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要不干脆放弃问索姆斯问题得了。他刚才的证词有杀伤力，但不算太强。凯特已尽全力减轻损害了，可惜她第一个提问不够严谨。这不能怪她，对待某些证人，你就是需要把牵绳扯得特别紧，然而你必须问完第一个问题才能知道对方是不是这一类证人。久经沙场能为你带来一些优势，不过凯特的表现比我第一次在谋杀案庭审中的要好多了。

我站起身，觉得我得再摇一摇这棵树，看看会不会落下什么东西来。

“索姆斯警探，被告在现场对你作出这些陈述时，我想她们两人都已经被逮捕，也已被宣读米兰达权利了，是吗？”

“当然。”索姆斯说。

即使这不是事实，当你这么问，纽约的每个警察都必定会给出肯定的答复。没有哪个警察会承认，有嫌疑人尚未被告知他们有权利保持沉默，就说出重要信息。如果没对嫌疑人宣读权利，嫌疑人作出的陈述大部分都不会被接受作为呈堂证供。索姆斯绝不会承认在嫌疑人尚未听到米兰达权利时就和她们交谈了。

“你确定你在现场与两位被告谈话之前，她们都已经被正式逮捕，且听到过米兰达权利的内容？”

“我百分之百确定。”他带着一种满意的态度回答道。他是挂着得意的笑容对陪审团给出这个肯定的答案的，但他不知道，他刚才也等于将自己的心脏装在盘子里奉献给我。我还不急着从他手里抢过盘子，我得静候最佳时机。

“索姆斯警探，你认为被告在现场做的陈述很重要，是吗？”

“是的。”

“我猜也是。你似乎暗示，由于亚历山德拉和索菲亚没有问你她们的父亲是否还活着，就表示她们杀了他？”

“这是符合逻辑的结论。”

“我们在此先提醒自己：检方声称他们握有对两名被告都不利的证据。如果有一名被告在犯罪现场对你作出了重要的陈述，嗯，这对检方来说不是很关键的证据吗？”

“是。”

“你在现场用笔记本写下这份陈述时，就知道这是重要证据了，不是吗？”

“应该吧。”

“既然它这么关键，你却没想到要将其纳入你的书面证词，或是把你的笔记本复印件交给检方，当作证据开示分享给辩方团队？”

“我把所有相关信息都交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了。”

“但不包括你笔记本相关页面的复印件？”

他停顿。

如果他撒谎，回答“有包括”，那他就可能会损害检方的信誉；如果他说实话，他就完全不知道我打算把他引入什么样的暗巷里。

“我一定是漏看我的笔记了。我好像没有把复印件交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你好像没有给？前纽约市市长陈尸于自己的卧室，被切割得残破不全，你拘留了两名嫌疑人，根据你的说法，她们两人都作出了重要的陈述，而你好像没交出那些陈述的笔记？你要么是交了，要么没交，到底是哪个？”

索姆斯清了下喉咙，努力恢复几分镇定，然后望着陪审团说：“我没有交。”

轮到我按暂停键了，让陪审团吸收这句话。这是个次要的重点，不过我想放着，让它先默默啃会儿桌脚，一会儿再来处理。

“索姆斯警探，你没有能力执行基本的调查工作吗？”

他回答时不再费心望着陪审团，而是带点火气地直接冲着我回话。

“我的纪录自可证明。我的部门在本市，或者说其他任何城市，是凶杀案破案率最高的部门之一。”

“那么身为经验丰富又才华出众的调查员，你应该不会犯下未将重要信息交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这么基本的错误吧？”

“我猜……”

“警探，两名被告在现场作的陈述根本不重要，对不对？”

“谁说不重要。亚历山德拉和索菲亚没问她们父亲是否还活着，是因为她们都知道他已经死了，因为她们‘确保’他‘死透’了。”

“两名被告都没问她们父亲是否还活着，还有另一种原因，不是吗？”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我当了这么多年的重案组警探，从没遇到过这种事。”

“在这之前，你证实了被告在现场接受问话之前，她们曾听过米兰达权利，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确定，我们向她们宣读过权利了。”

“嫌疑人只有在被正式逮捕后，才会被宣读权利，对吗？”

“对。”索姆斯说，这些问题让他开始厌烦了。

我从检方的证据开示里取出一页文件，递给书记官。

“请看这份文件，这是逮捕纪录。负责逮捕的警官是雅各布斯巡警？”

“对。”索姆斯说。

“两名被告是因同一罪名遭到逮捕的？”

“对。”索姆斯说，现在他知道我想干吗了。

该击倒他了。

“根据这份纪录，雅各布斯巡警是以谋杀罪名逮捕两名被告的，也许她们就是从那时知道她们的父亲已经死了。”

索姆斯吞了口口水，喉结不受控制地上下滚动。

“除非发现了尸体，否则你不可能因谋杀罪逮捕她们，是吧？”

他没回答。什么回答都是多余的。

“警探，对这两名被告不利的证据少得可怜。你和检方为了建构论据，不惜紧抓着薄弱的希望，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

索姆斯清了下喉咙，抿了一口水，凑向麦克风说：“不是的，先生。”

索姆斯从法兰克·阿韦利诺胸部的伤口深处取出那根头发。毛发及纤维专家还有泰勒警探对此会有更多话要说，但我只需要先彻底解决掉索姆斯。

“警探，你作证说你从被害者胸部一处伤口里取出一根头发。你并不是毛发及纤维分析专家，对吗？”

“我不是，先生，这部分我们已委托给山德勒教授负责。”

“好的。没有别的问题了。”

德雷尔并没有试着修补任何损害，不过他也无能为力了。在我看来，地方检察官确实是狗急跳墙地抓住每一丝倾向于显示有罪的证据——只要能被歪曲成对检方有利的事情，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往我们这里扔过来。

“检方传唤伊塞亚·泰勒警探。”德雷尔说。

索姆斯走下证人席，只跟泰勒交换了一个眼神。他的眼神在警告泰勒：当心了。泰勒比索姆斯要年轻得多，也更急躁鲁莽，聪明的律师能够更轻松地引导他掉入陷阱。

泰勒穿着一身黑衣：衬衫、领带、西装、皮鞋，很适合这个场合。他宣誓后在证人席安坐下来。

“泰勒警探，你负责执行被害者与其家人的相关调查工作？”德雷尔问。

“是的，”泰勒说，“我的搭档和我各自承担一部分这个案子的工作。在凶案当夜，也就是星期六凌晨，我接到一位名叫迈克·莫迪恩的律师来电。他对我说，他跟被害者事先约好，要在星期一讨论修改被害者遗嘱的事。”

“你是否取得被害者遗嘱的副本？”

“是的。遗嘱执行人为哈尔·科恩。科恩先生是被害者的竞选总干事及友人，他提供了一份最后版本的遗嘱复印件给我，在档案中标记为第6号证物。”

问答中断了一会儿，因为陪审团这下有理由打开面前的文件，翻到正确的证物并开始阅读。

“这份遗嘱是五年前立下的，对吗？”德雷尔问。他在引导证人，但我没有提出反对。这对我们没有什么伤害，而且他等于在加快进度。

“没错，这份遗嘱是2014年在莫迪恩先生的事务所订立的。”

“警探，这份遗嘱有什么效力呢？”

“遗嘱留下总额100万美金的慈善捐款，死者遗产的剩余部分则平分给两个女儿——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和索菲亚·阿韦利诺。”

“你当时能够查明法兰克·阿韦利诺的遗产总值有多少吗？”

“是的，科恩先生曾因税务因素而收到这方面的估价，遗产总额为4900万美金。扣掉应付税额以及捐款部分，剩下的遗产总额为4400万美金。”

我们后方人群里有人吹了声口哨以表示赞叹。法官肯定没听见，因为他并没有告诫旁听席的人。这个数字引起不少人耳语、嘟哝和吸气，甚至包括几个陪审员。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大笔钱。

“好，我们从莫迪恩先生的来电知道死者想要修改遗嘱，并且已约好在星期一上午和莫迪恩先生见面讨论此事。你知道遗嘱将如何修改吗？”

“我不确定。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死者遇害时受到了不正当的影响。”

“你说不正当的影响是指什么？”

“法兰克·阿韦利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下药了。由该类药物的类型研判，我们认为下药的目的是设法掌控阿韦利诺先生以及他的财富。”

陪审员纷纷往前倾身。这时我忍不住望向索菲亚，她一手捂住张开的嘴，转头用受伤又痛苦的眼神凝视着姐姐。我们已经告诉她这项假设，以及毒理学报告的结果了。然而听自己的律师说是一回事，在公开法庭上听到它被列入纪录，又是另一回事。

亚历山德拉垂着头，哭得肩膀一起一伏。

德雷尔不疾不徐地带领泰勒讲了一遍毒理学的报告结果，并解释给陪审团听。氟哌啶醇是一种抗精神病药物，若是施用的剂量正确，能让服药者变得温顺、言听计从、易于掌控。

“警探，你说被害者被人下药，可是你的根据是什么？法兰克·阿韦利诺会不会是自己要吃这种药的？”

“我不这么认为。根据他的医疗纪录，医生并没有开这种药给他。此外，从他遇害前数个月开始，他便因为出现类似早期失智症的症状而向家庭医生求诊。这也可能源自阿韦利诺先生体内的药物造成了失智症的症状。医生建议12月时做磁振造影检查，但阿韦利诺先生没能活到那个时候。”

“如果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氟哌啶醇，你觉得可能是怎么回事？”德雷尔问。

“某人想控制法兰克·阿韦利诺。譬如说，那人可能想说服他在授权书上签字。”

一股寒意漫过我全身。德雷尔想把这件事带往我没料到的方向。我在检方的档案中翻到某一页关于证物的内容，又仔细看了看那个文件。德雷尔一直在慢慢累积这个切入点的进度，而泰勒刚才把门又开大了一点，方便他进去。德雷尔指示陪审团与证人翻到我在看的这一页。

“警探，228号这份证物文件是什么？”

“这是一份于9月15日执行的授权书，它授予阿韦利诺先生指定的代理人处理他所有的财产及事务的权力。”

“那么被指定成为阿韦利诺先生代理人的是哪些人呢？”

泰勒缓慢且谨慎地说：“是哈尔·科恩先生以及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