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兰放在圆桌上，桌子直径大约五十厘米，想必是专门用来摆放鲜花的。阿姨放下瓶子时，一束阳光正好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洒在花儿的顶端，分外美丽。奈美见此景，不禁端详了好一会儿。

1941年初，发生在重庆的这起走私案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当事人大多都已去世，或者垂垂老矣。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往事或许也曾激起过一朵浪花。对于那些浮出水面的历史事件，历史学者们可能会有兴趣研究一番。不过林辉南手里的这份资料，还有奈美从别人口中听来的历史，却是河下的暗流，只能自己去寻求真相了。

林辉南的解说结束了，原本照耀在兰花上的阳光，也移到了旁边淡黄色的墙壁上。阳光下的墙壁呈现出厚重的金黄色，倒衬托得兰花愈发清雅脱俗。

奈美听完后感叹：“想不到在我出生以前，世界的一角还发生过这样一桩事儿。”

其实，把这段历史用倒叙的方式讲述，应该更容易让人理解。毕竟像奈美这样战后出生的人，往往并不怎么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政权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政治斗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临时首都，自然也成了政治斗争的中心。政治斗争不光是不同阵营间的争斗，即使所处同一阵营也会因为职位高低及权力大小的问题而争执不下。一面是与侵略国的对抗，一面是国内各派系之争，再加上派系内部的争权夺位，真可谓是内忧外患。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了王志光的走私冤案。王志光被捕，诺顿先生却并没有受到牵连，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外国友人有格外的照顾。好友入狱，罗伯特·诺顿甚至都是事后一周才听见风声。王志光被拘留期间，诺顿前往昆明出差，正好一周后才返回重庆，这才知道好友出事了。诺顿家里有两个厨子，两人是一对夫妻，还有一个打杂的中年男子。家里的用人因为主人出差，手里没有活儿可干，难得回了趟乡下老家。负责打扫跟洗衣的大婶自然也不来了，这下房子空无一人。诺顿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当日便从外籍同伴口中得知了王志光被捕的消息。

外籍飞行员参与走私，这么大的国际案件，在华的外籍人员之间当然会议论纷纷。但是任凭外界如何讹传，诺顿始终坚信好友是清白的，此番定是遭人陷害。当务之急是赶紧救人，但是无凭无据，总不能跑到拘留所空口要求放人吧。诺顿思考着要如何证明王志光的清白，自己具体能做些什么。他决定先告诉帮佣的人自己回来了。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嘱咐过用人们，在他出差期间要留人在家里看门。

对于独自来华赴任的外籍顾问，政府一般会安排几个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诺顿家有三个用人，还有一个每天来打理家务的大婶。虽说常驻的三个人中有两个是夫妻，但是三个人在此期间全都请假回家，也显得有些不寻常。更有可能的是，某个人提出：主人不在，趁此机会回家歇歇。于是大家一拍即合，不顾主人留人看门的嘱托，全都离开了。诺顿思忖着，拿起了电话。

政府机关里有个不起眼的小部门，专门负责管理外籍顾问的生活琐事。家里的保姆用人有什么不尽心的地方也可以向这里投诉。部门的负责人会讲英文，所以交流起来没有障碍。

“喂？”诺顿发出声音。电话那头没有动静，连断线的忙音都听不见，一片寂静。诺顿顺着电话线看去，才发现线路断了，看样子像是被人故意用剪刀之类的东西剪断的。剪断电话线以及把家里用人都支出去，这两件事应该是同一人所为，至少可以确定是同一团伙。

诺顿决意调查此事，同时他也知道要查清楚事情原委并非难事。因为如果在自己回家之前修复好切断的电话线，就可以不留丝毫的痕迹。但是这么明显的细节都疏忽了，可见这伙人的思维并不缜密。或许是太依赖其背后的势力，又过分小瞧了诺顿的洞察力，才使得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行事。诺顿由此看到了救出好友的希望。只要弄清楚是谁把用人们支出去的，就能找到这件事的突破口。家里的三个常驻用人都返乡了，诺顿并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这些帮佣的人都是政府一手给安排的，外籍顾问根本插不上话。

在华外国人都在背地里议论：“说不定这些人不过是政府派来打着用人的幌子监视我们的。”有人说：“我家的那个杂役，明明说自己听不懂英文，但我却感觉，有时我们语速较快地谈论什么的时候，谈话内容他好像都能够理解似的。”另一个同伴跟着附和：“我觉得他们不只是监视我们，还肯定在后方指派了各方面的专家，从我们的交流中提取有用信息。”

即便大家都在揣测政府安排这些用人是别有用心，但诺顿还是愿意相信自家的用人们。厨子夫妇人很朴实，杂役也是个善良的老好人。如果这些表象都是他们装出来的，那这演技也可称得上出神入化了。况且诺顿这次临时出差，是为了跟中方谈昆明机场维护一事，本来并不在计划之内，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用人们应该也是要等到政府通知，才会从老家回来的。

诺顿歪着脑袋，回想起出发时的场景，不禁觉得有蹊跷之处。一向办事效率低下的政府机关，当时却把出行事宜料理得很周到。物流组委员会刚决定让诺顿第二天一早出发飞昆明，他一回家用人就都跑来请假了。家里的厨子之前在香港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会说几句简单的英文。他告诉诺顿，是机关里的人通知他，主人要出差的。

那天开完会后，诺顿在办公室待了一小时左右，把手头上剩下的工作处理完才离开。诺顿觉得很奇怪，管杂事儿的小部门为何消息如此灵通，一转眼还特地把出差这事告诉了自家用人，中间必有猫腻。但当时诺顿没多想，反而觉得政府要是一直能保持这样的高效率就好了。

诺顿不知道三个常驻的用人家在哪里，但是知道那个每日来打扫的方大婶家住哪里。诺顿想起身边有一个叫吉米的美国青年，听说他是为了研究中文才留在重庆。诺顿与人交流时，经常请他帮忙翻译。于是，诺顿立马联系吉米，请他一同前往方婶的住处。

去年有一回方婶患了感冒，不能来诺顿家工作，便请了她的侄女代班。诺顿让方婶的侄女带路，特意去方婶家送药探望，可把她给感动坏了。方婶家离得不远，走路过去用不了十分钟，所以诺顿记住了她家地址。

林辉南解释道：“在诺顿给监察局的陈述书中，对方婶的外貌有详细描写，他说方婶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性，脸庞晒得黝黑，还有一口洁白的牙齿，非常有特点。”

根据陈述书中的描述，还原出来的谈话内容，大致如下：

诺顿先生第二次主动登门，方婶有些摸不清状况。

诺顿看着吃惊的方婶说：“是这样，我刚回来，就想着跟您知会一声，除我之外还没人告诉您这事儿吧？”

“没有，我这才知道。还劳烦您专程跑一趟，真不好意思！”

“对了，我之前出差这件事儿，是哪位热心人通知你们的呢？”

“之前有个男的说是政府托他来捎信儿，我从他口里听来的。”

“这么说，不是政府直接通知的了？”

“我当时也觉得信不过这男的。他可别想蒙我，因为他这人的人品我还是知道几分的。”

“您认识他？”

“认识，他就是个没事儿挣点儿跑腿费的混混。这人双眼下面跟眉毛上面各有一对黑痣，加上双目，合起来像是有六只眼，所以人称六眼仔。”

“政府会叫个小混混来通知吗？”

“我也觉得奇怪啊，而且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回来，他就让我们趁此机会好好歇歇。”

“真有意思，他还有资格安排休假了？”

“我自然不会听信他的话，就告诉那六眼仔，总得有人留下来看门吧，我离得最近，肯定是我守着。谁料他竟然怒吼我不知好歹，还说什么政府说了不需要人留守，让我安分点儿，不准多嘴。那叫一个嚣张跋扈。”

诺顿小声嘀咕：“看来是政府把人支开的。”

“我一听火冒三丈，就吼回去说他骗人。”

“然后呢，他怎么说？”

“六眼仔丝毫不退让，说诺顿先生马上就回来了，你一问便知。我跟你赌，绝对是真的！”

“他要跟您赌什么？”

“他得意扬扬地说，如果是真的，那我们就按他说的时间全部休假，工资一分不少，双方都没有损失。”

“所以你们休假是因为跟小混混打了个赌吗？”

“真是惭愧，不过愿赌服输，我们也只好认了。”

吉米的中文水平相当了得，细微之处也翻译得绘声绘色。在吉米的帮助下，诺顿找到了事件的突破口，正是方婶口中那个叫六眼仔的小混混。诺顿事先并不知道自己要出差，给王志光下套的那伙人，正好利用了自己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其实细细想来，就连出差本身也有很多疑点。公务固然重要，但也不至于无缘无故就让人突然出差一周。如果出差一事是提前策划好的，那么这计划里大概有政府高层参与其中。

总之，诺顿要先把目标人物六眼仔找到。六眼仔这个人虽然成天游手好闲，但也不是居无定所。听方婶对门邻居家的儿子说，六眼仔寄宿在他做铁匠的叔叔家。如此看来，这小混混在重庆还算是个名人了。那么政府为何会叫六眼仔来传话呢？原因很简单，为了确保诺顿走后，房子空无一人。但是像这样厚着脸皮赶人走的事，政府上下肯定都不愿意做，所以派个小混混来正合适，免得自降身份。

诺顿在铁匠铺找到了六眼仔，他叔叔外出给人修房顶去了，剩他一个人在作坊里无所事事。

诺顿心想，要逼他说实话，就得直奔主题，不能给他半点儿考虑的时间，以免他推脱、搪塞。于是诺顿通过吉米翻译，一上来就问他：“把我家用人都支出去的人就是你吧？在我那里做事的一共四人，厨子老刘夫妇、杂役老颜，还有方婶，你有没有印象？”

六眼仔抬头一看，一个红眉毛绿眼睛的外国人突然到访，他一时间也慌了神儿。虽说当时中国的洋人逐渐增多，但平日里依旧少见，小混混一时不适应也属正常。

六眼仔老老实实地回答：“是……是有这回事儿，你想干什么？”

“我出差，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去通知我家用人，我这不今天回来了吗，也就想着登门告知你一声，礼尚往来嘛！方婶那边我刚才已经打过招呼了，其他几位的住处我不清楚，也就没去成，我猜你会不会知道。”

六眼仔一听这话，仿佛松了口气。诺顿瞧他那样，就知道政府肯定要他三缄其口，不然方才也不会紧张到结巴了。

六眼仔觉得眼前的洋人没有什么威胁，立马恢复了精神，大声应道：“你家用人住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

“小伙子你这话就有点儿不负责任了，我原先是打算让他们留下看家的，结果你倒把人给轰走了，我现在回来连个人影都见不着。看来这事儿啊，问你是不行了，还是得找老李聊聊。”

诺顿先生这段话的原文是英语写的，监察局里的人给翻译成了中文。现在林辉南手上两份资料都有。英文原文称“老李”为“Old Li”，名字旁边还有个注脚，说这个老李是政府里专管外国人事务的负责人。中国人爱在姓氏前加一个“老”字称呼别人，也不是指这人年纪大，而是为了显得更亲密，更像是在称呼一个多年的老朋友。

“老李？哼，老李知道个啥！”六眼仔的态度有些得寸进尺了。

“那老李的助手小张呢？”

“那个姓张的，就是个小喽啰，他接触不到什么信息的。”看样子六眼仔的言下之意是，与自己对接的是个大人物了。

“那就是陈先生了吧？”这个陈先生纯粹是诺顿胡诌出来套他话的。

“比陈先生还要高一级，是曲先生。”六眼仔果然上钩了。

吉米在诺顿身旁小声嘀咕：“陈在中国是大姓，相比之下姓曲的倒不多见。”

诺顿一听觉得有戏了，如此少见的姓氏，调查起来也方便。现在已经知道曲先生是幕后黑手之一，并且他的职位比老李要高出许多。诺顿继续发问：“那我得去会会曲先生了？”

六眼仔神色慌张地说：“就凭你是见不着他的……算了，还是我去通知你家用人赶紧回来吧。”

六眼仔不经意间透露的名字，成了继续调查的线索。所幸“曲”这个姓氏很少见，不然还真得费些功夫才能往下深入。

山西省有个叫曲沃的地方，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晋穆侯把这块土地划分给了自己最小的儿子。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姓曲，但曲沃人口稀少，历史上也少见有姓曲之人。就连收录了众多人物传记的《清史列传》中，都找不到一个姓曲的人物。倒是新旧两本《唐书》中记录了曲环的人物传记。曲环是唐朝中期的名将，他为打败吐蕃、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留名青史。此人或许是曲家族谱里最负盛名的一位了。如此看来，姓曲之人也并非都是无名小卒，像曲环这样的人物之所以稀少，是因为“曲”这个姓氏本来就不多。但正是因为罕见，所以要在重庆这个大城市里找到目标人物应该也并非难事。

诺顿要找的这个曲先生的全名叫曲守忠。听六眼仔的口气，此人位高权重，然而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捕吏，相当于政府内部的警察。与老李这样的文职人员不同，他不用天天待在办公桌前。日本在江户时代也有类似的职位，主要负责协助警长以及下级官员做事。这些捕吏虽然地位不高，但其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诺顿的目标人物曲守忠就是如此。大家都对曲守忠毕恭毕敬的，就是怕惹祸上身。也可能因为这样，六眼仔才误以为曲守忠是个大人物。

诺顿先生确实有些能耐，难怪王志光夸他是福尔摩斯再世。事情调查到曲守忠头上，算是完成了八分。既然现在线索已经清晰，剩下的顺藤摸瓜继续查下去即可。挖出曲守忠背后的势力团伙，几乎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只要找到幕后主使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诺顿身边的美国青年吉米是他的翻译兼得力助手。比起学习语言，吉米好像对重庆复杂的政治局面更感兴趣。同时他还是一位侦探小说迷，自身的推理能力也是出类拔萃。吉米把现状分析给诺顿听，诺顿不由得感叹：“周遭环境竟如此不堪。”

行政、军事和司法这些明面上的组织，在这乱世之中，单靠它们是无法维持政权的。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强大的势力都沉在底下。为了政权稳定，必要时会采取非常手段，这些手段通常都是在法律边缘游走。这些幕后势力虽然可怕，但如若根绝，又会威胁到政权的稳固，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些非常手段，政府的高层领导们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据说当时的重庆就有两座这样的幕后大山，一个叫蓝衣社，一个是CC系，当然这两个名字都不是正式的称谓。蓝衣社分内外两个团体，内部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的少壮军人组成，有人称其为力行社，与之相对的外部则称为复兴社。虽然统称为蓝衣社，但内外终究有别，不过暗地里内外结社的事例不少，又使这其中的界限变得模糊。关于“CC系”这个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称是取自组织里的领军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二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也有人说是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的简称，还有人讲是因为他们常在西西园组织集会，故得此名，等等。

抗日战争打响后，国共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于是这两个不利于团结的组织被禁。虽然明面上都解散了，但实际上只是换了个名字。组织甚至对部分工作进行了强化，这部分工作指的就是地下活动。蓝衣社的特务工作部门，被调到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而CC系的特务，则被编进了国民党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特务游走在法律边缘，手中握有诸多人的把柄，着实让人胆寒。

据吉米的调查，曲守忠是CC系的一员，但并不是骨干人物，只是外围的一个小角色。组织不能公然行事，就需要找个不起眼的人代劳。偏偏越是这样的芝麻官，越是喜欢狐假虎威，那六眼仔就被唬住了。

CC系的对手是蓝衣社，既然如此，CC系的人设置的陷阱是给蓝衣社准备的吗？诺顿认为这样揣测或许太过武断。此前听吉米提过，组织的内部斗争比对外斗争更加激烈。根据诺顿对王志光的了解，他坚信王志光跟派系斗争绝无半点关系，王教授只是一个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而已。诺顿坚信王志光的清白，所以才绞尽脑汁想要将他救出。

那么王志光为什么会被陷害呢？吉米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眼看这位美国青年思路清晰，分析得头头是道，诺顿不禁怀疑他是美国情报局派来的间谍。

若说蓝衣社的基地是黄埔军校，那么CC系的基地则是上海。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城市。国民党在这里开展民众运动以及学生运动，试图稳定政权。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三个组织开始互相竞争。其一是上海市党部，其二是上海市政府的社会局，其三是同样隶属于上海市政府的教育局。市党部主任是吴开先，社会局局长是吴醒亚，教育局局长是潘公展。这三人分别为不同派系的领导人。上述的三派各怀鬼胎，轮番上演着各式集散离合。他们手中都握有打探消息的渠道，哪方得势就取决于情报的数量及质量。

据调查，王志光的大舅哥是无党派人士，他在上海周边收集的情报品质最高，也是最前沿的。这个人的情报一直以来都为蓝衣社服务，但谁料他被日军逮捕，情报链突然就断了。现在各派开始了对王志光大舅哥的争夺战。这时不知道哪派抓了王志光当人质，以索要情报。

调查是吉米做的，诺顿负责记录。资料上只有调查结果，至于调查过程，诺顿并未提及。不过这篇调查报道脉络清晰，而且用词笃定，可以看出吉米的判断并非推测，而是掌握了真凭实据。

林辉南问奈美：“这上面的内容跟佐藤夫人说的基本吻合吧？”

“没错，王志光的大舅哥也就是珠璃的亲哥哥，他化名叫黄亮。”奈美不禁将自己也代入了故事中，仿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小配角，融于整体又能旁观得真切。

林辉南双手一摊，耸耸肩说：“他是铤而走险，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才被日军抓走的吧。不过后来凭借佐藤夫人的三寸不烂之舌，能将他救出，大概此人平时就为人可靠，又不畏艰险，不失为一条好汉。但就这样一个看似值得信赖的人，不还是连累了妹夫，这份信赖要大打折扣了。”

“我觉得黄亮值得信赖不假，害妹夫入狱，应该也是被逼无奈。”

“倒也不无可能，CC系本身也被蓝衣社步步紧逼，内部更是纷扰不断，非要争个你死我活。”

CC系的旧巢在上海，现如今依旧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地下工作。上海虽被日军占领，但他们有法国租界当避难所。在此非常时期，比起特务，那些爱国的学生显得更加积极，学生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反响也更激烈。这些学生不愿做亡国奴，他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为祖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有这样的觉悟还怕成不了大事吗？这其中就包括如黄亮这般的忠义好汉，他在重庆一度成为话题人物，众人纷纷关注起他的事迹。

黄亮是无党派人士，他提供情报只是想为祖国出一分力。指挥工作的联络员是情报专家，然而他却与某个派系勾结，将情报传递给他们。黄亮不知道这个派系就是蓝衣社，也并不在意。既然大家的共同目的都是救国，那么中间即使有派系斗争也无伤大雅。只要自己能为国效力，又何须在乎其他。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上海是地下工作者们的战场，并且仗也打得异常激烈。黄亮与联络员冒死进行着地下工作，这时联络员倒下了，黄亮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失去了方向。黄亮的工作能力，各方各派都是有目共睹的，于是大家都争着抢他这个香饽饽。至于吉米是如何查到这层的，我们不得而知，只清楚牺牲的联络员背后牵扯的关系极为复杂，想要找个人继承他的衣钵并非易事。黄亮一时没了掌舵人，各派又都想将他吸纳进自己的队伍，于是争夺战就打响了。

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黄亮不见了踪影。黄亮的妹妹白珠璃为了掩人耳目，告诉平日里和哥哥有接触的一小部分人，说是哥哥看到联络员被杀，担心自己的安危，所以暂时躲起来避避风头。这理由倒是有足够的说服力。珠璃知道哥哥被宪兵抓走，拜托佐藤辉子出面营救，要是这会儿再出什么事端，恐怕哥哥性命不保，所以她才对外谎称哥哥去避难了。

林辉南分析道：“黄亮一失踪，他妹妹珠璃便动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关系。二人兄妹情深，要想黄亮乖乖听话，必须摁住珠璃。所谓打蛇打七寸，珠璃的软肋，不用多说，就是她丈夫王志光。”

奈美一听恍然大悟，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是故事里的一个小配角，而是跟林辉南一起成了侦破案情的主人公。和林辉南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愉快，奈美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尽情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

林辉南耸耸肩说：“我居然把这谜给解开了！不过这倒像是被我强行拼凑在一起的，让人有些无语吧。”

“珠璃的丈夫多半做梦也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儿！”

“这种事搁谁身上，都不会猜得出来。王志光入狱时，应该也臆测了很多缘由，但真相往往是最出人意料的。”

“确实，那些人可真卑鄙！”

“卑鄙无耻，一群阴险小人，简直不可容忍！”

那群小人陷害王志光，又威胁他的妻子白珠璃，还迫使珠璃的哥哥为自己效力。如果拒绝，恐怕还有更恶毒的手段逼他们就范。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据诺顿与吉米调查，那伙人正准备给王志光扣上比走私更重的罪名。从资料上看，诺顿没有直接揭发那伙人的真正意图，而是旁敲侧击地列出那伙人行事的漏洞，毕竟凭空捏造的证据是经不起推敲的。诺顿这么做是为了避嫌，洋人插手地下工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在记录时诺顿都谨慎规避，注意措辞，使得行文有一种遮遮掩掩的感觉。

“或许是诺顿担心这份报告缺少说服力，不足以证明王志光的清白，所以又另拟了一份报告，交予外籍顾问团的干部。诺顿信得过此人，便托他暂时保管。万一救不出王志光，至少还有这份‘杀手锏’。我那位香港的朋友把那份‘杀手锏’的复印件也给我寄来了。”说着，林辉南从另一个文件袋里拿出来，这份报告是用英文打出来的，没有附带中文翻译。

奈美问：“这份报告公开了吗？”

林辉南摇摇头：“没必要公开，说不定那位外籍顾问团的干部，自己向国民政府的高层暗示，有位外籍友人很担心王志光的安危，所以就他入狱一事，进行了深入调查。一般说到这份儿上，都知道在暗指什么了。”

“是不是因为最终没有找到接头的卡片，王志光才被释放的？”

“嗯。而且他们知道没了接头人，便捏造了那张写着让王志光出去避难的小纸条。诺顿以自家电话线被剪断为由，向上面提出找出犯人，这完全合情合理。”

奈美点头赞同。

林辉南继续分析：“王志光看到诺顿的邀请，便去了他家。到了一看主人不在家，他在回家的路上就被抓了。这件事儿怎么想也觉得有猫腻吧！检察官来诺顿家取证时，诺顿表示自己没有向王志光发出过邀请。检察官没有再进一步确认，嘴里一面嘟囔着说王志光不老实，一面又称诺顿有做伪证的嫌疑。即使检察官觉出事情蹊跷，也懒得深究。反正一开始就认定了王志光是在为自己开脱，取证也只是走个过场。既然如此，只有诺顿自己调查了。王志光是诺顿的好友，两人平时交往甚密，王志光的生活习惯，诺顿都很清楚。”

战争年代物资匮乏，就连用过的废纸都舍不得乱扔。而且中国的文化人，向来有节约用纸的习惯，写过的纸张都会好生保管。政府办公用的是再生纸，即便颜色有些发黑了，但想着这纸张还可以循环再利用，也不可能随意浪费。

王志光爱惜纸张可是远近皆知的，他会把写字用纸跟其他垃圾区分开来。王志光还倡导全楼效仿，并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废纸回收点。宿舍楼传达室的大爷，对此深有共鸣。平日里来电，就是靠这老爷子转达。

宿舍楼里一共住了八户人，没事儿不会来找老爷子，来传达室多半是为了借用电话。电话放在一张老旧的桌子上，老爷子在电话旁摆了一个高约八十厘米的木箱，听说政府从武汉转移到重庆时，重要文献都是用这只箱子装着运来的。王志光征用了这木箱来存放废纸，他写得一手好字，题了“惜纸箱”三个字贴在木箱上。诺顿来找王志光闲聊时，正巧看见他在写这三个字，诺顿不识汉字，便问他写的是什么，王志光解释说：“我想呼吁大家节约用纸，为了避免造成纸张浪费，所以设立了一个废纸专用回收点，这惜纸箱就是用来存放废纸的。”说起来，诺顿也算是惜纸活动的参与者了。

检察官认为，诺顿发出邀约一事是王志光信口胡诌的，毕竟没有证物，并且诺顿本人也否认写过这样的留言。前来搜查的人从王志光的房间或是衣兜里搜出来证物，大概立马就进行了销毁，并偷梁换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赃物。虽不清楚具体原因，但王志光也觉察出自己被人下套了，他也明白有诺顿留言的纸条会对对方不利。所以获救后，王志光称拘留所对自己进行体检时，原先的纸条就被人处理掉了。不过，王志光的臆测与事实有些出入。

诺顿经过缜密的调查，终于得出了结论。他突然想起惜纸箱，觉得说不定那纸条还在箱中。若真找到了，那便可成为我方的有力证据，可如此重要的物证，对方会随意丢弃在废纸箱中吗？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诺顿拉上吉米，跑去宿舍的传达室一探究竟。

诺顿问大爷：“之前有人来调查过这惜纸箱吗？”

老爷子摇摇头，呆呆地说：“没人啊。”

“您最后一次见王志光是什么时候？”诺顿这话似乎是推理小说里的惯用句。他觉得在检查惜纸箱前，应该先了解情况，算是进入正题的前奏。

“小王出事时，我正在走廊晃悠，没想到……”传达室的大爷负责接待兼安保的工作，宿舍楼的居民被捕，他肯定得第一时间到场。

“他出事前做过什么吗？”

“我记得那会儿他说要去一个外国朋友那儿，想先给对方拨个电话。”

“他给我拨电话了？”

“但是电话没打通，他以为是电话出故障了，就等了很长时间，嘴里念叨也该修好了，然后再拨过去还是接不通。这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他把信放一旁，歪着头一脸纳闷儿的样子。”

“那信在哪儿？”

“他后来稀里糊涂地就走了，信就在电话旁搁着，忘了拿。”

“所以那封信在您这里了？”

“他都被带走了，我想着这信也没用处了，就给扔进惜纸箱里了。”

“箱子里的废纸是什么时候回收的？”

“压根儿就没动过，因为老是装不满，已经这样放了一个月了。废纸又不会腐坏，也用不着经常换。”

诺顿往里一瞅，果然木箱里连五分之一都没装满。要找出那留言的纸条，简直轻而易举。诺顿不一会儿就翻出了那张伪造的纸条，诺顿的签名倒是模仿得挺像，不过可以看出这字并非一气呵成，下笔之不稳，连路人都能发现写字之人心虚吧。王志光根本没想过有人要害他，大抵也没太注意这个签名。想那设计陷害的人也是疏忽大意，觉得这废纸放了一周，肯定有人来回收，结果是低估了回收的效率。

诺顿当即叫来了负责这片区域的警察，记录下了传达室大爷的证词。这片警被叫来还挺不乐意，差点儿没跟诺顿吵起来，但再不情愿好歹还是来了。老爷子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关键信息，现场也保存完好，王志光忘带信件一事，老爷子也照实说了。

诺顿告诉片警自己的签名被人伪造了。他强调，伪造签名跟伪造印章是同样性质的犯罪，希望警方可以彻查，还要求进行指纹鉴定。

见诺顿这般强势，片警心里有些打鼓，若是深究这张纸条，多半会被看出破绽，再加上整个栽赃计划并不周全，让人识破了，到时候自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片警一再劝诺顿息事宁人。

面对片警的说辞，诺顿不依不饶：“此前新闻报道，王志光收到同伙的纸条，他按照纸条上的指使，前去某外籍顾问处避难，后纸条被没收一事也有详细记载。因为我没有对王志光写过任何邀请的留言，所以可以断定他收到的纸条是伪造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犯罪同伙的留言，也有很大可能性是假的，我认为十分有必要进行严格的指纹排查，然后出示一份严谨的调查报告。还有，新闻中虽进行了匿名处理，但暗指的哪位，大家都心知肚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我个人名誉的严重损害！”

诺顿将言论的侧重点放在自己的名誉问题上，而不是为好友声辩。言外之意即表示自己不会深究事情真相，给对方留退路，从而达到让王志光无罪释放的目的。王志光明明收到避风头的指示，却再次折返宿舍，这点着实让人不解，但诺顿在申请材料中并未涉及这层疑点，而是聚焦于伪造一事。警方不是傻子，应该能觉察出诺顿的用意何在，要知道如果被揪着这小辫子不放，他们也不好善后，与其等着被捅出更大的娄子，还不如识相点儿，把王志光给放了。

结果不出所料，王志光被无罪释放。诺顿跟幕后黑手的较量，其实比的是耐力，时间越长，对方露出的破绽越多，也越经不起推敲，自然不能跟诺顿长期耗下去。轻敌是大忌，在这一点上，那伙人就已经输了。

对方为了避免事后被王志光控告非法监禁，他们迫使王志光承认，警方逮捕自己有凭有据，然因证据有误，他才获无罪释放。拘禁犯人乃警方职责，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王志光恢复自由后，在重庆也待不下去了，那伙人视他为眼中钉，恨不得他快点儿离开。所以王志光向上级提出申请，调派自己到昆明的大学任职。

另一方面，诺顿在记录中写道：据吉米调查，沦为孤岛的上海局势大变，王夫人的哥哥黄亮至今依旧下落不明。吉米推测，黄亮可能已进入延安，或至少与延安的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

事实上，黄亮被日本宪兵逮捕，正遭受牢狱之灾。重庆得不到消息，是因为联络渠道被阻断了。

林辉南对奈美说：“黄亮的事情，佐藤夫人已经交代清楚了，现在两方信息都已经补全，这两头的故事就仿佛那接头的卡片，两片一拼就合二为一了。”

“这个比喻倒是形象，那卡片算是信物了。方法虽然原始，但是很受用。对了，那些从加尔各答空运来的东西，后来怎么处理了？”

林辉南没回答，转而补充道：“等等，我差点儿忘了，那卡片的事儿还没完呢！”

诺顿虽然在资料中没有明示，不过可以猜出对于此事的描述是根据吉米的调查加推测得出来的。资料上说，那第三张卡片的另一半持有者，其实就是此前匿名的告密者，在他决定告密时，卡片应该就被销毁了。

奈美问林辉南：“但是他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举报了不就赚不到钱了吗？”

林辉南笑着说：“拿着卡片去接头的只是个送货的小喽啰，又不是幕后赚大钱的主谋。”

“那他这样岂不是背叛自己的老大了？”

“正是。但是说不定他本来就是卧底，潜入内部就是为了打探情报的。”

“如此说来，真正的主谋也落入了圈套之中？”

“不错。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肯定与派系斗争脱不了干系。他这么做不是心血来潮，因为告密于他而言没有任何好处。此人一开始就做好了周密的计划，从他选择王志光做替罪羊这点来看，大概各派心里也清楚是谁在使坏了。在放出匿名举报信后，这人就远走高飞了吧。既然知道内鬼是谁，幕后主谋也没什么好畏惧的了，趁此收手，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就是委屈了王志光。”

“这下，故事总算完整了吧？”

“我还有一点觉得费解，那作为信物的第三张卡片只剩一半，留下它有什么用呢？可能世事并不都能自圆其说吧。”

“或许吧。”

对话结束，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四十年前的老故事讲完了，这会儿该聊聊身边的事儿了。

林辉南打破沉默，对奈美说：“上一辈的故事已经翻篇了，老实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话接下去。”

奈美方才还想要林辉南快点儿把故事讲完，这会儿独自面对他，倒开始胆怯起来。但一想到林辉南此刻与自己是同样的心境，奈美又莫名地感到安心。她又怕随着话题的转换，这份安心也会随之消逝。奈美完全没了主意，只应道：“我也是。”

“看来我们两个人都怯生生的，不敢往前迈啊。”

“这样很怪吧？”

“是挺怪的。”说着林辉南把诺顿的记录材料放回了纸袋里。

“还是听您讲重庆的故事，感觉放松些。”

“我也觉得，还是翻来覆去讲这些故事，交流起来更自然。”

奈美用一副央求似的眼神看向林辉南说：“您再讲一遍吧，从头开始。”

林辉南目不转睛地盯着奈美的双眸说：“已经讲得够多了，我都从好几个侧面去分析这个故事了，无须再重复。说实话，把故事讲完，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奈美努力克制内心的悸动，挤出笑脸来问林辉南：“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要不去街上走走吧。”林辉南站起身来。

直到出门上车之前，两人都没再说过一句话。

新加坡的高楼大厦星罗棋布，而且这个国家的公营住宅比比皆是，也算一道风景。房屋的外墙颜色亮丽，沐浴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从窗户或阳台往外伸出的晾衣竿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衣物，远远望去就像一面面迎风飘扬的旗帜。阳光从挡风玻璃的正前方照射进来，奈美张开手，往面前一遮。

“是不是太刺眼了？”这是走出客厅后，林辉南说的第一句话。

“没有，只是看着眼前的景色，我觉得我还沉浸在重庆的故事里。”

“您想象力很丰富嘛。”

“可别取笑我了，我这人有时候挺幼稚的。新加坡怎么会像重庆呢？林先生去过重庆吗？”

“两年前去过一次。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重庆有这样的过往。”

“我也没想到，只因多看了一眼史密斯医生家的瓷器，竟能牵扯出背景如此宏大的故事。”

“重庆的故事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得切换到新加坡了，知道舞台剧中的Dark Change吧，您可以想象一下，幕布降下来，再升起的时候，已是另一番风景。”

“Dark Change就是在黑暗中转场的意思吧。”

“要不先不着急转场，再回去看看怎么样？”

“可故事不是讲完了吗？”

“四十年前的故事是讲完了，但百余年前的故事，可只讲了一半啊。”

“您是指莫达和尚？”

“对！那壶与盘可是出自他之手，相思青花诞生的故事，还差一点儿就补全了，您难道不感兴趣吗？”

“哈哈，看来您是要继续研究了。”

“何乐而不为呢！”

“那太好了！”

“这样我们也有话继续聊了，天色不早了，我送您回酒店吧。”林辉南把方向盘一转，驶向了奈美下榻的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