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时代氛围生长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什么后来会发生分化，有的成为自由主义者，而有的走上革命道路？关于这个问题，自然受制于众多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但是早年的家庭出身和少年经历并非不重要。一个人成年以后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被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革命知识分子大多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虽然笔者没有做过量化统计，但以接触到的大量个案，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破落的富家子弟出身。

贫家子弟也会参加革命，那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并非读书人出身。在革命知识分子当中，虽然也有来自底层的贫寒家庭，但人数不多，不具有典范的意义。而一般的富家子弟，家里早就为他们安排好锦绣前程，或者出国读书，或者在国内名校深造，通常也很少自弃前途，选择有巨大风险的革命事业。一直要等到“九一八”以后国破家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刺激，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燕京、清华和北大的富家子弟们，才出现大规模的投身抗日、走上革命之路的群体性现象，这就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但在这之前，这种群体性现象并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是破落的富家子弟最容易成为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呢？鲁迅曾经说过一句沉痛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页。]祖上曾经阔过，然后家道中落，从上层跌落，与平民为伍，从此饱受家族和乡人由奉承到奚落的态度变化，那种心理落差，不要说大人，连小孩都有世态炎凉的感受。在各种失落、愤懑之中，最容易培育出极端的性格和革命的情绪。

与鲁迅同时代的读书人瞿秋白，生于常州城里出了名的官宦世家，然而，传到瞿秋白父亲一辈，开始家道中落，家里渐渐坐吃山空，债台高筑。母亲在他十七岁那年的正月初五自杀而死。年轻的瞿秋白因此受到极大的刺激。在他看来，这不是他个人与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旧士大夫阶级的没落。这个在传统社会最为富贵、最有尊严的特权阶级，到了清末民初，已经全然沉没：科举制度的废除，让其不再有繁衍的空间；社会结构的改变，新兴工商阶级的崛起，让乡村的士绅们脸面扫尽，只落得一个“穷”，被驱逐到庞大的游民阶级队伍之中。瞿秋白后来说：“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在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载文木、郁华编：《瞿秋白散文》上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不唯五四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如此，后来的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当中，亦多为破落的富家子弟。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学生丁玲，原先生于湖南常德安福县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但丁玲的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分家之后，坐吃山空，给丁玲留下的印象总是躺在床榻上抽鸦片。丁玲晚年回忆说：“总是讲蒋家过去怎么样显赫，有钱有势，有派头，可是我眼睛看见的，身临其境的，都是破败不堪，都是世态炎凉。”[1985年9月丁玲谈童年，引自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对于家庭的阴暗记忆，让丁玲的心里“燃起了一盆火”，她承认，“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许杨清、宗诚编：《丁玲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页。]。温馨的小家庭多会孕育出充满爱心和宽容的自由知识分子，而封建的大家族更容易造就叛逆的革命者。丁玲与冰心是1930年代初最出名的女作家，一个是内心充满着苦闷、仇恨和激愤，另一个是笔下流淌着童心、温馨和爱意，她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显然与不同的家庭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小说《青春之歌》而出名的女作家杨沫生于京城名门，父亲是私立商科大学新华大学校长，很会经商赚钱，但娶了好几个小妾，父母亲因此而经常吵架，对子女形同陌生人，不闻不问。杨沫、白杨（著名左翼电影演员）几个孩子如同孤儿一般，衣衫褴褛，浑身长满虱子，整天与街头捡煤渣的流浪儿混在一起。杨沫渴望温馨的家，渴望爱，先是与北大学生张中行同居，但内心充满着骚动不安。有着波希米亚气质的杨沫，不满足于市民阶级的安逸生活，他的儿子老鬼如此描述：“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老鬼：《母亲杨沫》，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3页。]最后杨沫离开了张中行，加入革命队伍，找到了一个热血沸腾的“新家”。

与杨沫的经历相仿，在“一二九”之后就加入中共、后来以独立研究党史而闻名的司马璐，母亲是江苏海安的富家千金，与当地的名医私通，生下了司马璐之后，含愧吞金自杀。司马璐被另一家马姓的大户收养，但家族开会，宣布司马璐不是马家人，不得继承家产，不得入马家祠堂。司马璐十二岁就外出当学徒，后来在街头流浪，但喜欢读书看报。要饭的时候，还要讨旧书旧报纸阅读，让街坊觉得他是一个“小疯子”。后来他到了镇江，进入由左派人士主办的“私立镇江流通图书馆”，与左翼青年组织读书会，读了大量红色书籍，感觉终于找到了家。抗战前夕，他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共。在对着镰刀斧头的党旗宣誓的时候，司马璐兴奋极了：“我从小是个孤儿没有家，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家’了，我现在是属于革命，属于党的儿女，党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啊！”[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51页。]司马璐参加革命的心理动力，显然与少年时期那段被两个家庭抛弃的孤儿经历有关，他流浪街头的时候连流浪狗都要欺负他，他一直想找到自己的“家”，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给他生存力量和生活意义的“家”。心理上的孤苦伶仃、对温暖共同体的热切渴望，正是流浪读书人纷纷投入革命怀抱的原因所在。

除了家道中落之外，还有两个家庭的因素很能刺激少年走向性格偏激乃至革命，那就是反抗父权与逃避包办婚姻。不少革命者的少年时代，都有一个残暴的父亲。从东北来到上海的左翼作家萧红、萧军夫妇，之所以会走到一起，除了文学的爱好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童年时缺少父母之爱。萧军在母亲生下他七个月的时候就因为丈夫的家暴而吞食鸦片自杀，临死前也往小萧军嘴里塞了许多鸦片，但他竟然活了过来。懂事以后，他想念母亲，痛恨父亲，“在我那时的观念中，不独‘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对于我是无关的，‘父亲’这两个字的意义对于我更是无关的”。坏脾气的父亲经常毒打他，让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从小萌生了反抗的精神和与父亲同样的极端性格，内心充满了复仇愿望：“一颗小小的复仇的灵魂，它开始由柔软到坚硬，由晦暗到晶明，在我的血液中被滋养，被壮大起来。”[萧军：《我的童年》，载萧军：《萧军全集》第十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7页。]萧红也是，母亲早逝，继母对她冷漠，父亲经常训斥他，唯有年老的祖父宠爱她，因而家对她来说是一个陌生而冷漠的存在，她早早就有出走的愿望，渴望得到男人的爱，有家庭的庇护和温暖。这也让她后来的感情生活跌宕起伏，屡遭不幸。

渴望爱，渴望被关怀，渴望一个高大的、可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父亲”，这些心理因素都是这些精神孤儿后来为中共吸引、热切加入组织的早年心理动因。组织是家庭的替代物，领袖就是“精神的父亲”，何其芳生于四川万县的富贵大族，父亲教育儿女的方式简单而粗暴，稍有不从或过错，便是打骂。何其芳因此从小性格压抑，有无可名状的孤独感。因为父爱的缺席，内心一直有强烈的“寻父”情结。后来，他到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便被有着强大精神魅力的领袖所吸引，崇拜得五体投地，视为“精神的父亲”，这无疑与少年时代的父爱缺失有密切的关系。

除了反抗父权，另一个因素是逃避包办婚姻。传统的婚姻，是为家族娶妻嫁汉，与个人的感情无关。这一持续了两三千年的包办婚姻到了五四时代，终于让追求个人自由的年轻一代无法接受。像鲁迅、胡适这代知识分子因为人格深处观念与行为的分裂，虽然内心抵触，在现实中依然迈不出反抗父母之命这一步，但深受他们观念启蒙的学生一代就任性了许多。他们是行动的一代人，自由首先意味着恋爱自由，革命也是从家庭革命开始。冯雪峰生于义乌普通的农户家庭，父亲性格暴躁，经常拳打脚踢，逼他干农活。对他刺激最深的，是十五岁的时候，家里领进了一个十三岁的童养媳。每次冯雪峰从学校返家，就痛苦万分。十八岁的时候，他考进杭州的浙江一师，终于逃离家庭，后来找到了新的家：革命组织。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蒋光慈和张闻天也有着与冯雪峰类似的经历。蒋光慈在很小的时候，家里就为他找了一个童养媳，他在新思想的洗礼下，为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出走，最后投身于革命。而张闻天在十八岁那年从学校回家，母亲告诉他为他订好的亲事，新娘是邻村的姑娘。张闻天拼命抵抗，对母亲吼叫：“你要娶媳妇的话，就不要我这个儿子；你要我这个儿子的话，就不要娶媳妇！”母亲含泪回答：“我两个都要！你是我养大的，你忍心不要我，不要你的娘吗？” 张闻天的反抗没有成功，但他像蒋光慈一样，因此与家庭决裂。他们后来加入革命，最初的动因竟然都是逃避，消极地反抗传统婚姻，寻找自己的真爱。革命是崇高的，但通向那条神圣之路的起点，有时候却是世俗的、卑微的，充满了个人命运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