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家庭环境与少年遭遇是读书人走向革命第一环节的话，那么，第二个环节便是在什么样的学校求学了。民国二年以后，中国建立了西方式的学校体制，这是一个等级性的金字塔结构。简单而言，最顶尖的是欧美和日本高校，学成归来的洋学生最受社会重视，可以进入学术、文化和商界的最顶层。其次是国内的著名国立和教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等，那是富家子弟云集之地。第三层次是沿海沿江一带都会中良莠不齐的私立大学，只要交得起学费，皆可进入，入学的多，毕业的少。最低的层次是各省二三线城市的师范学校。

进入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富家子弟，在“大革命”时期，很少与革命有缘，他们一直要到“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当中，在抗日救国的刺激之下，才走出象牙塔。第三层次的私立大学当中，则是鱼龙混杂，很多是中产家庭背景的世俗、功利的布尔乔亚，不问政治，专注于学一门本领，拿一张文凭，以后到社会上混口饭吃。也有革命者暂时栖身于此，比如周扬、邓拓、汪道涵、王元化等都曾为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的学生。而真正的革命温床，是第四层次的地方师范学校。五四时期的浙江一师、湖南一师，都是著名的红色摇篮，在新思潮和大学潮的刺激下，贡献了两个革命知识分子群体，浙江一师有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杨贤江、汪寿华、冯雪峰、柔石等，湖南一师有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而著名左翼作家沙汀、艾芜都是四川一师的同学。

如果说在高层的著名大学学府中是“天才成群结队而来”，那么在底层的师范学校当中，则是“革命者成群结队出现”。革命知识分子多出自破落的富家子弟。既然是富家，总是望子成龙，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学校深造，但因为破落了，不要说送儿子留洋镀金，连大学的学费也负担不起，只能在免学费又有生活费的师范学校将就。在“五四”和“大革命”时，各地师范学校所云集的，多是这样一批有远大志向却又身处教育体制底层的怀才不遇青年学生。他们为新思潮的春风所吹拂，心灵已经打开，渴望到新的世界去生活、发展，自由飞翔，但所处的二三线城市又依然那样封闭、保守，而个人前途茫茫，看不到进入体制、往上浮动的希望。于是内心充满失落、苦闷和愤恨。许多师范生一旦毕业，即面临失业，他们在城市留不住，没有他们的位置，又不甘回到乡村，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乡村教师，于是，这群人就成了被体制抛离的“多余人”。在郁达夫看来，“零余者”（多余人）就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一群人。

在19世纪的俄国，“多余人”多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满黑暗的现实。在上层社会，衣食无忧，又同情底层的劳苦民众，有敏锐的感觉，又怯于实际的行动，于是自叹成为苦闷忧郁的“多余人”。但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中国的“多余人”，多是贫家子弟或者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徒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却命运不济，挣扎于体制的底层。他们向上浮动无望，向下发展又不甘心，幻想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这就为他们成为革命者提供了心理的基础和行动的动力。如果说俄国的“多余人”多是赫尔岑、屠格涅夫这样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那么中国革命中的“多余人”则不愿意仅仅停留于思考，他们要行动，要投入革命的大洪流，以行动颠覆不公平的现实世界，从而改变个人的命运。

这批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除了云集在各省的师范学校外，在“大革命”前，纷纷投奔两所学校：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当年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称，这两所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文官武将，也是1925年国民大革命的人才摇篮。

先说黄埔军校。在广州的黄埔前六期的学生，除个别有大学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或在中学读过几年书，然后经由各种社会关系介绍来报考黄埔，基本都是中小知识分子。从家庭背景来看，有的学生来自书香门第，有的是城镇居民，有的是乡绅子弟，但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而且很多来自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甚至有一小部分家庭贫困，生活艰难。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有些知识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学员，基本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处于权力与文化的边缘，介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有知识又接近社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所以，他们更容易有革命性，也更容易与他们要发动的对象——工人与农民打成一片。并非巧合的是，黄埔军校是1924年创办的，在其前一年，北方著名的保定学堂停办了，大批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到黄埔从军。这样一来导致南北方失衡，北洋政府很难再争夺到优秀的年轻人。而“大革命”期间的广州可以说是“学生的广州”，国民政府中的领导者多数也是学生出身，因而被称为“学生的政府”，南方军队也被称为“学生的军队”。

上海大学原为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在1922年被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接管，成为“大革命”时期革命干部的摇篮。表面来看，上海大学与同时期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大同大学没有区别，都被讥讽为“野鸡大学”，但因为教员当中许多是国共著名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如邵力子、叶楚伧、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瞿秋白、蒋光慈、施存统、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等，他们在上海大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系开设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这些以“社会科学”为名目的课程，比如唯物辩证法、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革命史等，为那些刚刚从内地二三线城市走出来的涉世不深、三观迷茫的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上海大学是一个充满了共同信仰、情感和行动的紧密共同体，与那些有着严格等级、缺乏感情、只是冷冰冰的传授知识的大学（比如很有名的圣约翰大学）迥然不同[参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上海大学虽然在民国高等教育史上完全属于另类，但它最成功之处，犹如古代儒家士大夫所主办的书院，不是纯粹的传授知识或者贩卖谋生本领，而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凭借特殊的信仰力和组织力，吸引了这些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为他们提供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也有同志般甚至恋人般的情感。这个当年似乎是毫不起眼的弄堂大学，像一座红色的大熔炉，熏陶出一批中共的高级干部和左翼作家。

上海大学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即被关闭，但许多激进的左翼青年有了另一所同样在上海的聚集之地：国立劳动大学。这所大学是国民党元老易培基创办，得到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和张静江国民党四大元老的支持，原意为实践半工半读、互助进步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由于免交学费而且提供膳宿，所以吸引的学生亦多是被正式教育体制“割势”的“多余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激进青年聚集在劳动大学，有共同的浪漫理想和政治追求，图书馆里又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于是不期而然地成了暗中培养共产党人的秘密温床。其实，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只是一步之遥，中共的创党知识分子，当年大都是从无政府主义向前跨越一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动大学的许多学生，也是如此。后来的左联党组书记徐懋庸当年就是在劳动大学读书走向革命的，而许涤新、彭柏山等人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之所以“革命者成群结队而来”，正是因为有浙江一师、湖南一师、上海大学、劳动大学这些凝聚、熏陶激进青年的大熔炉，让那些从边缘城镇和内地乡村来的破落的富家子弟与底层读书人，通过阅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列书籍，一步步走向革命之路。

学校只是凝聚激进青年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需要将激进的理想付诸行动，这就是学潮。五四爱国运动的成功，使得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产生了“学生神圣”“学生万能”的观念，使得各种学潮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没有停歇过。从1919年到1928年，全国共发生了两百四十八起学潮，1922年和1925年是两个高峰点。根据陈永发的研究分类，这些学潮按照抗议的对象，有下列几种类型：第一，反对本校的校长和顽固派老师，或者不满某些政策措施；第二，反对本地垄断教育的地方保守派精英；第三，反对中央或地方军阀统治；第四，反对帝国主义，包括检查日货、反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141页。]。这些学潮，都是后来“五卅”运动的预演，“大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少都有领导和参与五四和后五四学潮的经历，可以说是在学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比如1923年第四届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两位评议会秘书夏曦和黄日葵，不久都加入了中共。而领导浙江五四学生运动的宣中华和徐白民，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左翼作家艾芜和沙汀在五四后都是四川一师的学生，经常参与各种学潮和请愿运动。为了争取教育经费，四川一师的学生向省议会请愿，还闯进了副议长熊晓岩家里，沙汀抱起了他家的大花瓶砸碎了他家的穿衣镜。艾芜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认为青年最有希望。所以沙汀在学校取名杨只青，即只有青年才有前途的意思。”[参见吴福辉：《名家简传书系·沙汀》，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第23-24页。]

中共早期是一个以中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尤其以青年学生居多，“发展组织很难逾越他们日常接触和熟悉的知识分子圈，他们凭借在文化、学术和教育界所拥有的资源，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人际网络和社团关系寻找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第147页。]。因此，“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基层组织，充满了“学生气”，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相互之间以“同学”称呼，党员互称为“大学同学”，团员互称为“中学同学”[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8页。]。连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在向下级组织发通告时，抬头也是“各级校部同学们”！[《上海区委组织部通告》第11号，1926年3月3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25.8-1927.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1986年4月。]

各地零散的、目标不一的学潮本身并不能直接酝酿成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由量变到质变，最后形成运动高潮的，需某个暴力流血事件的刺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国民大革命不更早出现，而是爆发在1925-1926年，恰恰是因为“五卅”和“三一八”两个惨案中“血”的强度刺激。

有两段对惨案的现场记录很能代表性。第一段是在上海的叶圣陶写于“五卅”第二天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他赶到老闸捕房去参拜同胞的血迹，发现已经被仇人的水龙头和当晚的大雨冲得光光。叶圣陶愤怒地写道：“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叶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载卢今、范桥编：《叶圣陶散文》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63-64页。]叶圣陶后来的小说《倪焕之》，将自己“五卅”前后的心路历程和不敢实现的幻想投影在主人公身上，倪焕之在“五卅”现场目睹了血被冲走，决然放弃教育救国的旧梦，投身街头演讲，走上革命道路。

另一段是在北京的朱自清对“三一八”惨案的亲身经历《执政府大屠杀记》：“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悲愤之余，朱自清感到的是无路可走，但又不想回避，只能严肃地问自己：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载延敬理、徐行选编：《朱自清散文》上集，第112页。]？朱自清与叶圣陶一样，都是温和的、中间派大知识分子，目睹屠杀和鲜血，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虽然没有就此走向革命，却与外国列强和军阀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而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义愤填膺。“五卅”发生时，柔石正在北京求学，他在日记里写：“‘五卅’！‘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却没有帮她出过一颗汗过！……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国民么？惭愧，惭愧！”[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第104页。]也正是这份羞愧感，让青年柔石日趋激进，成了左翼作家。

“五卅”和“三一八”的血，一个发生在上海，一个发生在北京，在这两个中国最大的都市街头所流淌的鲜血，让原来沉浸在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的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愤怒和绝望，为“血”所唤醒的他们，不再寄希望于漫长的改良之路，相信要解决迫在眉睫的救亡，唯有从思想与社会转向政治，加入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由此改变中国人是冷血动物的看法。瞿秋白在“五卅”惨案之后刊印了一份新报纸，报名就叫《热血日报》。他在发刊辞中说：“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了！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了顶点了……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瞿秋白：《〈热血日报〉发刊辞》，载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几乎与此同时，在风景宜人的白马湖教书的朱自清，一反往常的冲淡平和，疾笔写下了著名的《血歌》，短促的、跳跃的句子如同狂风、急雨、鼓点：“血是红的！/血是热的！/血是长流的！/中国人的血！/都是兄弟们！/起哟？起哟！”[朱自清：《血歌》，载朱自清：《朱自清经典大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第712-713页。]

即使不在“五卅”或“三一八”现场的外省青年，也会被“大革命”的情绪所感染。杭州的中学生王凡西，最初是一个相信胡适点滴改良的温和青年，一心想研究学问，看不起那些政治上活跃但成绩不好的激进同学。但后来他承认，“‘五卅’运动却给了我一个激烈的与决定性的转变”。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杭州来宣讲发动民众，本来正处于毕业考试关键时刻的王凡西，热血也沸腾起来，参加了杭州学生会的工作，整整两个月，忙于爱国运动，“大时代中炽烈的大斗争，像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的思想和感情焚化于俄顷之间，……我很快懂得了，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说法是多么地虚伪，真正学问应该和行动相结合，为行动服务的”[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9-11页。]。一旦走上了政治这条路，便一发而不可收，他后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成了职业革命家。

五四运动前期的中心是启蒙，后期是社会改造，然而，“五卅”以后，启蒙与改造的无力感，被一种亢奋的政治热情所替代。这种政治热情，与民国初年以议会民主制为中心的政治参与迥然不同，它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欲望，而变成了以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底层运动，后来随着北伐的展开，又动员了更底层的工人和农民。但无论如何，国民大革命中心舞台的活跃者，无论是工农运动的动员者，还是北伐军里面的骨干，几乎都是国共两党的新鲜血液：在革命中日趋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

如果说“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的刺激是“五卅”和“三一八”的“血”，那么“一二九”一代革命者则为亡国灭种的“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所激愤。东北的沦陷，首先让东北的知识分子感到了切肤之痛，他们流亡到关内，投身于各种救亡活动当中。作家端木蕻良在南开中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在学校组织了“抗日救国会”，还当众怒斥了前来学校讲话的天津市市长，结果他被学校开除了。另一位作家萧军写作了描写东北抗日武装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因为他是东北人，对日本人的侵略刻骨仇恨，以后加入革命皆由爱国情绪点燃。即使不是东北人，北平不少有热血的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之后也骚动不安。在清华读书的吴晗写信给自己的恩师胡适，倾诉内心的愤懑，他以异常激烈的语调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吴晗致胡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3页。]

在“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当中，多为破落的富家子弟或贫家子弟，除了周扬等个别人之外，鲜有正当发达的富商或官宦子弟参加革命的。第一代创党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多出身于北京大学，但在“大革命”时期，北大并非革命者的主要贡献地，与上海大学远远不能相比。王凡西是1925-1926年间是北大中共支部领导之一，他发现北大校园里面“乱党”不多，一千三百名学生里，革命同志只有二三十人[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2页。]。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二九”一代革命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富家官宦子弟。“大革命”洪流中的学生，基本出身于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师范学校这些教育体制的边缘部分，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力，已经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学校等这些中国最顶级的高级学府。而这些顶级学府，很少贫寒子弟，仅学费一项，就将他们拒之于门外。瞿秋白当年到北京，首选是考北京大学，但家道的衰落，让他付不起那笔昂贵的学费，不得已只能进入膳食全包、学费全免的俄文专修馆，因此而阴差阳错，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袖。像燕京、清华、北大、南开，多是衣食无忧甚至准备出国深造的富二代、官二代，本来他们有辉煌的个人前程，为什么会冒险加入抗日运动、继而成为革命者呢？

显然，富二代、官二代走出书斋，投身抗日运动，与“大革命”一代全然不同，不是因为对个人前途的绝望或社会黑暗的不满，而是对亡国危机的深刻忧虑。天津豪门子弟叶笃庄在南开学校读书，父亲早就安排好了他的前途，希望儿子以后学理工科，在乱世里面有一口太平饭可以吃。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叶笃庄挺身而出，担任了学生会秘书长，多次参加抗议日本的学潮。代理校长张彭春找他谈话，劝他“不要跟着‘赤色分子’跑”。但他不听，又偷偷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红色书籍，思想日益左倾。高三毕业的时候，按照他门门功课A的优异成绩，是可以直接进入燕京大学的。但他准备大学毕业以后参加革命到农村去发动农民，于是与好几个有同样想法的南开富家子弟一起进入了中央大学农学院。[参见叶笃庄：《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5-134页。]

当年在这些名牌大学里面参加抗日运动的，大多是成绩优异的学生。这些优等生，继承了五四的精神血脉，不仅视野宽广，而且有家国情怀。据韦君宜回忆，1982年一个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承认：“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要高多少倍！”[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8页。]

韦君宜的父亲是技术专家出身的铁路局长，一直希望送聪明过人的女儿到美国留学。在清华哲学系求学的她，拜金岳霖、冯友兰为师，也喜欢纯粹的哲学。但在“一二九”运动当中学生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报纸行却对爱国运动只字不许提。她后来回忆说：“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第4页。]年轻的韦君宜放弃了学哲学的快乐和出国留学的大好前程，参加了革命。

影响年轻学生思想激进的重要因素，除了政府不抗日、共产党抗日之外，还与阅读了左翼作家的作品有关。鲁迅、茅盾、丁玲、巴金等人的作品，像一把把火，燃烧了他们的内心。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王元化还只是北平的中学生，但他疯狂地迷恋、崇拜鲁迅，在卢沟桥事变南下逃难，他什么也没有带，只是把一帧自己手绘的鲁迅肖像，冒着生命的危险，放在贴胸的口袋中，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逃离了北平。除了中国的左翼作家，俄国19世纪人道主义文学和苏联时期的左翼文学也对青年学生发生过革命性影响。刘白羽虽然生于大户人家，但小时候父亲带着姨太太离家出走，他只能跟随母亲寄人篱下，备受白眼。在北平一中读书期间，图书馆主任思想进步，买了许多俄苏文学作品。刘白羽非常喜欢契诃夫，其笔下的那些小人物的悲催命运让他深有共鸣。有一天，他读到了苏联小说《铁流》，深受打动，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只是一个朦朦胧胧对革命向往的人，但正是《铁流》里，我看到一幅新世界悲而壮的图像。我听到一曲悲而壮的歌声，《铁流》点燃了我年轻心灵的火焰”。[刘白羽：《鲜艳而铁一样的花》，载刘白羽：《刘白羽散文四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82页。]

在上海的女青年朱微明参加革命，也是被一本高尔基的《母亲》点燃。她后来对女儿说：“我在书里看见了自己的童年，我完全被小说征服了。我确实感到，只有干革命才是我的出路。你外婆说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的故事，刹那间变得愚不可及，我觉得必须像陈日蒙那样，走出自己的旧生活。”而她提到的陈日蒙，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她常常介绍一些苏联小说让朱微明看，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是为了什么？我们就是要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一起上延安去，去寻找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是真心在救中国，在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彭小莲：《他们的岁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热血青年要选择的空间是有限的，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对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他们是不满的，而对遥远的、从未有过接触的共产党，却充满了热烈的期待与想象。王元化在“一二九”期间，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后来他之所以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就是与有此认识有关。他后来回忆说：“共产党当时不是执政党，可是它一直在那里号召大家抗日，组织力量和日本人打。到了后来，共产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它？抗战前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正义的中国人、知识分子谁会去相信国民党？”[彭小莲：《他们的岁月》，第98页。]比王元化小三岁的李慎之，当时还在无锡念中学，他参加革命的心理动力与王元化几乎相同，他晚年在回忆“一二九”以后参加革命的经历时说：“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参见许纪霖：《李慎之：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载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06页。]

共产党之所以吸引热血的爱国青年，除了抗日之外，还有自由、民主这些美丽的想象。“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毕竟在学校里面接受过西方的思想启蒙教育，但他们在执政的国民党那里看不到自由、民主的希望，而共产主义的学说，提供了一个包含各种美好价值的乌托邦理想。在“一二九”运动之后，韦君宜不再有兴趣追随金岳霖、冯友兰学习哲学，她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大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第5页。]确实，抗战爆发以后，大批激进青年投奔延安，吸引他们的正是这些美好的价值。何方在谈到中共革命中“三八式”干部的时候，也如此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代‘三八式’干部正是由救亡运动唤醒和推上历史舞台的。大批青年抱着吃苦和牺牲的决心，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当时的延安，第一，举的是抗战的旗帜，第二，举的是自由的旗帜。那时延安大讲自由平等，许多革命歌曲的歌词里都有自由这个词。”[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