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的开场陈述出乎凯特的意料。她本来很笃定他会在法庭中央丢下重磅炸弹，也准备好看着他炸开她的防线。

结果他没有。

他并没有冲着亚历山德拉来。这是风险很高的策略，却很聪明。这个策略依靠的是陪审团认真看待他们发的誓，决定既然他们无法选出亚历山德拉和索菲亚谁才是真凶，他们就得作出无罪裁决。严格说来，这样的论点很稳固。

布洛赫小声说：“他很牛，不过那绝对没用的。”

“为什么？”凯特问。

“陪审团看到那张法兰克的照片了，如果他们相信姐妹之一干出了这种事，他们肯定要让某人付出代价，否则他们不会甘心走出这间法庭的。”

凯特点头，然后她看到德雷尔站起身，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出场。

“布莱特·索姆斯警探。”德雷尔说。

凯特快速翻着笔记本，寻找她用粉红色便利贴标记的笔记。她在找这部分内容时，听到索姆斯走向前。她认出凶案当晚曾见过他，当她在警局跟亚历山德拉初次见面时。当时这位警探穿着非常可怕的黄色衬衫，那件衬衫丑到让人想忘都忘不掉。就是那么糟。

索姆斯很高，55岁左右，花白的头发紧贴头皮。黄色衬衫今天休假，不过代班的衬衫也没好到哪儿去。他穿着深蓝色西装和绿色衬衫，搭配蓝白条纹领带，整体组合相当古怪，凯特不禁怀疑他是不是色盲。索姆斯举起《圣经》时，凯特注意到索姆斯左手无名指有一圈凹痕：他最近才拿掉原本戴着的婚戒。这就难怪了——没有哪个老婆会让老公以这身打扮走出家门。

索姆斯发过誓之后，斯通法官请他坐下，又花了点时间确保警探有水可以润喉以及不缺任何东西，让他在证人席上能待得舒舒服服的。

为了让证人进入状态，德雷尔先问了些简单的问题，包括警探从业多久了，资历如何。他是职业警察，从业十五年以来大半时间都待在重案组。这不是他第一次参加牛仔竞技。

“警探，警方一开始是怎么知道有这起罪行的？”德雷尔问。

“两名被告都用手机打了911报案电话。”索姆斯说。他发言时刻意转向陪审团，对着他们回答。他没有微笑，甚至没向陪审团展现出友善。他给凯特的感觉是一个很有荣誉感的警察，来这里只是尽自己的职责，把事实说出来。他是检察官梦寐以求的证人。

“法官大人，为求谨慎，我想现在应该播放报案电话的内容给陪审团听。”

“我同意，警探，你不反对吧？”法官问。

凯特从未见过如此偏袒警察的法官。哪怕你在律师资格考拿到再好的成绩，哪怕你把每部判例法和先例都背得滚瓜烂熟，哪怕你高分通过每场模拟审判的考验，都无法对这种事做好心理准备。即使你的论点在事实面与法律面都完全精确，碰上有预设立场的法官，你仍然可能输掉官司。这就是现实世界。

德雷尔向助理之一比了个手势，凯特放下笔，听着扩音器响起，第一段录音开始播放。

是亚历山德拉。

布洛赫打开一个档案，跟着文字稿边听边读。亚历山德拉吞了吞口水，闭上眼睛，听着自己的声音，听到贯穿每个字的恐惧犹如流经岩床的厚厚金脉。

陪审团也在听，凯特仔细观察。他们完全沉浸在录音里。

录音戏剧化地结束了，接线员与亚历山德拉的通话断开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

“请接着播第二通电话。”德雷尔说。

这是索菲亚的通话，比亚历山德拉几乎晚了一分钟打进911紧急报案中心。在凯特听来，索菲亚嗓音中的颤抖相当真实。若要她评断这两通电话，她认为索菲亚听起来更害怕。

布洛赫合起通话文字档的档案，交叉起手臂靠向椅背。她肯定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索菲亚听起来更真实。

凯特并不怀疑她客户当时的恐惧是否真实，这只代表索菲亚很擅长假装而已。

“索姆斯警探，你是否受到纽约市警局特勤小组指派，到现场进行调查？”

“是的。”索姆斯说，“特勤小组控制住了房屋及现场的状况。由于两名住户身上都有血，而且两人都表示对方犯下了谋杀案，特勤小组警官便决定拘留两人。我抵达现场时，两名被告都被逮捕，警官也向她们宣读过权利，于是我跟两人都谈了一下。”

凯特的笔原本一直在纸页上移动，记下索姆斯警探提出的证词，现在她的笔突然停住。

先前索姆斯从未揭露过在现场与被告的对话内容，他的书面证词里也没有。这是全新的证据。她快速瞥了艾迪一眼，看到他绷紧下巴，下巴边缘的肌肉皱起。他也没防到有这一手。

两人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先跟谁谈的？”德雷尔问道。

“我先跟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谈的。”

“她说了什么？”

索姆斯转开头、在对陪审团说出答案之前，短暂地瞄了凯特一眼。凯特当下就知道大事不妙。

“我可以参考我的笔记吗？”索姆斯问。

法官和德雷尔点点头。索姆斯伸手从外套口袋里拿出笔记本。凯特没有收到这本笔记的复印件，她也不认为艾迪看过。

“亚历山德拉说——逮捕那个贱货。她杀了我爸。她会杀了我的。我记下了这些话，然后我才跟索菲亚·阿韦利诺谈的。”

“索菲亚·阿韦利诺说了什么？”

“她说——你得逮捕亚历山德拉，这是她干的。她很邪恶，她毁了我的生活。”

德雷尔点头。

这并不像凯特以为的那么糟。这些指控算是互相抵消了——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想法。

“我们继续讨论犯罪现场之前，我注意到你在现场与两名被告交谈时，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和索菲亚·阿韦利诺都没有询问她们父亲的状况。你有跟她们任何一人说他已经死了吗？”

“我没有。”

“而就你所知，不论在现场或在警局接受侦讯时，索菲亚·阿韦利诺或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是否曾在任何一刻，关心过她们父亲目前的健康状况？”

“没有，先生，她们没有。我猜她们已经知道了，因为——”

“反对，”凯特说，“这位警探的猜测不算是证据，他并不是在提供专家证词。”

凯特已经弯下膝盖准备坐回去，她的反对很清楚、精准且百分百正确，结果她却听到斯通法官说：“反对无效。”

凯特又站起来，“法官大人，证人是在臆测——”

“布鲁克斯小姐，”斯通说，“我知道你对法庭的程序并不是十分熟悉，但你提出的反对已经被我驳回了。这是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重案组警探，在他长久而卓越的职业生涯中，他势必已亲历数百个重大犯罪现场，与现场数千名当事人谈过话。如果他愿意就此事提供意见，本庭愿意倾听。”

凯特感觉自己像5岁小孩。知道规则是什么，与期望真实世界中的法官会遵守规则，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她得很快从教训中学到这一点。

“抱歉，警探，你能复述你的回答吗？”德雷尔问。

“好的，根据我的经验，每当我们与被害者的家属谈话时，他们都只想知道被害者是否还活着。不管被害者看起来伤得有多重，这都是他们关心的第一件事。他们不放弃渺小的希望，希望所爱之人仍然能撑过来。在这个案子里，她们两人都没问法兰克是否还活着，这很不寻常，极为不寻常。我认为那是因为她们都知道他已经死了。”

“在那两通报案电话中，她们说的是她们的父亲被攻击了，并没有说他死了，对吗？”

“对。她们应该也知道每一通报案电话都有录音。”

“她们在报案时有要求急救人员到场吗？”

“有，两人都要求派救护车。”

“然而警方与救护车赶到后，她们却没问起父亲的状况，这是为什么？”

“她们知道他已经死了。”索姆斯说。

“你认为她们为什么知道他死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们用30厘米长的刀子刺进了他的两只眼睛里，这样就会知道了。”

凯特提出反对，法官点点头。

“我们换下一问好了。请把编号E.3.8的照片展示在幕布上。”德雷尔说。幕布马上如他所愿，被如恐怖片一般的画面填满了。那是法兰克·阿韦利诺躺在床上被摧残过的尸体照片，不过跟之前那张相比，镜头拉得较远一些。

“警探，你能为我们描述这个现场吗？”

“这是一间位于三楼的主卧，地址是死者在富兰克林街的家中。照片是从卧室门口拍摄的。巡警抵达时，这个房间没有开灯，他们看到床边地毯上的深色污渍时便把灯打开了。房间里可以看到很多枚鞋印，其中一枚是雅各布斯巡警留下的，他穿的是纽约市警局配发的靴子，鞋底纹路很清楚，所以在这类犯罪现场我们可以轻易认出它。雅各布斯巡警在被害者身上确认有无脉搏，发现被害者的脉搏已经停止。床周围其他组血脚印则属于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和索菲亚·阿韦利诺。”

陪审团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索姆斯身上，只有两三个人会偶尔快速地瞥一眼照片。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抵达时，法兰克·阿韦利诺的尸体的状态吗？”

索姆斯清了一下喉咙，啜饮了一口水，然后才开口。仿佛他要先让自己镇定下来，才能面对接下来的事。

“我跟我的搭档伊塞亚·泰勒警探已经共事五年了，这期间我们也见过不少大场面，但从没见过这种事。泰勒看到尸体后不得不离开房间。现场的血腥味以及尸体的气味非常重，这我们倒是习以为常，但我们并不习惯看到被害者身上有这么大量的伤口。一开始我以为被害者被猎枪从近距离往身体中心射击。等我靠近之后，才发现那不是枪伤。那些是用长刀造成的独立伤口。多数是刺伤，我数到40刀左右时就数不下去了。也有些是用刀子划伤的。正如各位所见，被害者的鼻子被削去了一部分，喉咙以及……”

索姆斯停止说话，垂下目光，然后抬起眼皮继续说。

“……以及胸骨上都有平行的割伤。两个眼眶都被刺伤，眼球受到重创而造成严重的前房积血。在我看来，这些刀伤随便哪一刀都可能是致命伤。然而凶手仍在持续毁坏尸体。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两处伤口特别重要。”

“哪两处呢？”

“胸口的一处刺伤，我看到伤口内伸出一根长头发。还有被害者胸部的一个齿印。”

“先跟我们说说那个刺伤吧。”德雷尔说。

“我用镊子小心地夹起了那根头发，犯罪现场鉴识人员在旁边看着并拍照存证。那根头发深深卡在伤口里，从头发末端5厘米都染着血就看得出来。那根头发已放入证物袋密封起来，交由相关单位进一步进行检验。”

“那齿印呢？”

“拍照后交由专家分析。”

德雷尔翻着他桌上的笔记。

“以你作为纽约市警局重案组警探的身份，你认为这些伤口是由一个人造成的吗？”

“这是无法判断的。可能只有一个攻击者，也可能有两三人。从外观上看，攻击者用的是同一把刀，也就是我们在床边的地上找到的那把刀。”

“是这把刀吗？”德雷尔举起装在塑料袋里的料理刀。

“就是它。”

“最后一个问题：被害者身上有没有防御性伤口？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与攻击者扭打，或试着自卫？”

索姆斯转头对着陪审团说：“没有。在用利刃攻击的案件中，我们有时会在当事人手上或前臂上看到伤口，但这名被害人身上完全没有。在他能采取防御动作前，他就已经遭到了突袭，或许已经受了致命伤。”

“谢谢你，索姆斯警探。”

凯特迅速离开座位。有很多证据她不需要现在就去质疑，但有些她不能放它过关，必须立刻处理。

“警探，你在笔记本里写下亚历山德拉·阿韦利诺和索菲亚·阿韦利诺在现场的陈述，然而你在书面证词里却没提到这些，为什么呢？”

“我的书面证词呈现的是我的调查过程，而两名被告的陈述在她们被登记接受拘留时，就已经纳入纪录了。既然那些陈述已经精确地纪录在中央拘留所，我就不需要在书面证词里提起。”

凯特一口气堵在胸口。她提问时搞砸了，问得太笼统了。她要求对方给个解释，结果她得到了，陪审团却听得一头雾水。她本来可以处理得更好的。她仔细思考下一个问题，在脑中构思，然后才开口。

“看着法兰克·阿韦利诺的那张照片，对深爱他的人而言，难道法兰克已经死了的事实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她问。

“这我不敢说。”索姆斯说。

“警探，他看起来已经死了，不是吗？”

“他看起来身受重伤，没人能光用看到的就断言那些伤要了他的命。在报案电话中，两名被告都要求派急救人员到场。”索姆斯一板一眼地说。

“我的客户及索菲亚·阿韦利诺都曾接近他并触碰他，她们是否可能在那时候就发现了他已经死亡的事实？”

“是有这个可能，但为什么后来她们报案时又要找急救人员到场呢？这不合理吧。”

“如果她们抱着他，认为他因伤势过重而死，那就能解释亚历山德拉为什么没问你她父亲死了没有，不是吗？”

“也许吧。”

“就是这样，对不对？”凯特逼他给出更理想的答复。

“这是一种解释，但我不接受。”索姆斯说。

凯特觉得她顶多只能从他这里得到这样的回答了。

“另一种解释是你的客户知道法兰克已经死了，因为她花了些时间把他切成碎片。”索姆斯说。

凯特点点头。她走回被告席的途中，看到两三个陪审员好奇地望着亚历山德拉。那是惊奇中带着鄙夷的眼神，索姆斯害她失去了一些陪审员。这场仗将比她想象中的还要难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