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放下笔记，起身绕过被告席的桌子，好离鲍曼近一点。他眉头紧蹙，但仍保持彬彬有礼的微笑。那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表情。

“鲍曼先生，你说你是美国法医牙科学与齿印比对齿科学协会的会员？”

“是的，女士。”

“美国至少还有另外三个法医齿科学的相关组织，包括法医牙科局、美国法医齿科委员会、国际法医齿科及口腔学组织。你并不是这些组织的会员？”

“不是，女士。”

“为什么呢？”

鲍曼大声呼出一口气，仿佛这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嗯，我加入的组织将总部设在休斯敦，离我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最主要的是它对我来说比较方便。”

“我刚才提到的另外三个组织在过去几年来试图制定出齿印检验与比对的标准鉴识指导原则，而你加入的组织并没有这么做，对吗？”

“那些组织设在纽约或加州，而且我们不怎么认同它们的做法。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凯特停顿，朝陪审团扬起一眉。纽约人不太喜欢别人明目张胆地贬低他们的城市或他们的市民。凯特停顿了很长时间，时间久到足以让陪审团对鲍曼感到不满，然后才继续说。

“所以，譬如说，你们并不会用电脑建构嫌疑人牙齿的3D影像？”

“不会。”

“你们也没有标准化的评分系统，可以为相似度分级？”

“没有，女士。”

“你们只是比对了嫌疑人的齿列以及被害人身上的齿印。你们并没有……譬如说，用十个左右的齿模去制造出一排模拟齿印，就像警方让受害者指认犯人时的做法，而这也是法医牙科局建议的方式？”

“我没有这么做。”

“你是什么时候被找来进行齿印分析的？”

“我星期六接到电话，星期日乘坐飞机出发，当天晚上就对尸体进行了检验。”

“你是在哪里检验尸体的？”

“停尸房。”

“那么也就是说你并没有把伤口的变形放在心上？”

“我认为伤口有一定程度的变形，但它并不影响我的发现或测量结果。”

“我们还是来厘清一下我说的变形是什么好了。人类的皮肤是非常有弹性的，它能伸展、收缩、肿胀、皱起，对吗？”

“对。”

“当尸体被搬动时，皮肤势必被施加了一些力量。尸体从犯罪现场被抬起装进尸袋，送到市立停尸房，之后必然又从尸袋中被抬到检验台上。”

“应该吧。”

“尸体被抬起来的时候，通常搬运者会将双手伸到尸体手臂底下，也就是腋窝处？尸体两侧各有一人，还有一人抬腿？”

“我猜想情况正是如你所言。”

“皮肤受到拉扯时，若是本来就有某个部位破皮了，这个动作可能使得皮肤被撕裂得更厉害，是不是？”

鲍曼沉吟半晌，说：“有这个可能。”

“很有可能，对吗？”

“有可能。”

“有鉴于你的测量数据都精确到零点几毫米，你所测量的伤口是否完全有可能在搬动尸体的过程中被拉大？”

“有这个可能，任何可能都存在。”

“你检查被害者时，应该已经有尸僵现象了，那会让皮肤变紧，因此撑大所有穿刺伤口，对吗？”

“应该吧。”

“我刚才提到的齿科组织之一，表示当尸体出现尸僵时，或是尸体被移动过，就无法再进行准确的齿印比对了，这难道不对吗？”

“女士，我觉得好像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使用的不是那一套方法了。”

“鲍曼先生，这难道不正是齿印比对的部分问题所在吗？亦即没有公认的比对标准？”

“我不这么认为。比对的准确度取决于我的专业能力。”

凯特花了点时间停下来思考。她来到了抉择点，接下来事情有可能急转直下。她可以停住，利用她已经取得的回答，也可以把所有武器都丢向鲍曼。她回头瞥了一眼，看向布洛赫。她双手捧着下巴，闭上眼睛点点头。

跟他拼了。

“鲍曼先生，美国没有齿印数据库，对吗？”

“据我所知，没有。”

“所以，你不能拿被害者身上的齿印去跟任何一组牙齿比对，就只能跟本案的两个主模型比对？”

“我干吗要拿那个齿印去跟纽约市的所有人进行比对？我能看出也能测量出它们的相似之处，我不需要拿它跟普罗大众进行比对。”

“我们都有同样类型的前齿，除非少了一颗牙或有一颗牙受损，对吗？”

“是的。前齿包括中门齿、侧门齿和犬齿，在上颌弓和下颌弓各有两颗这三种牙齿，总共十二颗牙。每一颗我都检验过，并且与齿印进行了比对。某人每颗牙的间距都与另一个人相同的概率……嗯，我甚至计算不出来，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一般牙科的目标，就是维持牙齿及牙龈健康，还有确保齿列整齐一致，是吗？”

鲍曼的脸开始变红。血色迅速扩散到他的头皮，使他看起来像一颗愤怒的西红柿。

“不一定都是以整齐一致为目标的。”

“如果某人戴上矫正牙套，肯定就是以整齐一致为目标了吧？”

他低吼：“没错。”

“你刚才提到普罗大众中有人的齿印与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相同的概率，是用‘每颗牙齿与另一颗牙齿的相对位置都独一无二’为前提来计算的，对吗？”

“这个前提必然是对的。”

“若是如同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这样，曾为了调整牙齿位置而戴了十二个月的矫正牙套，这个前提就有待商榷了。她戴牙套是为了让牙齿看起来更整齐一致。”

“我不知道她戴过牙套。”

“知道以后会改变你的结果吗？”

鲍曼摇头，“应该不会，不太会。”

“了解。而别的法医齿科学家都根本不会尝试去比对这个案子中的齿印，因为尸僵以及尸体移动过的关系，这一点并不会让你对自己的发现有所怀疑？”

“不会，女士。”

“关于你用主模型模拟齿印这部分，你是用什么材料模拟被害者的齿印的？”凯特问，其实她已经知道答案了，她只是想让陪审团听到。

“猪皮。这是我们在符合道德标准下所能使用的最相近的材料。”

“你认为猪皮能跟尸僵状态的人体相提并论？”

“我们没有更好的材料。”

“总结来说，你的分析没能纳入伤口产生后齿印外观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可能性，你也无法作出我客户的齿印确实独一无二的结论。”

“好像是如此，女士。”

凯特转身背对着证人，一边走回座位一边观察陪审团。有些人在对鲍曼摇头，其他人要么没被凯特说服，要么没被鲍曼说服——他们看起来似乎不置可否。很难判断这次的交互诘问究竟顺不顺利，不过至少她扭转了几名陪审员的想法。她交互诘问的目的是降低伤害，仅此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她认为算是成功的。

德雷尔不甘心让两位专家证人都败下阵来，又花了10分钟努力修补鲍曼的证词，但凯特已造成够大的伤害。那几个陪审员仍然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鲍曼。

那就够了。

鲍曼走下证人席时，朝凯特的方向做出“贱货”二字的嘴形。起初她很错愕，后来她仔细盯着鲍曼的脸。他经过她桌子时还用嘴形说了别的话。

他说这句话时并不是看着凯特，也不是看着布洛赫。

不，他骂的是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拉无法直视鲍曼，她回避着他的目光，因此没看到他说：“杀人的贱货。”

凯特考虑提出申诉，向法官强调这件事，要求他管束鲍曼。不过她又不希望陪审团知道鲍曼是怎么称呼亚历山德拉的。

也许鲍曼对自己的狗屁科学深信不疑，凯特心想。

接着她脑中浮现出另一个念头：会不会鲍曼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