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民国以后，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体制演变为现代的学术知识体制，但是在体制内外或体制的中心与边缘，不同的场域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惯习”：新绅士与新名士。新绅士处在正统儒学的官僚士大夫延长线上，到民国以后与西洋的理性主义相融合，演化为体制内学者共同体的文明修养；而新名士继承了庄子、魏晋名士和阳明学的传统，到民国以后与西方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体制外文人共同体的精神气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种“文化惯习”暂时纠缠在一起，没有分化，但到了《语丝》和《现代评论》阶段，二者便分道扬镳，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绅士与名士在“文化惯习”的对立，首先体现在信念立场上，是公理与文明优先，还是个人的真实优先？按照葛兰西的观点，“现代评论派”属于19世纪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上帝死了之后，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理性，因此拥有上帝一样的权力，代表了普遍的正义，也代表了人类的普世文明，他们必须摆脱个人的好恶，更要超越党派的偏见，以公理的化身和文明的名义发言。陈源在《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总结了刊物的宗旨，自认“在中国的评论界里开一新例”。他批评中国人只有党同伐异，缺乏是非善恶：“在他们看来，凡是朋友，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对的，凡是仇敌，什么都是错的。”但本刊同人是“本科学的精神，以事实为根据的讨论是非”，而且“是所有的批评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谩骂。这也许是‘绅士的臭架子’”。[陈源：《“表功”》，载姜振昌、庄伟编：《〈西滢闲话〉及其他：“现代评论派”杂文选》，第112-113页。]

陈源以绅士自称，他所说的“臭架子”，乃是一套文明的礼仪，其背后的支撑点，一是理性，二是公理。然而，在“语丝派”文人看来，所谓“绅士”，无异是现代的道学家，其核心就是“伪”。鲁迅嘲笑说：“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一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鲁迅：《华盖集题记》，载鲁迅：《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页。]在鲁迅看来，不要以“公理”“公正”“中道”这样的大词掩掩饰饰，这些都不过是道学先生的虚伪，有什么话直说便是：“假使一个人还是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鲁迅：《并非闲话》，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67页。]在论战的白热化阶段，鲁迅对带着“正人君子”面具的“现代评论派”下了狠笔：“我又知道人们怎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鲁迅：《我还不能“带住”》，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02页。]

一方是掌握了公理与文明的正人君子，另一方是自然率性的真名士，从历史延长线来看，这场争论是明末的耿定向与李作吾争论的2.0版。耿是理学大师，在意的是“重名教”，而李卓吾是狂禅，重视的是“识真机”。名教来自公认的天命、天理，而真机则来自个人的一得之见。这也是理学的天理说与心学的良知说的差别所在。传统的天理到了近代以后转变为普遍的公理，从英美回来的学者专家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科学与文明，它代替了天理成了终极的价值标准，一切言论与行动皆应以此为准则，因此他们要超越私见和门户之见，在舆论场上主持公论，陈源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之后，便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但在“语丝派”文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新名教和伪道学。林语堂平生最讨厌名教与道学，因此他才会背弃海归而投身《语丝》，他说：“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52页。]“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林语堂：《八十自序》，载林语堂：《林语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96页]显然，在林语堂看来，所谓“公论”，恰恰是一种垄断性、宰制性的话语霸权，属于“别人让你说的话”，真理不在于“公”，而在于“私”，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都有一己之真理，愈是“私见”与“私论”，愈能接近真理本身，因为真理是在众多的“私见”的交往和竞争之中呈现出来的。

最让“语丝派”文人鄙视的，是“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的伪道学，是他们的伪饰，缺乏真的生命和真的“私见”。鲁迅颇为刻毒地批评说：“只要不再串戏，不要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鲁迅：《我还不能“带住”》，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03页。]文明本身就是面具，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方能合乎礼仪地交往，道学提供的是绝对的价值，而名教则是教人如何做人与交往。但从魏晋名士到明末的李卓吾，再到“语丝派”文人，最厌恶的正是所谓的公理与文明，公理就是假道学，文明即是正人君子的伪善的面具，他们要的只是真：真话、真人与真性情。真的就是好的，甚至是善，是美，真之上，没有更高的价值。然而，在正人君子看来，真并非最高的价值，真性情之上，还有普遍的善与普遍的文明，公共的善与文明必须规范个人之真。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争论，很有一点究竟“做真小人还是伪君子”的意味。在名士们的眼中，彬彬有礼的绅士们，不过是装腔作势的“伪君子”，但从另一阵营的绅士们看来，有性情的名士们就是一帮咄咄逼人的“真小人”。陈源被鲁迅一番痛骂以后，反唇相讥讽刺鲁迅哪里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思想界的权威”，他就是“中国的土匪”[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20-121页。]！不仅鲁迅，整个“语丝派”文人在“现代评论派”眼里，都有一种“学匪”气。对此，“语丝派”的名士们不以为忤，反以为荣。在《语丝》创刊一周年的时候，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写了一篇广告，说：“《语丝》是我们这一班多少有点‘学匪’脾气的人所办的，……我们的意见是反道学家的，但我们的滑稽放诞里有道学家所没有的那些端庄；我们的态度是非学者非绅士的，但我们的嬉笑怒骂里有那些学者绅士所没有的诚实。我们不是什么平衡家，或专门的文士，所以议论未必公允，文章也没有水平线可说，不过这足以代表我们的真实的心。”[周作人：《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京报副刊》，1926年1月21日。]周作人的这段广告，句句针对《现代评论》，无论是“公允”“水平线”，还是“学匪”“非学者”“非绅士”，都是陈源们对他们的批评，周作人以皮里阳秋的态度一一予以回怼，声明我们就是“反道学家的”，就是没有那些虚假的“端庄”，我们所引以为荣的，就是“那些学者绅士所没有的诚实”，这就是“学匪”之真性情，就是魏晋名士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和李卓吾的“识真机”。

林语堂索性写了一篇《祝土匪》，为“语丝派”的“匪气”辩护。在他看来，土匪“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这里的草莽，暗喻为正式官僚学术体制外的民间社会。他讽刺那些体制里面的学者说：“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林语堂：《祝土匪》，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61-262页。]。站出来说话，是与鲁迅的精神是一致的，鲁迅在批评了“现代评论派”貌似公允的正人君子嘴脸之后，颇为深情地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鲁迅：《华盖集题记》，载鲁迅：《华盖集》，第3页。]从林语堂和鲁迅这里，可以发现，所谓的“土匪”精神，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面说真话，不是冒充公允、理性、文明，而是有一种直面黑暗的批评勇气。

不过，鲁迅所欣赏的土匪，乃是有特定内涵的“匪”。他在《学界的三魂》一文中特别区别了官魂、匪魂和民魂。在他看来，中国的国魂里面最重要的是官魂和匪魂，表面看起来，庙堂和江湖是冲突的，但是内在的灵魂却是同构的，因为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便是造反，梁山泊的江湖英雄造反之后，只是为了做官，甚至自己过一把皇帝瘾而已。而鲁迅所欣赏的土匪，乃是真正与官对立的“匪”，所谓“真的国民”。“真的国民”与“伪民”不一样，后者只是“官之所谓‘民’”，其实只是衙役和马弁。而“民之所谓‘民’”，就是做官的眼中的“匪”，在民间的立场上，敢于说真话，直面批评黑暗，鲁迅是很愿意做这样的“学匪”的。[鲁迅：《学界的三魂》，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81页。]

但在鲁迅看来，在充满了官气的学术知识体制里面，只有“官之所谓‘民’”，所谓的衙役和马弁，没有“民之所谓‘民’”的学匪精神即反抗意识。这自然是鲁迅的偏见，但体制里的种种规训化的文明规矩，正是为他所不喜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论战当中，“现代评论派”多次以“学者风度”衡量鲁迅，要求“勿报复”“仁恕”“勿以恶抗恶”[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68页。]。但在鲁迅眼里，这正是陈源们的诡计：“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鲁迅：《“碰壁”之余》，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11页。]鲁迅宁愿不要学者的头衔，也不愿拿出这样的绅士风度。文明是一套禁忌系统，是对人之个性的规训，体制内部的交往和争论是靠这套文明的规则维持的，因而能够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但是鲁迅偏偏是在体制外部生长起来的“野草”，最喜欢不守规矩的“野战”，他进入大学兼课纯属偶然，身上有嵇康、李卓吾那样桀骜不驯的斗士性格，因此当林语堂说公平竞争的“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54页。]时，鲁迅要反驳说：“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他主张痛打落水狗，一直打到“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万万不可实行宽恕之道。[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67页。]

周氏兄弟与陈源的论战，有着太多的意气成分，甚至有点无聊，连鲁迅也意识到了这点：“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鲁迅：《华盖集题记》，载鲁迅：《华盖集》，第3页。]然而，口舌之战是一种毒瘾，一旦沉溺于此，很难自拔，鲁迅甚至觉得很有趣，很有快意。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苦了罢？改悔不改悔？他断然回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鲁迅：《通信》，载鲁迅：《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0-41页。]鲁迅后半生的一半精力，就耗费在令他有趣的与各色人等的论战当中，其中有严肃的思想价值，也有因“文化惯习”不同而产生的摩擦。这些论战，加剧了民国知识分子内部一波波的分化，多少有点无聊的知识分子内战压过了对共同敌人的联合作战。

不仅鲁迅，连他的对手陈源，虽然标榜绅士的大度、学者的宽容、费厄泼赖和文明风度，一旦陷入论战，也陷入了自己所警惕的沼泽地。陈源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意识到：“你要是同他们一较量，你不能不失足，那时你再不设法拔你的脚出来，你也许会陷，陷，陷，直到没头没顶才完结。”但是他无奈地承认自己已经堕落了：“我一向总想兢兢业业的向前走，总想不让暴戾之气占据我的心。可是，志摩，这次也危险得很了！这一次我想，我已经踏了两脚泥！”[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22页。]与什么样的对手论战，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陈源再如何以绅士自命，一旦与名士性格的周氏兄弟纠缠上，为了图口舌之快、不甘下风，便会不自觉地向自己的对手看齐，将从英国带回来的费厄泼赖、文明风度掷于脑后。

这场持续长达八九个月的笔战，让胡适看了非常痛心，他给三位加入论战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引用鲁迅在《热风》中的“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指出，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但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我们的公敌还在我们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胡适情真意切地说：“我最怕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双方都含有点不容忍的社会”，“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29-130页。]胡适此时已经是公认的启蒙运动领袖，他不忍看到五四知识分子内部共同体的分裂，更重要的是，他深感作为影响天下的启蒙大家，不应给少年朋友一个坏的榜样，“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129页。]。然而，双方一旦开撕，就难以歇手，不仅观点对立，而且人脉关系也从此断裂，即使胡适想力挽狂澜，也无力回天了。

五四运动之后，虽然启蒙阵营内部一再发生论战，从“问题与主义”到“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从阵势来说都超过“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笔战，但前两个论争都是严肃的，仅仅针对观点，并未伤及人格，胡适与李大钊、科学派与玄学派在论战之后依然维持了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表面情谊，但是，这场“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笔战，双方都倾注了感情，伤害了对方的人格，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分子内战”开了一个负面的先例。由此可以看到，仅仅涉及意识形态的分歧，虽然会剑拔弩张，但争论双方诉诸的只是理性，不一定会伤害到根子，知识共同体的基本盘亦可勉强维持。但是一旦涉及“文化惯习”，绅士与名士之间彼此看不起、看不惯，情感好恶就会统统卷入，由此产生的裂痕从此难以弥合，成为终生的精神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