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学校、学潮和革命运动，只是刺激一个青年人趋向革命的外部条件，是否付诸行动，最终还要取决于他主观的个人气质。那么，究竟什么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气质呢？我发现，主要有四大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

先说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五四是个性解放的时代，“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五四之子，强烈继承了五四的自由精神。五四的自由精神，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分别以知（识）、情（感）、意（志）表现出来，知识上的个人自由以胡适为代表，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情感上的个人自由以周作人最为典型，提倡的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而意志上的个人自由非鲁迅的“摩罗战士”莫属，那是尼采式的反主流的超人[参见许纪霖：《个人主义的起源》，《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显然，“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更多继承的是鲁迅的意志自由传统，而“一二九”一代革命者由于受到比较完整的西方式理性教育，内心中对自由的理解相对而言比较偏重胡适式的个人理性思考和周作人式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在中国尚未发育，马克思主义也刚刚传入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大显学是崇尚绝对个人意志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拒绝一切暴力、一切形式的压迫。无政府主义与五四的另一大显学尼采哲学相结合，就产生了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精神狂飙，深刻影响了作为后五四一代人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狂热地追求个人自由，憎恶社会的压迫机制。而要改变黑暗的现实，唯一的希望就是具有超强个人意志的尼采式英雄的横空出世。李欧梵在研究东北左翼作家萧军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萧军与郭沫若一样，他们的家族成员都与“土匪”有关系，两人的个性都注入了一种鲁莽大胆的个人英雄主义[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萧军在《我的童年》一书中，深情地回忆他童年生长的环境里浓烈的“豪杰气”和“英雄情结”：家族和村庄里的大人们“鼓励着孩子们大胆，鼓励着孩子们蔑视任何秩序和成规，……他们总企盼着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成为一个非凡的轰天动地的能够高临万人的‘英雄’！不管这英雄是怎样获得如何获得的。”[萧军：《我的童年》，载萧军：《萧军全集》第十卷，第97页。]待萧军成年，读了大量鲁迅、巴枯宁、拜伦、列宁等人的著作，早年那种梁山好汉式的江湖英雄情结升华为追求绝对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英雄气概，“由没落的个人反抗的封建主义倾向，转向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倾向，俄国式虚无主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列宁、史太林、孙中山……总之，影响我的不是主义，而是‘人’”。[萧军：《延安日记》下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5页。]

萧军这里说的“人”，是一种巴枯宁、卡莱尔、罗曼·罗兰式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英雄，怀着无政府主义的浪漫理想，孤身一人与黑暗的世界对立。在19世纪的俄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有东正教的宗教背景，个个都是殉道式的圣徒。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宪兵押送到西伯利亚服刑的时候，宪兵对他表示出极大的敬意，说：我们押解的不是犯人，而是一个圣徒[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07页。]。然而在我们知识分子革命者当中，几乎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圣徒，缺乏内在的救赎，多的是尼采式的个人英雄，相信凭一己之意志，可以启蒙民众、拯救世界。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具有这样的气质。尼采式的个人英雄，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动物，而是有个性、有情感、有意志的，是从上帝、天命与各种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的顶天立地的超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间一切万物都要伟大。创造社领袖郭沫若在《天狗》中气吞山河地狂吼：“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郭沫若：《天狗》，载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4页。]郭沫若是尼采与王阳明的双重灵魂附体，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阳明的“我心即世界”融为一体，一个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个人英雄喷涌而出。

尼采式的英雄是价值虚无主义者，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实在价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创造意志本身。郭沫若在《女神》里面是一个泛神论者，其实郭笔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个与宇宙相通的自我。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中豪迈地宣布：“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载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这个自我，是一个孤独求败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也有拜伦、雪莱式的破坏热情。郭沫若的内心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然后崇拜比自己更强大的救世主。那篇充满喷薄之情的《匪徒颂》，讴歌的都是那些反抗时代的革命英雄，从克伦威尔、华盛顿，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前面提到的萧军，即使后来到了延安，也想做一个改造愚众的新英雄主义者：“针对着中国这落后的国民，新主义是需要的，……中国不用新英雄主义的精神改造一番，它将要是无望的改到别人。这是一种国民的——人类的——质底提高。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但始者。”[萧军：《延安日记》上册，第513页。]

五四师生两代知识分子都有虚无主义的心理背景[关于五四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思想背景，详见笔者：《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1915-1925年）》，《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但到“大革命”这代知识分子，为了超越无所依傍的虚无主义，急切地寻找新的信仰，那种能够全盘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识形态。新信仰的落地，最终要皈依于一个新的神魅人物。太阳社的创始人蒋光慈起初最崇拜的是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拜伦：“拜伦啊/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蒋光慈：《怀拜伦》，载蒋光慈：《蒋光慈诗文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35页。]。但正如夏济安所分析的，像蒋光慈这样的反叛青年，“他们用自我来对抗社会，后来发现个人的力量在对抗中显得太过单薄，于是颂扬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即被神化了的无产阶级，他们认为这个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夏济安：《蒋光慈现象》，载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页。]。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之后，拜伦式的个人浪漫主义放大为无产阶级的神魅英雄，那是背靠光明理想、能够拯救黑暗世界的弥撒亚，他热烈地歌颂十月革命、歌颂莫斯科，歌颂列宁，称十月革命“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蒋光慈：《莫斯科吟》，载蒋光慈：《蒋光慈诗文选集》，第20页。]。列宁过世之后，蒋光慈深感一个空前绝后的伟人远去：“历史上本不少伟大的人们/他们也值得诗人的赞美歌吟/但是列宁你啊/你是一个空前伟大的个性/你送给人类不可忘的礼物/你所遗留的将与日月以同明！”[蒋光慈：《哭列宁》，载蒋光慈：《蒋光慈诗文选集》，第24页。]

尼采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背后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第二种，便是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蒋光慈对郭沫若说过：“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载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44页。]为什么革命者，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是浪漫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知识分子往往内心敏感、充满幻想，不满现实生活的平庸和乏味。何其芳虽然是大户人家的长房长孙，但他从小在女性为主的家族群中长大，形成了他的敏感气质。刻板的私塾教学让他感到非常无聊，严酷的父亲将他们兄妹几个关在寨子里面进行封闭式管理，还安排守门人，限制他们自由出入。他后来在诗中写道：“我这个小地主的儿子/不愁吃，不愁穿/用家里的钱进学校……我不能从那旧世界的秩序/看见一点儿幸福，一点儿意义”[何其芳：《快乐的人们》，载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但他在父亲的书房里面，读到了《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小说，这为他的心灵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内心充满了各种奇异的幻想。何其芳的早期诗歌里面反复出现的，是两个与童年经历有关的主题，一个是孤独、寂寞哀伤，另一个是唯美主义的白日梦。他如此倾诉：“每一个夜晚我寂寞得与死接近，每一个早晨却又依然感到露珠一样的新鲜和生的欢欣。”[参见贺仲明：《何其芳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6页。]1936年出版的何其芳《画梦录》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唯美主义散文的顶峰，获得了《大公报》当年的文艺奖金。但正是这种唯美的、忧伤的浪漫主义气质，让何其芳后来自我反省，感觉自己脱离了社会现实。为了弥补幻想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裂痕，他去了宝塔山下，继续以浪漫的意象，讴歌革命圣地，红色的延安梦代替了往昔的白日梦。

革命激情的内在本质，就是浪漫主义。蒋光慈说，“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27年9月。]。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只是一步之遥。拜伦和雪莱，在激进知识分子当中，都曾经起到过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杨宪益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之家，父亲是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杨宪益是大家族里面唯一的男孩，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从小具有反叛的性格。在青年时代很喜欢写诗，他模仿的对象是雪莱，他在自传中回忆说：“我写另一首咏雪诗是受了雪莱《云雀颂》的感发，我在诗中将纷纷飘落的雪片比作诗，比作音乐，比作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我在诗的末尾几行表达了自己决心有朝一日为革命献身、要把世界上的污秽清除干净的愿望。这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充满稚气的幻想——当时我只有十七岁——但它显示了我早年爱国的和革命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它或许还预示了我日后将走的道路。”[杨宪益：《杨宪益自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们，在加入革命之前，都有一段虚无和苦闷的经历，正如丁玲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描述的：“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载丁玲：《丁玲选集》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0页。]要让自己从虚无、苦闷和无聊中超拔出来，就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刺激让自己的激情燃烧，这种刺激，对于年轻人来说，不是恋爱，就是革命，而恋爱与革命，恰恰成了许多左翼文学中共同的主题。蒋光慈在日本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你若想要出名，则必须描写恋爱加革命的线索[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载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456页。]。他的小说，就是“恋爱加革命”模式的典范。丁玲最早出名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展示出“时代女性”内心的虚无和苦闷，待她加入了左联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左翼作品《韦护》，一样转向了“恋爱加革命”。最后，革命战胜了爱情，主人公投奔“国民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去了。现代文学中第一部正面描写抗日游击队的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中心故事也是一个革命队伍中浪漫的三角恋，对早期左翼作家来说，似乎没有爱情的点缀，就书写不了革命。文人革命者的感觉是细腻的、浪漫的。1920年代初浙江一师的湖畔诗社，最初的诗都是爱情诗，但“五卅”运动之后，这些年轻诗人的浪漫主义激情从爱情转向了革命。冯雪峰给应修人写信说：“我们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兼革命家。”[冯雪峰致应修人，《纪念与研究》第八辑，上海：鲁迅纪念馆，1986年，第215页。]冯与应，再加上潘漠华，四位湖畔诗社发起人中的三位，后来都成了共产党人。

通向革命的第三种精神气质，是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创党一代知识分子多是校园出身的观念性人物，之所以创建和参加共产党，多是被马列主义的理论所吸引，他们对底层社会民众的接触和了解比较有限。五四时期也有民粹主义思潮，同样也是观念性的，比如李大钊的民粹主义，理性上的思考，要多于生活的实际感受。然而，“大革命”一代的知识分子，就很不一样。无论是破落的富家子弟，还是贫苦家庭出身，都是来自社会底层，来到大都市或者省城之后，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与平民社会有比较多的接触；自身的经济窘迫，也让他们对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联系。这代革命者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观念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

别尔嘉耶夫说：“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87页。]19世纪俄国贵族和平民两代知识分子，无论是赫尔岑、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一种情感上的民粹主义。他们的文学，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左翼作家们，民粹主义的最初来源，来自人道主义。周氏兄弟是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代表，但他们的人道主义趋向是有差异的。周作人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提倡“人的文学”，特别是女性和儿童的“人”的地位。周作人这里说的“人”，是文艺复兴式的，是具有自然情欲和精神情感的人。而深受俄国和东欧文学熏陶的鲁迅就不同了，他关心的是闰土、祥林嫂这样的受侮辱和欺凌的底层民众。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与民粹主义无缘，他的人道主义有贵族气。但鲁迅的人道主义直接通向民粹主义，“大革命”一代的左翼作家无不受到鲁迅的影响，在鲁迅的人道-民粹思想的延长线上。柔石的作品就是一个显例。他写《二月》的时候，主人公萧涧秋对青年寡妇文嫂的怜悯，是人道主义式的慈悲，待他加入左联之后，写《为奴隶的母亲》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带有强烈的阶级义愤。而从民粹主义到进一步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步之遥而已。从人道主义到民粹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这正是许多“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何其芳是另一个例子。在北大读书期间写了唯美主义的《画梦录》，他毕业之后到莱阳师范学校教书，这是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县城，都是乡村来的贫家孩子。何其芳第一次真正地融入中国基层社会，开始了解到民间的疾苦，这与他所幻想的浪漫世界实在是天壤之别。他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怀疑和反思：“我在我嘲笑的尾声上/听见了自己的羞耻/‘你也不过嗡嗡嗡/像一只苍蝇！’/如其我是苍蝇/我期待着铁丝的手掌/击到我头上的声音”[何其芳：《醉吧》，载牟决鸣编：《何其芳诗文掇英》，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9-40页。]。他对底层民众有了一层淡淡的忏悔感，笔调中流露出对失去土地无处栖身的农民、街头下层妓女的怜悯，同时对海边空置的豪宅和大腹便便的富人的愤懑。他决定远离梦想，回到现实：“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何其芳：《云》，同上书，第41页。]。抗战爆发以后，何其芳沿着这一思想的变化轨迹，日趋关心现实、批评黑暗，文风变得尖锐泼辣，在周作人附逆下水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写《论周作人事件》，严厉地批判自己北大的老师。他热切地向往光明，向往一个没有压迫、充满平等的新世界。像很多“一二九”知识分子一样，最后投奔延安，几乎是他心理历程的必然归宿。

激发知识分子趋向革命的最后一个精神元素，乃是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比起目睹国内的社会不平等，亲身感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威胁，是一个更大的心理刺激。前面已经分析，“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很多是富二代、官二代，运动的领导者，多是北平著名学府的优秀学生，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党员，比如，姚依林是清华的，黄华是燕京的，黄敬是北大的，周小舟是北师大的。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教会学校的师生，在反帝的浪潮中，要比一般学校的反而要走在更前列。在“五卅”运动当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师生，因为校方不同意降旗为“五卅”死难者默哀，集体离开圣约翰大学，另外创建光华大学——这所大学正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王元化晚年在回忆自己参加“民先”、走上革命道路过程中，提到曾经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家庭是一个浓郁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湖北沙市圣公会第一任华人会长，父亲是传教士出身，后到国外留学，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英文系教授。正是这样一位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清华教授，有比常人更强烈的爱国情怀。“五卅”惨案发生以后，父亲愤怒地表示：“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他拉了一头毛驴，冒着大雨将在香山的教会学校读书的女儿接回家，走了整整一天。“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家绝对不用日货。王元化后来说：“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任何左派组织，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在中学读书的王元化在北平城里目睹过日本军队的耀武扬威，他说：“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是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参见彭小莲：《他们的岁月》，第95-96页。]

在“一二九”运动当中，美式学校清华大学和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学生，要比北大和北师大活跃得多，而燕京大学的学生，几乎扮演了核心角色，“‘一二九’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燕大学生组织领导的”[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程龙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6页。]。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基督教徒与革命者在精神气质方面具有某种同构性。在第一代创党知识分子当中，最具有宗教气质的是总书记陈独秀。因为在大街上撒传单，陈独秀被囚禁在北京看守所，他无书可读，手边只有一本圣经，胡适说：“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胡适手稿》第九卷（下）卷三，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第545-550页。]。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公开回应给张申府的信中说：“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陈独秀答张申府》，载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第657页。]在俄国平民和无产阶级两代革命者当中，不少是僧侣的后代，或者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参见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1-468页。]。他们激烈地反基督教，但反对的方式依然是基督教式的，在后来的革命旅程当中，以一种世俗化的宗教精神从事人类解放事业。

回到1930年代的燕京大学。燕京向学生传授的是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对穷人的同情与怜悯，作为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的神圣使命。燕京大学教授吴雷川是一位激进的基督教神学家，他相信基督教信仰可以与革命互相共存，耶稣就是一位革命者，为的是建立一个消除了所有社会不公正的人间天国。他认为：国民革命需要基督教精神，但如果“基督教不带有革命的特点，它将无法在革命时代存在下去”[参见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第262-263页。]。吴雷川的激进观念未必在燕京大学是主流的，但燕京所灌输的同情穷人、服务社会的基督教平等精神，的确成为许多学生后来走向革命的思想启蒙。在北平几所精英大学当中，燕京最提倡走向社会、服务乡村，许多师生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到偏远乡村去做社会调查，并从事乡村重建的社会服务工作。有意思的是，校长司徒雷登对学生的反日爱国热情予以肯定，赞扬学生们“展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这是当代历史上最令人感到希望的事情”[参见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第260页。]。当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听到燕京学生也参加了南下抗日请愿活动时，感到很欣慰，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参见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在“一二九”运动当中，燕京的学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