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绅士内部容易维持共同体的秩序，因为绅士讲究公平竞争（费厄泼赖）、宽容和公允，内部有一套潜在的文明规则，在人际交往的时候往往戴着温雅的面具，顾及别人的面子，尊重对方的人格。因此，民国时期的自由派绅士之间，包括“现代评论派”内部，虽然也有派别和矛盾，但很少爆发毁灭性的公开论战。然而，以真性情标榜的名士共同体，就是另一个格局了。

“语丝派”文人共同体，有共同的“文化惯习”：名士气质。所谓名士，其实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其从体制里面走出来，毕竟有一点绅士气，另一方面在体制外的场域中浸泡，又有一点“学匪”气。周作人承认：在我们的心里，住着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周作人：《两个鬼》，载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10-211页。]不过，“语丝派”里面，不同的人身上绅士与“匪气”的比例不一样，以周氏兄弟来说，周作人虽然有“匪气”（即他说的“流氓鬼”），但毕竟在北大教书，更接近绅士，而鲁迅，则从骨子里痛恨绅士，又在学术体制外面，带有强烈的斗士性格。

先说周作人。“语丝派”的核心领袖虽然是周氏兄弟，但周作人更能代表“语丝派”的主流风格，即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名士气。“语丝派”的作者很多在大学里面任教，与“现代评论派”的学者们在同一个知识体制的场域，彼此之间有着割不断的人脉关系。在双方的大论战中，周氏兄弟尽管此时已经失和，互不来往，但依然在同一条战壕里面与陈源笔战。陈源盯住鲁迅不放，但对周作人还是笔下留情，在给徐志摩的公开信中说：“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18页。]这口气颇有些惋惜，好像误伤了友军一般。徐志摩是周作人与陈源两边的朋友，他做了许多调解工作，却又两头不讨好。徐志摩多次给周作人写信，劝他停战，“看我们几个居中朋友的份上——因为还是深信彼此间没有结仇的必要”，“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让徐志摩感到为难的还是鲁迅，因为他们不在同一个人际场域之内，他对周作人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徐志摩致周作人，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26-127页。]

“现代评论派”将周氏兄弟区别对待，不是没有缘由的，除了关系亲疏之外，最重要的是周作人有绅士的一面，而鲁迅没有。对于绅士的游戏规则“费厄泼赖”，鲁迅是嗤之以鼻，但周作人是承认的，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而且“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24页。]。其实，周作人与陈源的价值观是共通的，都认同体制的“费厄泼赖”，认同独立与自由的绅士人格，周作人之所以与已经失和的鲁迅并肩与陈源笔战，乃是看不起后者的伪道学嘴脸，拿了官家的钱，为官家说话，还要装成正人君子。因此，他觉得《语丝》要比《现代评论》正派得多，绅士得多，“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本不是什么为世希有的事，但在中国恐怕不能不算是一种特色了罢？”[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24页。]

名士与道学家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有否绅士相，而是有否真性情、真精神。他在女师大事件之中，之所以站在学生一边，未必多少赞同学生运动，只是鄙视章士钊、杨荫榆以及帮腔的陈源的伪道学。待大获全胜之后，鲁迅是要痛打落水狗的，而周作人却觉得有点无聊：“一旦树倒胡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份。”[周作人：《失题》，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48页。]他不承认是绅士是自谦，而所谓的“体统与身份”正是体制里文明绅士的文化标配。因此，正如他自己形容的，内心的两个鬼当中，“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周作人：《两个鬼》，载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第211页。]。假如“流氓鬼”是一种荒原上的“土匪”性格，鲁迅是彻底的，无所顾忌的，而周作人则是有分寸的，还要保持绅士的“体统与身份”。不过，他毕竟不是完全的绅士，否则便不成为具有双重性格的名士，在《语丝》时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竟然还是“流氓鬼”占了上风：“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是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72页。]要到“大革命”失败之后，周作人逐渐从名士变为隐士，“绅士鬼”压倒了“流氓鬼”之后，他才最终与绅士们握手言和，与鲁迅这些“学匪”渐行渐远，这已经是后话了，不在本章叙述之列。

作为绅士鬼与流氓鬼的复合体，周作人不仅对于陈源他们，而且对于群众运动同样也是矛盾的、纠结的。他是一个个人本位主义者，视个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在他看来，群众运动与伪道学虽然对立，但同样是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五四精神按照罗家伦的解释，是一种“社会制裁”，五四以后，各种社会舆论横扫各界，在周作人看来，无异是一种与国家权力同样的压迫性力量。早在1922年，他在《自己的园地》开篇文章之中，就批评所谓的社会舆论“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载钟叔河选编：《周作人文选（1898-1929）》第一册，第136页。]。周作人敏锐地发现五四运动以后有一种比政府权力更强大的社会主宰性权力，即社会舆论：“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载周作人：《谈虎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170页。]

这一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召开大会，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北京学界发起了“非宗教大同盟”，反对宗教信仰。周作人感到一丝透心凉的可怕，由他领衔与钱玄同等教授联名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声明：“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周作人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晨报》，1922年3月31日。]他感到，“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周作人：《信仰自由的讨论》，《晨报》，1922年4月11日。]，何况背后还有政治力量在操盘。钱玄同在给周作人的私信中，表达了这种担忧：“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直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钱玄同：《致周作人书》（1926年4月8日），载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页。]钱玄同信中所说的“小河”“小草”，引用的是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写的《小河》，后者在诗中委婉地表达了对群众运动“小河”的担忧，虽然能够润泽“小草”，“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汹涌的河水将“小草”吞没[周作人：《小河》，载王仲三：《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第373-374页。]。周作人、钱玄同这些“语丝派”名士，毕竟从上流社会中走来，他们固然厌恶体制内正人君子的虚情假意，但同底层社会的民众更加格格不入，非常担心社会舆论与群众运动会摧毁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而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这种威胁已经像远方的雷声，依稀可闻了。

待《语丝》创刊以后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了，“语丝派”文人虽然对英国的暴行不满，但更担心群众性的爱国狂飙会带来盲目的排外。钱玄同在《语丝》发表《关于反抗帝国主义》，强调“反抗强权”不等于“排外”，他说：“向咱们施行帝国主义的外国的文化，都比咱们高得多多，咱们不但不应‘排’它，而且有赶紧将它‘全盘承受’之必要，因为这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中华民国也应该受这文化的支配。”[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语丝》第三十一期，1925年6月15日。]很少谈论时事的俞平伯也在《语丝》上发表《雪耻与御侮》，对“一致对外”提出批评，认为：“依我反省，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雪耻务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俞平伯：《雪耻与御侮》，《语丝》第三十二期，1925年6月22日。]显然，“语丝派”文人所坚守的，依然是反省国民性、全盘引进西学的五四传统，他们担心“排外”的运动狂潮会让国人变得自大，盲目排斥外来的现代文明。然而，以“五卅”为标志，社会舆论发生变化了，“五四”已经落潮，一个新的“国民大革命时代”揭开了序幕，他们的声音自然与当下的民意产生了错位。俞平伯的好友、时在上海亲眼看见南京路鲜血的郑振铎读了俞平伯的文章，非常诧异，发表文章反驳说，大敌当前，奢谈“克己”无异于逃避当下的反抗责任：“内固然不能不努力整理，外却又不能不同时对待。且看现在的情形，如不唤醒国人明白‘外强’之狠毒与奸恶，则‘内患’恐终无了期。”[郑振铎（西谛）：《答平伯君》，《语丝》第三十九期，1925年8月10日。]郑振铎的声音代表了包括茅盾在内的文学研究会南方诸君的共同意见，而俞平伯的背后，也有周作人、钱玄同等北方“语丝派”文人的力挺。周作人很赞成俞平伯的意见，他认为：“所谓国耻，并不专指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羞耻”，周作人声明说，“我并不说不必反抗外敌，但觉得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因为不但这是更可耻的耻辱，而且自己不改悔也就决不能抵抗得过别人”[周作人：《代快邮》，载周作人：《谈虎集》，第174页。]。这表明，当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之后，原来的五四新文化阵营撕裂了。

裂痕表现于究竟是“外抗强权”重要还是“克己反省”要紧，另一个分歧乃在于对群众运动的看法。在“五卅”运动兴起之时，南方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拥抱反帝大潮，而北方的“语丝派”文人倒是与“现代评论派”学者一样，对群众运动怀有一丝怀疑。俞平伯在公开回应郑振铎时说：“多数人之力诚不可侮，但是多数人背后有少数人牵着线呢。有真的群众运动吗？”[俞平伯：《答西谛君》，《语丝》第三十九期，1925年8月10日。]他们怀有五四时期纯粹的文化精神，对凡是与政治沾边的事情——无论是像“现代评论派”那样与官家的暧昧勾搭，还是背后可能有“牵线”的群众运动——都颇为不屑，十分警觉。俞平伯在另一篇时评中又说：“凡是千人万人以上的集合，都无非在那边发泄孩子气罢了。即使那千万人一个个分拆开来，确尽是十足的成人，但是当他们集合，当他们整队游行，还依然变成了一大堆的小孩子。”[俞平伯：《一息尚存，一息不懈》，《京报副刊·沪汉后援专刊二》，1925年6月20日。]俞平伯作为北大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回国以后又在国共两党合作训练干部的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课，他说这番话，显然有切身的感受在里面，别有深意。

“语丝派”的精神领袖周作人在“五卅”之后撰文《五四运动之功过》，说五四运动留下了两条幻妄的迷信，一是“有公理无强权”，二是“群众运动可以成事”。“五四运动之流弊是使中国人趋于玄学的感情的发动，而缺乏科学的理知的计划，这样下去实在很是危险。”[周作人（意噤）：《五四运动之功过》，《京报副刊》，1925年6月29日。]周作人强调要有“科学的理知的计划”，这与“现代评论派”学者的态度是相近的，虽然身为名士，毕竟还是有绅士的血脉。周作人之所以有绅士鬼与流氓鬼的双重性，乃是与他所处的位置有关：既在体制之内，又在体制之外，或者说身在学府、心在民间，用周作人的话说，叫作“我在十字街头的塔里”。“十字街头”隐喻热闹的社会，“塔”意味着大学的象牙之塔。“塔”是出世的、安宁的，“十字街头”是世俗的、沸腾的。他看不起全身心投身群众运动的人，因为“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也鄙视“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对于街头的反动”的纯然学者。只有那些“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这当然是周作人的夫子自道，他颇为自得地说：“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胸中闷气，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周作人：《十字街头的塔》，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88-90页。]这番白描，颇传神地体现了“语丝派”文人的姿态：与群众运动若即若离，有名士般对时事的关切，但又有绅士般的超脱，与大众保持审慎的距离。这种名士做派，诚如鲁迅后来所尖刻分析的那样：“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鲁迅：《病后杂谈》，载鲁迅：《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42页。]

“语丝派”文人的这些做派，鲁迅是看不惯的。虽然他身上也有名士的“文化惯习”，但更多的是斗士的气质，周氏兄弟之间的区别，犹如嵇康与阮籍，虽然同为名士，但一个是疾恶如仇，不吐不快，不惜与天下为敌；另一个是内心愤世嫉俗，却又装得若无其事，超然于世。他们两个虽同为“语丝派”文人的灵魂，但《语丝》的整个风格和人脉关系更接近周作人，而非鲁迅。因此，鲁迅对《语丝》的看法大致是有保留的肯定，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如此评价：“《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见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我现在还要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31日），载鲁迅、许广平：《两地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8页。]其实，鲁迅的内心也有“见事太明”“有些失望”的一面，这是他与“语丝派”文人合拍的地方，然而，他毕竟不是阮籍式的名士，而是嵇康式的斗士，对于黑暗的势力，信奉捣乱与破坏，所以他开始寻找“生力军”，在《语丝》之外另外办一份杂志，这就是《莽原》。与“语丝派”文人立场迥异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是发表在《莽原》杂志，而非《语丝》上的。

不妨将《莽原》的创办视为“语丝派”文人内部的又一次分化，同样为名士，周作人、俞平伯等多有绅士的一面，而鲁迅更有斗士的性格，其精神气质从远处来说，来自嵇康，他校勘了几十年的《嵇康集》，深受其人格熏陶；而从近处而言，则直接传承了自己的老师章太炎的“疯子”精神，在一般人都只记得章太炎是一位国学宗师的时候，鲁迅却认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70页。]。如果从“有机知识分子”视角比较的话，周作人依然保留高贵的士大夫精英气，而鲁迅则像19世纪俄国民粹知识分子那样，愿意在情感上接近受压抑、被侮辱的平民大众。鲁迅后来在上海劳动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过“特别知识阶级”与“真的知识阶级”两个概念，知识阶级本来是“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但等到地位提高、到处受欢迎之后，“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了”。显然，鲁迅在这里指的是他最痛恨的陈源这样的“现代评论派”学者，而“语丝派”文人中，多少也有这样的面向，即所谓的绅士气。鲁迅最赞赏的，是另一种“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鲁迅：《关于知识阶级》，载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84-187页。]他自己身体力行，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能够发出真的声音，于是在《语丝》之外，另外与高长虹等年轻作家办了《莽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