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时尚的“主义”眼花缭乱，各种以革命自称的政党也在争夺青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共能够脱颖而出，获得了激进青年的人心？简单地说，乃是因为中共是20世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其具有19世纪议会式政党所不具有的两个优势，一是信仰力，二是组织力。正是这两种力，让中共在青年知识分子的争夺战中，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先分析信仰力。

在五四后期，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争相争夺激进青年。但到了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虽然是禁书，但依然在革命青年当中悄悄流传，传播最广。之所以如此，不妨与当时影响最大、同样具有革命性和激进性的无政府主义与三民主义比较一下。

无政府主义是清末民初和五四前期思想界的第一大思潮，它所追求的无政府、无压迫、无暴力的自由平等新世界具有完美的乌托邦魅力，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成为其信徒。但在黑暗的现实世界和美丽的乌托邦世界之间，无政府主义缺乏完整的行动指南和现实策略，自此岸世界跨越到彼岸世界，只是凭借小组织的新生活实验，或者冒险的个人暗杀壮举。而三民主义则相反，孙中山在晚清设计了一整套革命的方略，从同盟会口号和革命三程序说，后来不断完善，到1920年代让三民主义具有了通俗的理论基础，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然而，三民主义固然有一套政治理论，行动力很强，但其缺乏一个超越的乌托邦世界以及整全性的宇宙观、人生观，故依然无法满足有理论兴趣和心灵饥渴的知识分子。唯独马克思主义，有黑格尔哲学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作为其哲学和政治基础，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提出，经过几代理论家的发展，到五四后期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套整全性的意识形态，既有可与无政府主义媲美的美丽新世界——共产主义，而且有比三民主义更具现实性和战斗力的政治纲领，更重要的是，在科学和信仰的双重形态之下，其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中心，形成了完整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可以满足知性型知识分子认知世界的方法论需求，另一方面，其共产主义的超越理想和简明易懂的教义信条，又能迅速成为情感型知识分子的心灵信仰。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通向马克思主义之路，有方法论和情感型两条路径。儒家文化以及作为其互补结构的道家和佛教，为传统中国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完整而有效的理解宇宙、认识社会和人生价值的认知地图，到了五四运动，这张传统的认知地图失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新理论和新信仰没有及时填补因为儒教文化的退场而留下的空白，众多青年知识分子陷入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迷茫之中，于是从日本和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

前述的上海大学教员中，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等留学日本，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有在苏俄的经历，他们向学生们传授的正是一张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认知地图，只是留学日本的偏重考茨基的理论，而俄国回来的更多列宁主义的色彩。瞿秋白先是担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对整个学校特别是社会学系的课程有精心的规划。他计划在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大纲、法学通论、历史哲学、生物哲学等课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整全性理论，为学生提供一张完整的认知地图。然而，上大的创办，已经接近五四时期的尾声、国民大革命的前夜，“青年学生参与行动的冲动，代替了对塑造未来社会的冷静、深沉的反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第109页。]。瞿秋白为中共打造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理想，并未在国民大革命之前实现，一直要到“大革命”落潮之后，严酷的白色恐怖让许多革命青年不得已回到书斋、退而结网，这才进入重新打造马克思主义认知地图的适当时间和空间。

于是在1927年到1937年期间，在左翼知识界，出现了一股瞿秋白所期盼的“社会科学热”。德里克指出：当时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很难区分“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这些理论的区别，“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促成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变革重要性的意识的深化，现在社会学则提供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力量可以引起广大群众关注的媒介”[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种异常畅销的社会科学读物的掩护下，慢慢渗入激进知识分子的大脑，让他们获得了一把了解世界、社会和人生方法论的钥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兴趣的，不仅是接近共产党的激进青年，包括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也有国民党内部的左派知识分子，包括汪精卫派、陈铭枢派。后者虽然不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非常认同唯物史观，因此，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多的，在五四后期是孙中山办的民智书局，在北伐之后，是有国民党背景的新生命书局[参见赵庆河：《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1931-1933）》，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舒芜晚年回忆说：“我一接触马克思主义，首先觉得它最能说明抗日救亡的种种现实迫切问题；其次觉得它比三民主义，比孔孟的治国平天下，更能科学地说明救国救民平治天下之道；其三，觉得它与民主、科学、自由、个性解放等等完全相合，而且是最彻底的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于是我一下子就相信了它。”[舒芜：《与友人的信札》，《万象》杂志，2011年第9期。]整全性的马克思主义，其清晰的认识世界方法、美丽的乌托邦理想和简明的救世方案，让含混不清的变得单纯，令人费解的变得容易，让许多左翼青年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愉悦感。

如果说对理论有兴趣的激进知识分子多是从寻找“认知地图”方法论途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许多左翼的作家则多是从情感型的途径靠拢中共、走向延安。前述的左翼青年的四大精神气质，背后都有一个对自由、平等、独立的乌托邦追求，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们，未必对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热情，他们的想法是感性的，总是有一个美丽的想象，希望从肮脏的人间寻找到一个寄托乌托邦梦想的纯洁伊甸园。抗战爆发以后，这就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许多“一二九”知识分子在晚年回忆里，都谈到当年他们内心有一个延安梦。司马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延安梦’，这个梦有点像著名的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记》。我有一个‘延安梦’，这时又真的身在延安，也就自然入梦。人在梦中不觉是梦。……我们把自己的苦行视为革命者应有的情操，因为我们身在梦中。”[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第59页。]何其芳在去延安之前，就是一个经常沉浸在虚幻的白日梦世界的诗人，《画梦录》就是白日梦的结晶。然而，现实世界的残酷，又让他内心不安。他说：“在我参加革命以前，有很长一个时期我的生活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出现在文学书籍里和我的幻想里的世界。那个世界是闪耀着光亮的，是充满着纯真的欢乐、高尚的行为和善良可爱的心灵的。另外一个是环绕在我周围的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灰色的，却是缺乏同情、理想，而且到处伸张着堕落的道路的。我总是依恋和留恋于前一个世界而忽视和逃避后一个世界。”[何其芳：《写诗的经过》，载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5-326页。]然而，逃避只是短暂的，他总是要将这两个破裂的世界弥合起来，因此睁大眼睛在人间寻找梦想中的乌托邦。延安，似乎满足了他想象中的精神渴求。到了心目中的圣地不到三个月，他就写了热情洋溢的《我歌唱延安》，以其唯美主义的诗人气质大声歌颂：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何其芳：《我歌唱延安》，载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3页。]。诗人何其芳的白日梦终于落地，从虚无缥缈的文学世界变身为理想中的延安梦。

共产党吸引激进青年的，除了信仰力之外，还有一种组织力。

左翼文人本来也是一群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多分散在内地的二三线小城市，他们迫切要离开家乡，到革命的中心来寻找组织，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中共以及其领导的左联，恰恰可以为这些本来是一盘散沙的青年，提供一个有团契生活的“家”，一个得以精神依赖和人生庇护的组织。这样的革命中心，在国民大革命兴起之后，是广州，“大革命”失败之后，是上海，而抗战爆发以后，则是延安。广州、上海和延安，先后成为各地激进青年和左翼文人的向往之地。

早期的延安与整风运动以后的延安不同，在延河两岸，弥漫着一派自由、平等的宽松气氛，颇符合浪漫青年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乌托邦境地。刚刚从黑暗的沦陷区和混乱的国统区跋山涉水来到延安的年轻人，第一次听到“同志”的称呼，感觉异常亲切温暖，“听到人家喊自己同志，觉得浑身的血管都冒出热气来了，觉得真是亲得不得了。唉，为了这一声同志，也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哟”[欧阳山：《一代风流（第四卷）：圣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326页。]。韦君宜回忆说，到了延安的青年，最喜欢唱一首苏联的歌，“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她说“这是我们心里的歌”。[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第7页。]

小小的延安城，在抗战爆发之后，一下子聚集了大批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他们在延河边上唱歌跳舞，在宝塔上下朗诵诗歌，到处燃烧着青春的气息。无论是过去的富家子弟，还是以往卖稿为生的，如今到了延安，都成了“公家人”，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吃的是小米大锅饭，每个月还有零花钱，一时确实让青年们感觉来到了一个自由、平等、大同的天堂。从法国回来的文学博士陈学昭以夸张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像逃犯一样的/奔向自由的土地/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陈学昭：《边区是我们的家！》，《解放日报》，1943年8月3日。]

在革命青年的意象之中，延安就是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给自己温暖的“家”。韦君宜刚到延安的感觉是自己“甩脱了家庭学校”，“咱们一起回家啦！”即使在后来的抢救运动当中受到了惊吓，她依然将组织视为自己的“家”：“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与韦君宜一起奔赴延安的她的丈夫杨述到了“文革”的时候说得更坦诚：“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有如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被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载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第196-200页。]

革命青年对组织充满了各种浪漫的幻想，同时中共是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有统一的革命信仰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这就与那些依然具有散漫习气和自由思想的文人革命者发生了错位。大致而言，在国民大革命前后，年轻的中共还具有学生般的青春与活泼，组织性和纪律性尚不完整严密，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白色恐怖严重，转入了地下工作，开始有了缜密的组织纪律，这对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中共的外围组织左联内部，有两种不同的革命作家，一种是职业革命者，还有一种是业余革命者。职业革命者如周扬、冯雪峰、夏衍、徐懋庸等，其写作、翻译是副业，并不以此为生，而党的秘密工作是其主业，领取党组织的生活津贴，无条件地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们可以说是“组织人”，虽然在文学与革命之间有冲突，但身心已经全部交给了党。只是更多的左翼作家就不一样了，虽然其中一些人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但依然是业余革命者，他们以爬格子写作为生，依然保持着文人的各种习性，不是以对组织的忠诚而是以文学上的成就来证明自己。

胡风就提到过作品主义和作家主义在左联作家中很流行：“许多盟员热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是一种作品主义；热心想做作家，这只能是作家主义。”[晓风编：《胡风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8页。]端木蕻良1933年参加左联，那时候他对政治很有兴趣，“很贱视文学，觉得太没有用处，太兜圈子，对社会起不了决定作用”。后来他的左联同志们在一次聚会中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他恰好没有去而躲过一劫，从此对政治活动冷淡，一心写作长篇小说。虽然依然态度左倾，但被许多同志认为气质完全与革命者对不上，丁玲就说，“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参见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第70-71、102页。]

文人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气质，让他们接近革命，向往革命，但又受不了革命组织的纪律约束；他们向往过团契般的温暖生活，但又想保持自己的身心自由，于是二者之间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蒋光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左联当中，他是资格最老的中共党员，在创办左联、考虑由谁作为左翼文学旗手的时候，除了鲁迅，他也是曾经被考虑过的人选。蒋光慈热爱写作，认为自己最好的战场是在文学上，然而李立三领导的左倾党组织上经常命令他参加各种飞行集会，到大马路上去撒传单，搞得他筋疲力尽。组织还通知他，要征用他的家，作为秘密会议的据点，他非常为难，拒绝说：“一个房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开就倒了。”[参见马德俊：《蒋光慈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0页。]他酷爱写作，热情革命，但那是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革命，他受不了集体行动的紧箍咒，在百般无奈之中，递交了退出组织申请书，希望自己像茅盾、郭沫若那样成为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继续用笔而非用腿继续为革命工作。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李立三左倾路线主持的党组织开除，还被扣上一顶“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参见马德俊：《蒋光慈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2页。]

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政党，要求所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放弃“小我”、融入“大我”，将原先一个个自由散漫的“我”改造为有着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我们”。然而，不少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思想深处依然印刻着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反感一切权威，向往绝对的个人自由。还有一些在社会底层游荡过的革命者，还有流浪汉的散漫习气，好吵架，动辄打架。

早年当过学徒的左联作家楼适夷与冯雪峰当年是同吃同住的朋友，他们都是流浪汉，身上有流浪汉的坏脾气，爱吵嘴，爱发牢骚，得罪的人不少。革命胜利之后，冯雪峰的儿子填入党申请书，在家庭出身一栏，冯雪峰要儿子不要填“革命干部”，而是填“职员”。他说：自己尽管参加过长征，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其特性却是自由职业者的范围，自己的暴躁、偏激、骄傲，以及自由主义的习性和作风，正是早年在近于流浪者的窘迫生活环境里形成的[李辉：《凝望雪峰：关于冯雪峰的随感》，载李辉：《风雨中的雕像》，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138、142页。]。萧军少年的时候经常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土匪：“当胡子，我认为是好汉干的。他们用自己的脑袋做本钱，所谓两手换的买卖，堂堂正正地去抢夺，大大方方来吃喝，痛痛快快打死自己所不喜欢的人，这是多么豪侠的生活啊！”[萧军：《我的童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页。]鲁迅逝世之后，萧军到鲁迅墓前，将三本左翼的杂志作为祭品焚化了，结果受到了同为左翼阵营的马吉蜂、张春桥等人的嘲笑，萧军大怒，找上门去，约定时间与他们“比武”，还找了萧红、聂绀弩作为见证人。萧军三拳两脚就将马吉蜂打倒在地，他哈哈大笑：“你们有小报可以天天写文章骂我，我没有别的，只有拳头——揍你们！”[王科、徐塞：《萧军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00-101页。]

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载杜亚泉：《杜亚泉文存》，第182-183页。 这些流落到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是一般的流民无产者，而是有身份而落魄的游士。杜亚泉曾经分析过这些游士的复杂性格，他称之为“过剩的知识阶级”，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达则与贵族为伍，穷则与游民为伍”，带有游民的色彩，“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征”。 这些游民的气质让这些知识分子倾向革命，但一旦加入组织，又与布尔什维克政党的要求格格不入，于是，原先让他们倾向革命的几大气质，从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到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通通成了“小我”融入“大我”以及化“我”为“我们”的精神阻力。

在延安的早期，“小我”与“大我”的冲突尚不突出，随着1941年整风运动的展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便步入了议程。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十一种自由主义的现象，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0页。]显然，毛泽东这里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弥漫的自由散漫、崇尚个性的无政府主义与老庄哲学。

革命是一座改造知识分子的大熔炉，也是精神磨砺的大炼狱，它要求每一个加入了组织的自由文人从传统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服从于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与革命事业有机结合的一分子。这是众多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所始料不及的。他们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如何接受思想改造，那是另一段心路历程，已经超出本章的主题。无论如何，“大革命”与“一二九”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程，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也经历了精神的苦难，这是他们青春期的选择，即使到了晚年，依然历经九死而未悔，个中的缘由可能为后来几代人所不可理解，但这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一部真实的革命知识分子精神史。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美］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史金金、孟繁之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韦君宜：《思痛录（增订纪念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