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到了创办《莽原》的初衷：“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4月28日），载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第54-55页。]鲁迅对高长虹这些年轻人是充满期待的，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31日），载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第27页。]因为他们是“未尝吃过人的孩子”，受到进化论深刻熏陶的鲁迅，总是以为时代会随着代际更替而进步，“下等人胜过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鲁迅：《通信》（1928年4月10日），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下册，第217页。]

《莽原》的作者群是由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与“安徽作家群”两部分青年作者组成，不久两派人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作为精神领袖的鲁迅也被迫卷入其间。这战火很快就烧到鲁迅与高长虹两人之间，两人之间的冲突虽然涉及高长虹对许广平的单相思，因而产生对鲁迅的妒恨，但更深刻的原因，乃是高长虹这些新一代激进斗士，已经迫不及待要与自己的老师辈争夺启蒙的话语权，雄心勃勃地预备取而代之了。

鲁迅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而高长虹等作为学生辈，属于后五四一代。高长虹来自山西孟县，少年时代父母的包办婚姻让他无法与自己深爱的表姐结婚，只能被迫娶自己不爱的女人为妻。他志向很大，一心想进大学求学，但因为缺钱，只能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高长虹这批狂飙社作家本来都是被锁闭在“铁屋子”里面，是鲁迅这代五四启蒙者唤醒了他们，但依然不能挣脱枷锁而感到郁闷。高长虹说：“北京是一个陈腐和债务编织成的囚笼，但那里失陷着我的朋友，我能够不自愿地回到囚笼中去吗？”[高长虹：《游离》，《高长虹文集》中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20页。]对于外省青年来说，尽管京城是一个囚笼，但比起老家，毕竟还是有出人头地的空间。高长虹自喻“槛中之狼，是我的生命的象征”[高长虹：《槛中之狼》，《高长虹文集》下卷，第16页。]。比较起鲁迅这一代斗士，与传统的名士气比较有隔膜，又与西洋的绅士气全然无涉的狂飙青年们，显然更具有狼性，他们被囚禁在黑暗的社会底层，内心的野心与地位的卑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刺激着他们有强烈的向上流动的欲望。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的《本刊宣言》中骄傲地宣布：“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打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高长虹：《本刊宣言》，《狂飙》第十四期，1925年3月1日。]他们要成为尼采式的强者，显然是受到了鲁迅斗士性格的影响，但老师辈没有料到的是，他所播下的龙种，在学生辈那里收获的却是跳蚤。

狂飙青年要图谋文学事业的发展，很期待有长辈提携。高长虹对自己的才华非常自负，认为自己“缺乏的倒只是地位与声望，这倒正需要有人帮助，如蔡孑民昔日之帮助《新青年》者”[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606页。]。鲁迅对同代人是苛刻的，但对青年作家却满怀期待、十分热忱，愿意自己扛着黑暗的闸门，让青年人通过，到更广阔的天地之中。莽原社的不少作者也奉鲁迅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不过，鲁迅一向讨厌有人自命为“青年导师”，他特地写了一篇《导师》发表在《莽原》，声明：“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青年又何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去。”[鲁迅：《导师》，载鲁迅：《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2-43页。]鲁迅视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知己，但他断没有想到，狂飙社的领袖高长虹却未必将鲁迅看作朋友。从山西走出来的这个小镇青年，有着与自己实力远不相称的野心，他早就“不满意《新青年》时代的思想”，希望取而代之，从五四一代人那里夺过话语权，占据启蒙舞台的C位。他直言不讳地公开说：“如想再来一次思想革命，我以为非得由几个青年来做这件工作不可。他们的思想是新的，他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他们是不妥协的。”[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605页。]

在有野心的年轻人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弑父情结”。祖父一辈比如蔡元培因为时空比较遥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意象，但对于周氏兄弟这代“父亲”来说，无异是压抑自己出人头地的大山，杀死父亲，便是年轻人最好的成人礼。于是高长虹的目标便对准了继承了《新青年》血脉的《语丝》，尤其是名声最大的周氏兄弟。在他看来，狂飙社这代人代表了新，而“语丝派”已经是过时的老人，“十九世纪的思想不能应用于二十世纪的世界，《新青年》时期的思想不能应用于现在的中国”[高长虹：《〈狂飙〉周刊的开始》，《狂飙》第一期，1926年10月10日。]。不仅是新与旧，而且也是青年与老人的决战，他批评周氏兄弟说：“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609页。]

对于鲁迅，本来他还期待对自己独有青睐、能够得到提携，待莽原社内部两派矛盾爆发之后，发现鲁迅没有站在自己一边，各种私仇加上公愤便综合发作，将枪口也对准了鲁迅。他称鲁迅为“世故老人”，几年之间，退步甚速：“彼此时实在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此以往，则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5999页。]狂飙社原先要借助鲁迅的名望，在广告上称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不过三个月，在他们的眼里，“先驱者”便成为阻挡青年的“绊脚石”了，还刻毒地挖苦鲁迅：“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许还有？救救老人！！！”[参见鲁迅：《新的世故》《“走到出版界”的“战略”》，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571-573页。]

对于高长虹为首的狂飙青年的围剿，“语丝派”文人颇为不屑。高长虹承认过，“《语丝》多讽刺，《莽原》则多谩骂”[高长虹：《不装腔作势》，《狂飙》第一期，1926年10月10日。]。刘半农看穿了他们谩骂名人的把戏，以《语丝》特有的风格讽刺说：“骂要骂有名一点的，骂一个有名的，可以抵骂一百个无名的。……既然是‘为骂人而骂人’，所以也就不妨离开了事实而瞎骂。”[刘半农（刘复）：《老实说了吧！》，《世界日报·副刊》第七卷第八号，1927年1月11日。]周作人对高长虹这些新派青年看得更透彻：“古时皇帝是不准人说他，现代‘青年’是不准人不说他，有这一点不同罢了。二十世纪这个年头儿，世界进化总是进化了吧，但我等老人却是更苦了，以前以为只要不干涉青年的事就是宽容了，现在才知道宽容须得‘提’他们，而且要提得恭敬，否则便是罪大恶极。”[岂明：《老人的命运》，《语丝》第一一五期，1927年1月22日。]不过，周作人与高长虹的关系比较疏远，后者的攻击并未伤到他的筋骨，他只是冷冷地回嘲几句，并不将年轻作家视为平等的对手。但鲁迅不一样，曾经对狂飙一代如此寄予厚望，又一度走得很近，感情自然受到深深伤害，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愤怒地说：“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以平常待我，而在他日日吮血，一觉到我不肯给他们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鲁迅致许广平（1926年11月20日），载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第193页。]

鲁迅很鄙视高长虹他们“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没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鲁迅：《新的世故》，载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第151页。]。但鲁迅低估了这些狂飙青年的流氓气。“语丝派”文人身上虽然有“流氓鬼”和“学匪气”，毕竟还有“绅士鬼”的另一面，正如周作人所描述的那样：“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周作人：《两个鬼》，载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第211页。]名士的流氓气是有节制的，还讲究“费厄泼赖”。鲁迅虽然讨厌“绅士气”，斗争精神十足，但他毕竟是老派文人，有名人的身份在，也是有分寸感的。确切地说，名士内心有绅士鬼，斗士身上有名士气，但到新一代狂飙青年那里，全然没有了名士的潇洒，只剩下为所欲为的“流氓鬼”了，他们可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高长虹主编的《狂飙》杂志接连刊发了几期“周氏兄弟批评专号”，高长虹如此攻击鲁迅：“鲁迅一生充满矛盾，羡慕新的时代，又不毅然走进新的时代，厌恶旧的时代，而又不毅然退出旧的时代，他有时竟又帮助了旧的时代来袭击新的时代了，然而他却忘记了他没有这样的力量。”[高长虹：《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狂飙》第17期，1927年1月。]这些狂飙青年，自信代表了正义、代表了未来，而鲁迅已经是半新半旧的过气人物，成了青年人前进的绊脚石，他们打的是一场青年与老年、进步与腐朽的圣战，因此可以毫无顾忌、不留情面。鲁迅看穿了，高长虹他们“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简单而言，“仍旧是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鲁迅：《新的世故》，载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第151、146页。]

这种“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其实在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身上已经有所表现，特别是在与林琴南和杜亚泉的两场论战之中[详见笔者：《五四时期“旧派中的新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作为五四的负面精神遗产之一，到了“国民大革命时代”，在后五四一代狂飙青年那里变本加厉了。与高长虹的狂飙社同时围剿鲁迅的，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时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潘汉年公开提倡一种“新流氓主义”：“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大好江山的中国，只有实行新流氓ism（主义），方能挽狂澜于既倒，因为中国多的是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所以弄得现在一团糟的状态，假使有几个不愿为正人、君子、绅士、学者而甘心为新流氓ism的门徒，狂喊打倒绅士、学者，提出新流氓主义，或者有一线转机的希望。”[潘汉年（亚灵）：《新流氓主义（一）》，《幻洲》半月刊创刊号，1926年10月1日。]狂飙青年相信的是斗争哲学，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将所有的绊脚石拉下马。潘汉年相信，不仅新与旧、是与非要斗争，而且妥协与不妥协、虚伪与真实、老与少也要斗争。他直言不讳地说：“新流氓主义”的斗争利器，则是开骂，“开先用‘骂’的争斗法术来激发对方面，使得降服或反抗，希望由冲突而争斗而统一”[潘汉年（亚灵）：《新流氓主义（三）》，《幻洲》半月刊第3号，1926年11月1日。]。狂飙青年要横扫的正人君子，不仅指“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绅士，也包括“语丝派”的文人名士，而最大的攻击目标竟然是鲁迅。创造社主将郭沫若将鲁迅视为“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因为绅士、名士是另一路人，狂飙青年对他们不屑一顾，而鲁迅是左翼青年崇拜的偶像，不将鲁迅拉下神坛，自己就没有取而代之、占据革命舞台C位的机会。“五卅”前后的鲁迅，乃是腹背受敌，前有“现代评论派”的明枪，后有狂飙社、创造社、太阳社的暗箭。后来鲁迅痛斥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他骂的不仅是郭沫若，而且也泛指包括高长虹在内的这些信奉“新流氓主义”的狂飙青年。这三个文学团体的大部分狂飙青年后来都加入了国民大革命，他们也将那种“新流氓主义”带入了革命队伍，形成了左翼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文化惯习”。[关于左翼知识分子身上的“匪气”，详见笔者：《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以“五卅”为中轴，在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和国民大革命这两个大时代的过渡期，外部环境的突变，刺激了启蒙知识分子内部的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从绅士到名士的分裂，到名士当中分化出斗士，最后又在斗士的延长线上变异出“新流氓主义”，192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惯习”的变异，是一个绅士气不断递减、流氓气逐级上升的过程。到了“五四”后期，因为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急剧分化，因此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知识分子的内战”。其中有“左右”之分（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也有“上下”分野（“文化惯习”上的绅士与名士冲突），更有“前后”对抗（作为“后浪”的狂飙青年要打倒作为“前浪”的五四一代）。本章讨论的“现代评论派”“语丝派”和“狂飙派”之间的争论，集中体现了“上下”与“前后”的尖锐矛盾。论战与分化是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常态，但之前的争论，从晚清的革命与立宪论战、五四的陈独秀与杜亚泉之争、问题与主义论战，到胡适与梁漱溟之争、科学与玄学论战，乃至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战，虽然尖锐激烈，甚至充满了意识形态，但基本还是理性的，只批评思想不针对人格。然而，这几场绅士与名士、周氏兄弟与狂飙青年之间的骂战，因为“文化惯习”的不同，却开创了直接指向对手人格的先河，其播下的分裂与仇恨之种子，远比一般的思想与政治分歧，要深刻得多。而由此开始的论战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分子内战”提供了恶性的范例，一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谬种流传、阴魂不散。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

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