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教授将从戊戌到五四（1895-1925年）这三十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参见张灏：《中国近代史的转型时代》，载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4-152页。]。活跃在“转型时代”的三代知识分子——“旧派中的新派”、五四“新青年”和“新派中的旧派”——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新旧交杂、半新半旧，内心充满了矛盾。晚清的过来人“旧派中的新派”诚如列文森所分析的，是理智上面向西方，情感上依恋传统[参见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7页。]。五四一代“新青年”观念上是新的，但在私人领域的行为依然是旧式的，比如胡适与鲁迅对待母亲的包办婚姻的屈从态度。同样地，在“新派中的旧派”中的吴宓、梅光迪那里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观念是古典的，要“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但在具体的行为模式上却比他们所反对的“新青年们”更违背礼教之精神，更像一个时尚的新潮人物。

“哈佛帮”都有炽热的家国天下情怀，在美国时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激愤于袁世凯政府屈从于日本“二十一条”，成立了国防会的学生组织，陈寅恪、吴宓等加入，但两人的态度迥然不同。陈寅恪相信“读书救国”，希望为危亡的中国保留文化的火种，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但吴宓却热衷此道，忙于为会刊《民心周报》组稿。虽然陈寅恪、汤用彤、张鑫海等再三劝说吴宓不要为此花费太多时间，但他承认：“诸人之道理，宓尽通晓；然宓虽为俗事，确无一点俗心。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吴宓日记1920年1月31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26页。]读吴宓的日记，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移不定的矛盾心理。他懂得“读书乃极乐之事”，惭愧自己半个月忙于俗务，未读一页之书，“琐屑杂事，人人能办，必以之加于能读书者之身，妨害其修身学行之大业，夫亦世事之不平者哉！”[吴宓日记1920年7月1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76页。]

从美国留学到回国以后，吴宓一直在学院与舆论、学业与俗务之间挣扎，他是读书人，对读书有天生的乐趣，但又放不下世俗的功名诱惑。他有两个对标的人物，一个是他所崇拜的陈寅恪，另一个是他反对的胡适。陈寅恪让他自惭形秽，几次发誓“宓回国后，作事之外，日必专以短时，治中西学问”[吴宓日记1919年4月25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28页。]。然而，胡适在俗名上的巨大成功，又让他不甘人后，欲与胡适一比高下。功名上的诱惑，在吴宓的内心里，又被合理化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似乎自己是为国家与社会而自我牺牲。一方面想成为陈寅恪那样自得其乐的学院读书人，另一方面又羡慕胡适那样能够影响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二者之间，他一个也不能割舍：“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吴宓日记1927年6月14日，《吴宓日记》第三册，第355页。]传统的礼教道德是理想主义的，而新式的入世精神是功利主义的，儒家的修身和经世的两面性格，到了五四时期，在“新派中的旧派”这里，演化为中与西、旧与新之间的紧张冲突，让吴宓感到自己好像同时骑在两匹奔驰的烈马上，“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吴宓日记1927年6月4日，《吴宓日记》第三册，第355页。]。类似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挣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现象[参见作者：《入世与出世：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载作者：《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3-439页。]。但在吴宓身上特别典型，而且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敏锐的自我感觉和深切的触心之痛，读了其日记中弥漫不绝的自怨自艾，不能不令人扼腕。

在“学衡派”群体之中，大多数是纯然学人，比较超脱，唯独吴宓与梅光迪有领袖欲，功名心重，最初两人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而成为同一条战壕的朋友，但很快就围绕着由谁掌控《学衡》杂志而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本来梅光迪是《学衡》的始作俑者，最初杂志是分栏目编辑制，并不设主编，吴宓的身份则是“集稿员”。梅光迪好高骛远，不耐俗务，吴宓评论他“好为高论，而无工作能力”[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相比较梅光迪，吴宓任劳任怨，愿干实事，渐渐地《学衡》的所有编务几乎由他一手包办，吴宓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学衡》主编，杂志成了他的个人事业。梅光迪对此极为不满，从第二年起就不再供稿，到处对人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不仅与梅光迪，吴宓与胡先骕、邵祖平等其他《学衡》编辑也先后闹翻，杂志内部矛盾重重，几乎无以为继，只能由吴宓自掏腰包，补贴编辑费用。好友张鑫海劝他“办《学衡》为‘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吴宓日记1925年5月25日，《吴宓日记》第三册，第28页。]，陈寅恪也表态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吴宓日记1926年11月16日，《吴宓日记》第三册，第251页。]吴宓欲哭无泪，在日记中自吐苦水：“以宓之辛苦致力，而世局时变，江河日下，阻逆横生。所经营之事业终于破坏，同志友朋，均受社会排斥，秉其学德志节，归于日暮途穷之境。可痛苦之事，孰有甚于此？”[吴宓日记1926年11月16日，《吴宓日记》第三册，第251页。]

陈寅恪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其原因不仅在于杂志的内容和语言与时代相悖，更是因为在创刊之初，吴宓、梅光迪急于与胡适、陈独秀争夺话语权，其批判的声调过于尖刻，“政客”“商贾”“娼妓”“邪说”之类攻击性语言比比皆是，“新青年们”倒是难得的大度，没有反唇相讥，不以他们为对手，宽容了失意者。但旁观的读者很有点看不下去。同是留美学生的邱昌渭读了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驳论，提醒吴宓：“所有不能采取的学说，或你以为不可采取的学说，请勿目为‘邪说’，因为西洋学说不是‘白莲教’‘张天师’类的学说。”[邱昌渭：《论新文化运动：答吴宓君》，《留美学生季报》第八卷第四号，转引自沈卫威编著：《“学衡派”编年文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39页。]邱昌渭是胡适一边的人，看不惯吴宓的谩骂自不奇怪，但即使是“学衡派”的学生辈，也不赞成梅光迪、吴宓他们的论战方式。东南大学毕业的胡梦华表示：“虽然我却深信《学衡》里面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确有存在之价值与一部分之信仰者”，“然现在《学衡》里的文章破坏多而建设少，似犹不能负此大任”，因为“以喻建设学术上之主义，欲其光大发扬，固不在攻击他人学说，乃在宣传自己学说。若想人家抛弃别的信仰，来服从我的主义，只能说出我自己主义的好处，不必攻击他人主义的不好”。[胡梦华：《评〈学衡〉》，原载胡梦华、吴淑贞：《表现的鉴赏》，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转引自沈卫威：《情僧苦行：吴宓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君子不出恶言”，在与“学衡派”的话语交往之中，“新青年们”这边做到了，即使有批评，也是对事不对人，尊重对方的人格，反而以守护“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的吴宓、梅光迪，表现得非常失态，与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这些纯粹学人相比，在格调上低了一个层次。吴宓在公开文章当中尚属尽量克制，在其日记之中，对新文化运动的诅咒之语比比皆是，比如1919年12月30日写道：“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吴宓日记1919年12月30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15页。]。次年5月1日日记记载：“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己事。”[吴宓日记1920年5月1日，《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61页。]在私人日记里情绪发泄，自然可以理解，但可以从中窥见一个人的修养高下。吴宓以儒家的道德修身标榜于世，而在日记里气度之狭隘，远远无法与同样写日记的胡适、梁漱溟相比。有真性情者未必是君子，吴宓攻击胡适这些“土匪”“专以推锄异己为己事”，读了这些话，却很让人怀疑假如有朝一日他们得势，是否更加不宽容，容不了异己？这并非杞人忧天，吴宓在《自编年谱》之中承认，当年《学衡》的“敌对者”，除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青年”之外，还有三个群体：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为主编的《学灯（副刊）》、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235页。]。《学衡》可谓是四面除出击、八方为敌，不是因为他们的新人文主义主张，而是咄咄逼人的不容人姿态，让他们成了孤家寡人。

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不仅是抽象的学说，而且是活生生的道德人格。陈寅恪的一生，文章学问与公私道德，皆为公认的楷模。相形之下，梅光迪与吴宓不仅公德有亏，而且在私德上也多有为时人诟病之处。先说梅光迪。吴宓批评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与享乐主义者”[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235页。]，原本有妻儿的梅光迪在东南大学任教时与女学生李今英热恋，成为校内一大绯闻。移情别恋，倘若发生在徐志摩这样的新派浪漫主义者身上，或许可以冠以精神解放、恋爱自由的美名，但梅光迪以反对浪漫主义、提倡传统道德著称，其观念与行为之间偌大的反差，大大败坏了“新派中的旧派”的名声。无独有偶，吴宓抛弃发妻，追求朋友之未婚妻毛彦文，更是民国知识界的轰动性绯闻。多少朋友劝阻吴宓万万不可，朱自清告诉他，“外人大都以宓离婚为奇怪，以为与宓平时之学说不合”[吴宓日记1929年12月31日，《吴宓日记》第四册，第313页。]。吴宓的学生郭斌龢专门写信，劝老师“为《学衡》计，为人文主义计，为白师计，为理想道德事业计，均应与心一复合”。[吴宓日记1930年5月15日，《吴宓日记》第五册，第72页。]

吴宓身为《学衡》杂志的领袖与新人文主义的旗帜性人物，他的举动对“学衡派”正人君子的古典形象杀伤力甚大，为世人落下了“假道学”的口实。因此保守主义阵营，几乎全体动员，都来劝说吴宓，贺麟再三对吴宓说：“由是可返于classical，而使《学衡》之事业主张与宓之生活行为前后一致，名誉完美。”[吴宓日记1931年7月23日，《吴宓日记》第五册，第418页。]然而，吴宓犹如情魔缠身，不肯回头。陈寅恪对他看得比较透彻：“昔在美国初识宓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吴宓日记1930年4月22日，《吴宓日记》第五册，第60页。]吴宓本性是一位浪漫的传统文人，从小喜欢读《红楼梦》，自比为多愁善感的贾宝玉。他的学生温源宁一眼看穿了其表象背后的本性：“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不过，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温源宁：《一知半解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页。]偏偏这位传统的浪漫才子，接受了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在理性上反对近代的浪漫主义，鼓吹束缚他内心情感的旧式礼教，但又理不胜欲，抽象的理论观念无法匹敌被新时代释放出来的喷薄情欲。

吴宓在给女友张尔琼的信中如此倾诉内心的情怀：“我一生最倾心的是爱情与宗教。……在未死之前，爱情必至完全无望之后，乃静心皈依宗教。我的文学，我的生活，皆不外爱情、宗教二者之表现。此外一切，都不深系我心。”[吴宓日记1941年5月29日，《吴宓日记》第八册，第91页。]视爱情若宗教，这是西方的骑士精神。然而，笨拙的吴宓徒有骑士的浪漫幻想，并无骑士的浪漫风度。他与徐志摩不同，因为受到旧式礼教的观念束缚，不敢痛快淋漓地展现自己的浪漫情感，只敢偷偷幻想，暗自追求。除了毛彦文之外，他所爱过的十多位年轻女子，多是受过现代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同为清华英文教授的罗伯特·温德劝他：“浪漫之爱，不但虚幻，且已为过去时代之陈腐观念，故宓不当受到其影响，与中国今日之新派人物同一错误。”[吴宓日记1929年4月24日，《吴宓日记》第四册，第245页。]张季鸾更是直言相告：“以穷秀才当拥黄面婆而自乐其乐为言，且谓宓之性情不适于现代时髦女子，角逐情场，必失败而痛苦。”[吴宓日记1930年1月12日，《吴宓日记》第五册，第8页。]吴宓处于各种包围之中，内心煎熬，理性上的新人文主义与传统礼教，同情感上的中西浪漫主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天人交战，最终还是情感战胜了理性，放纵自己的怪诞，以拙劣的方式毁弃了自己的人设，也连带伤害了新古典主义者的人格形象。

在五四时期，“启蒙派”知识分子活跃于民间的公共舆论，“学衡派”知识分子固守于学院的“新庙堂”。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等坚持的，是文化的贵族气质与精英传统，他们讨厌恶俗的平民文化，不满文化迁就于底层阶级，讨好大众的喜好，其守护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古典精神与“新青年们”的近代启蒙思想构成了有价值的平衡，他们所继承的晚清理学士大夫传统与五四知识分子的浪漫文人传统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本来，学院是他们最好的家园与栖身之地，但梅光迪、吴宓等不甘寂寞，要走出学院，在公共空间与“新青年们”争夺舆论的话语权，这便导致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错置。五四之后，一个平民的世俗化时代已经到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主义战胜学理、大众文化压倒精英文化、平民精神打败贵族精神，成为不可逆之大势。固守轴心文明传统的“学衡派”，终究抵不过启蒙知识分子所造就的时代大潮。“新派中的旧派”与“旧派中的新派”一样，最终殊途同归，被日趋边缘化。然而，思想与精神永远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价值，到了八十年后的世纪之交，当近代的启蒙大获全胜而显现其负面性的时候，这些不合时宜的唐·吉诃德，被重新发掘出来，他们的新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与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反而具有了难得的批判性价值，而被世人所重视，从而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获得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段怀清：《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沈卫威：《情僧苦行：吴宓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