。要说起不可告人的事，我橱柜里藏的骷髅多到能装满一座墓园呢——甚至是两座。是医生叫我写这个的，只是写给我自己看的，还有古德曼医生也会看……若不是我的前列腺有问题，就是我的大脑有问题。哈尔·科恩终于说服我去看看这两科的医生了。我现在在吃治疗前列腺的药，大脑则得写这鬼玩意儿。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回答了，他说我好得很。可是为了让他高兴，他要我写下我的想法以及我注意到的任何症状。过几个月他会再看看我。’我想这么说应该没有问题：这本日记是在被害者的神经科医生古德曼医生的建议下写的，因为他想取得病患的症状概述？”

“这个说法应该颇为正确。医生大概想在进行脑部扫描前，先确认这些症状是压力引起的还是另有原因。我猜医生担心这可能是失智症的初期阶段。”

“应该是这样没错。你拿到了被害者的医疗纪录，对吗？”

“对，我想知道被害者是否在接受某方面的治疗，因而可能影响了他的精细动作技能，并进而改变了笔迹。”

我俯向被告席的桌子，从面前那沓文件中拿起一页纸，然后走向证人。

“这是法兰克·阿韦利诺医疗纪录的一部分，是被害者的神经科医生古德曼医生的诊断报告。上面纪录了血压和生命体征的测量值，以及身体检查的结果。最后一个手写纪录写着‘RV 3/12 DY’，你看到页面最底下写着这些字了吗？”

“我看到了。”

“我原本不太确定这些缩写的意义。我想‘RV 3/12’是说三个月后复查？”

“对，没错。这符合被害者在日记里写的内容。”

“至于‘DY’，我着实困惑了一阵子，但你是否愿意勉为其难接受，它可能是日记（diary）的简写？”

“我不只是勉为其难接受，我赞同它就是。古德曼医生很可能记下他想在三个月后看看法兰克的日记写得如何。当然，日记中该笔纪录的字母形态和句子结构也确实符合被害者的比对样本。”

“谢谢。日记的下一个纪录是去年9月5日写的。我再次念一小段：‘我并没有神志不清。今天我吃完早餐走出吉米的餐厅，她就在马路对面。两天以来，我已经见到她两次了。她一踩油门就骑走了，哈尔正好从餐厅前门走出来。他说他没注意到她。也许哈尔的脑子快要坏掉了。我马上打给迈克·莫迪恩，叫他雇用哈尔推荐的私家侦探。’这一段是否符合被害者的字母形态和句子结构呢？”

萨格拉达点头，“是。”

“下一个纪录是9月15日，我再念一小段：‘索菲亚昨天煮的汤还在冰箱里，亚历山德拉让熟食店送来的炖菜放在汤旁边。我做了个花生酱果酱三明治，倒了杯牛奶，边吃边看新闻。今晚感觉好一些了，几天以来，我的头脑第一次比较清醒。私家侦探公司打电话来，我跟他们说贝德福德都没有联系过我，不管是打电话或发信息都没有。不，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老天，他跟我强调过我不会看到他。明天早上他们要派新的人员来。贝德福德失踪了，新闻报道了警方呼吁民众提供消息的事。’这一段符合被害者的字母形态和句子结构吗？”

“符合。”萨格拉达说。

我等了一会儿。我在这些问题里埋了炸药，在我按下引爆器之前，我想先看看有谁会被爆炸波及。

亚历山德拉的右手握住左拳，两只手肘都支在桌子上，下巴抵着指关节。我看到她的贝齿紧咬住下唇，眉头紧锁，不知是专注还是忧虑，也许两者皆有吧。以前常听到一种说法，凶案被害者眼里会留有凶手的影像。那是古老的迷信，然而当我望进亚历山德拉的眼睛时，我看到她眼角微红，仿佛她的目光仍染着鲜血。

索菲亚的表情十分柔和。她双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手指伸直，像是想探触到什么东西——也许是真相吧。或是慈悲。我在索菲亚身上看不到凶手的形象，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被害者。她在其他人手里遭受了太多苦难。我猜她过去伤得太重，那种痛苦几乎令她怀念。它成了一种慰藉，或至少能提醒她自己还活着，还会痛，还会流血。有些被害者会被“失去”的痛苦给毁灭。那种痛苦会夺走他们的一切：味觉、嗅觉、爱、安全感、理智。悲伤是可恶的盗贼，除非有人关住它，不然它就会偷光所有东西。索菲亚看起来已经无法再承受失去的痛苦了。她知道那本日记是送她被判终身监禁的单程票，我得把它撕毁。

我转头看向萨格拉达。

“你已相当公允地表示，你的观点主要建立在个人意见上，而对日记作者的意见可能因人而异。如果有新的信息质疑这本日记的真实性，你愿意改变意见吗？”

文件鉴定分析并不真的像用木盆里的指骨来占卜一样不着边际，却也不算差了十万八千里远。萨格拉达仔细考虑要怎么回答，然后说：“要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新信息。”

“如果新信息能揭露，这本日记完全是为了这场庭审而写的呢？”

“我不太懂。”萨格拉达说。

“我换个说法好了：这本日记是伪造的。”

有时候在法庭内说出的一句话，效果犹如一道突如其来的寒风。每个人都坐直了一点，扬起眉毛，互相交换讶异的眼神，仿佛他们马上要打开爆米花欣赏表演了。这是歌剧序曲最后几段激昂的和弦，幕布即将升起。

“我已经就笔迹提出我的意见了。”萨格拉达说。

“我说的不是笔迹，我说的是日记的内容。日记第一个纪录的日期是8月31日，提到被害者刚看过医生，必须为医疗目的写这本日记。而根据医疗纪录，该次就诊日期是9月1日，这个纪录上方还写了一行字：8月31日——DNA。DNA是‘未报到’（Did Not Attend）的简写，阿韦利诺先生错过了原本的预约日，重约了隔天再看诊，也就是9月1日。日记上把这次看诊的日期记错了，纪录成8月31日。也许写下这个纪录的人知道他那天约了诊，却没发现法兰克错过了预约，是隔天才去的。”

萨格拉达望着德雷尔，没回话。

“日记中9月5日的纪录提到被害者在吉米的餐厅吃早餐，这是被害者每天早晨都会做的事。然而，由于附近发生瓦斯外泄的意外，那间餐厅在9月5日暂停营业了。日记中没提到瓦斯外泄，也没说去了别处吃早餐。只有当天根本没去过现场的人才会省略这些细节，理所当然地以为法兰克就是在吉米的餐厅吃的早餐。日记中9月15日的纪录提到私家侦探贝德福德失踪了，说新闻也报道了，然而这起事件首次登上新闻媒体是在9月18日。萨格拉达博士，这本日记的作者是某个知道法兰克·阿韦利诺大致动态的人，但并不是法兰克·阿韦利诺本人。”

“我制作报告时没有这项信息，我并没有核查日记的内容是否正确。”

“对，你没有。如果你制作报告时具备这项信息，我想你的意见可能会更全面。”

她犹豫着。我给了她一条出路，不至于影响她的专业判断力。如果她聪明的话就会接受。

“验证日记内的信息正确与否是执法机关的工作，不是我负责的。得知这项新信息后，我无法再坚持自己先前的意见是对的。在这项新信息的帮助下，我必须质疑这本日记的作者身份。”

陪审团中有几人倒吸一口气或是低声咕哝起来。他们原本毫无疑问地锁定了本案的被告之一，现在又被剥夺了这份笃定。这下两名被告是有罪或无罪就跟先前一样扑朔迷离了。直到我提出下一个问题。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是通过哈尔·科恩取得的这本日记，而科恩先生现在已经身亡。我们对科恩先生的财务活动做了些调查。若我告诉你，有人最近汇了100万美金到科恩先生的账户，你会很惊讶吗？”

“我不知道这件事。”

“它是由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名下的账户汇过去的。这下我们不禁要问了：写一本假日记指出索菲亚·阿韦利诺是给被害者下毒的人，到底对谁有好处？”

“抗议！”德雷尔叫道，“与本案无关且要求证人臆测。”

“法官大人，这位是获准提供个人看法的专家证人。”

“我允许你问这问题，但证人要小心回答。”斯通说。

萨格拉达可要小心了，这场交互诘问可能会损害到她的专业度。她并未获得充分的时间以好好检查这本日记，纽约市警局也并没有查验它的正确性。她若想全身而退，不在个人纪录上留下任何污点，唯一的选择就是背弃检方和警方。

“我再问一次：伪造这本日记对谁有好处？”

“嗯，显然是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她极有可能是这本日记的写作者。日记将矛头指向她妹妹，而我相信这本日记应该是假的，她可能是给了科恩先生那笔钱，让他把日记交给警方。”

陪审团的12颗头都转了过去，控诉般地望着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我坐下来，让他们尽情地瞪着那个杀了自己父亲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