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与《现代评论》，都是在1924年底创刊，几乎同时诞生。这两家杂志的精神趋向，都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传统，有一些共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现代评论》的主将陈源在《西滢闲话》中有多篇讽刺中国国民的文章，语言极其刻薄：“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也一声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陈西滢：《多数与少数》，载姜振昌、庄伟编：《〈西滢闲话〉及其他：“现代评论派”杂文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53页。]他还挖苦小市民根深蒂固的奴性，说沪案（“五卅”惨案）的时候全国总罢市，北京没有一个铺子关门，也没有一个店下半旗，“然而只要警察下一个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挂上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挂上龙旗”[陈西滢：《智识阶级》，载姜振昌、庄伟编：《〈西滢闲话〉及其他：“现代评论派”杂文选》，第56-57页。]。几乎与此同时，《语丝》刊登了林语堂致钱玄同的信，林语堂咬牙切齿地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钱玄同回信表示赞同：“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林语堂与钱玄同的通信，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146、150页。]“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在“群氓”面前，都有一种傲慢的精英意识，代表着五四知识分子共通的精神趋向。

然而，到了1924年的五四末期，已经与新文化运动早期迥然异趣，旧学的敌人已经被打败，舆论的话语权转移到新派手中，随着新学的引入和海外留学生的回归，各种互相冲突的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新派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开始庞杂、多元，于是，启蒙阵营之中“态度的同一性”日趋稀薄，而相互之间的分歧开始表层化，话语权的争夺，从新派与旧派之间，转移到启蒙派内部。于是《语丝》与《现代评论》，成了京城知识分子的主战场。

这两家杂志，都拒绝标榜任何主义，在思潮上也有兼容并包的大度，周作人为《语丝》拟的《发刊辞》声明：“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发刊辞》，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1页。]这种表白有鲜明的五四遗韵，的确，“语丝派”的核心作者群很多就是原来《新青年》《新潮》的成员：周氏兄弟、俞平伯、陶孟和、刘半农等，他们所继承的，是五四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发刊辞》，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1页。]。无独有偶，《现代评论》在《本刊启事》中也宣称：“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4年12月13日出版。]既然不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旗帜，又都以自由与独立为标榜，向各种歧见开放，那么，他们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核心分歧，在于“文化惯习”的不同。所谓的“文化惯习”（habitus），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与习惯（habit）不同，“文化惯习”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位、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参见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3-186页。]。“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所以对立，主要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各自的共同体所形成的“文化惯习”不同。

简单地说，“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惯习”是绅士型的，“语丝派”知识分子的“文化惯习”是名士型的。两个杂志的冲突，正是两种“文化惯习”的对抗。

“文化惯习”的形成，与不同的场域有关。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第134页。]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要了解两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惯习”，首先要认识他们各自所活动的场域。“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差异，在于他们与学术体制的关系，前者的场域在体制之外，而后者的场域在体制之中。

这里说的体制，并非政治体制，而是知识分子所栖身的学术文化体制。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场域，乃是以科举体制为核心的知识-政治系统，知识分子只有获得功名，特别是举人、进士以上的高级身份，方能成为士大夫，进入这个体制。这个士大夫体制，奉圣人的经义为经典，有共同的价值观；以纲常名教为尺度，有内外的交往规则；以诗书琴画为中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长期在士大夫群体中浸润的读书人，在半封闭的场域中逐渐熏陶出士大夫的“文化惯习”。从汉代的儒生到宋元明清的道学家，都具有一脉相承的正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可以将之理解为是一种绅士风度。

与绅士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种名士的气质。所谓名士，也是正途出身，只是少了一点正统士大夫的方巾气，多了一点文人的潇洒自然、风流倜傥，最典范的如魏晋的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有狂狷豪放之气。他们有士大夫的身份，却不屑于在体制内部的场域活动，更愿意在山野自然或江南园林喝酒吃肉、抚琴低吟，创造一片个人自由的小天地。从魏晋的嵇康、阮籍，唐代的李白、李贺，明末的李卓吾、公安三袁，清朝的袁枚、龚自珍，在中国历史当中串联起一条与绅士迥然不同的精神脉络，所谓的名士风度、名士派头，指的就是这种与正统道学家对峙的“文化惯习”。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传统的士大夫体制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学术知识体制。然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惯习”，却以新的方式延续下来，演化为新绅士和新名士，新绅士的活动场域主要在大学体制内部，而新名士虽然也不乏大学教授的职业，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更多地以文人的身份在学术体制外的民间报刊上获取文化的象征资本。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如同法国的启蒙运动一样，其实是一场文人的运动，虽然《新青年》的核心作者大都是大学教授，但除了胡适、高一涵等个别人在国外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外，大部分人是半路出家，像他们的前辈梁任公一样，是以文人的风格译介西学、指点江山。《语丝》被认为是《新青年》的继承者，部分也是因为这种文人论学、文人论政的话语传统。曹聚仁说：“在五四文化运动低潮之际，《语丝》是填上了《新青年》的地位了。”[曹聚仁：《鲁迅评传》，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80页。]“语丝派”中人，一部分是学术体制中的名士，如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俞平伯、江绍原等，另一部分是职业编辑或自由撰稿人，比如川岛（章廷谦）、章衣萍等，还有在教育部担任佥事的鲁迅。无论在学术体制内外，“语丝派”诸君都有共同的文化徽记：名士派头。

然而，到了1920年代以后，一批拿了庚子赔款或者自费出国留学的，纷纷拿了欧美洋学位回到中国，这是五四前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现代评论》的核心作者王世杰、陈源、徐志摩、周鲠生、钱端升、徐志摩、陶孟和、杨振声、李四光、陈翰笙都是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海归。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专家学者，与“语丝派”那些短期求学日本的“土鳖”教授在精神上截然不同，他们深受中西主流文明的熏陶，厌恶玩世不恭的名士派头，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道学家遗韵，也有西洋文明的绅士气质。这些西洋的留学生，很多是拿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生活比较优裕，不像“语丝派”文人当年留学日本时混迹于底层，吃过苦，受过累。杨振声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曾经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美国文化已足以与欧洲比并，一般人民又多安富尊荣，所以此处学生的生命较为安泰。来此留学之中国学生，久居乐土，几忘中国所处之地位与一般学生奋斗之艰难矣！”[杨振声致胡适（1920年7月18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2页。]他们回国以后共同创办《现代评论》，虽然不是故意要与《语丝》打擂台，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派知识分子很快变得阵垒分明，发生了冲突。像顾颉刚，早年因为是新潮社社员，也没有出过洋，本来属于“语丝派”，但他的精神气质更接近学术体制里面的绅士，与语丝同人的名士气格格不入，后来就跑到“现代评论派”的阵营去了，从此与鲁迅结下了心结，在同事厦门大学的时候，两人闹得沸沸扬扬。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哈佛硕士毕业的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林语堂，按理说应该属于海归阵营，偏偏他从小就有潇洒自由、性灵活泼的名士派头，在哈佛求学的时候就看不惯学院中人一本正经的工匠气和绅士味，回国以后宁愿加入“语丝派”阵营，跟随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叫板论战。

两派知识分子冲突的背后，固然有政见的不同，但“文化惯习”的对立所导致的相互看不起，显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留学西洋的知识分子自视甚高，相信自己有特殊的知识，理应是社会的中坚。鲁迅称这些西洋留学生是“特殊知识阶级”，他说：“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鲁迅：《关于知识阶级》，载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鲁迅说这些如过江之鲫归来的留洋博士，在国外未必好好读书，只是关起门来炖牛肉：“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国外来呢？……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炖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鲁迅：《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载鲁迅：《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页。]

鲁迅的挖苦有他的刻薄，但也并非全然没有理由。就比拼学问而言，至少海归们的国学就不是“语丝派”的对手，无论是要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学衡派”，还是同样批判传统的“现代评论派”。鲁迅随意挑出《学衡》杂志的几处硬伤，讽刺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豪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我所佩服的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居然也有发表的勇气”[鲁迅：《估〈学衡〉》，载鲁迅：《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71、74页。]。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是不屑与其争之，而对同样是新文化阵营中的《现代评论》，因为它在新派年轻人里面拥有与《语丝》同等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竞争者，鲁迅则是紧紧盯住不放。有一次，陈源随意说了一句：“就以‘四书’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鲁迅立即敏锐地抓住对手的破绽，狠狠挖苦了一番：“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即便陈源想去北大图书馆临时抱佛脚，“却连‘佛脚’都没有”。[鲁迅：《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76页。]

而“现代评论派”那一边，也看不惯“语丝派”的名士气，更认为他们没有学问，不在文学水平线之上。陈源承认鲁迅的小说是好的，但研究不行，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他公开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给徐志摩的信，嘲笑周氏兄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接着又补了一句：“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载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第118-120页。]。“现代评论派”不承认对手是学者，对此鲁迅颇为不屑，他说，“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说其没有“学者的态度”，“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鲁迅：《“碰壁”之余》，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10页。]

启蒙运动本身就具有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气质，法国的启蒙运动有伏尔泰与卢梭的双峰对峙，德国启蒙运动中有康德、黑格尔理性传统和歌德开始的狂飙运动，同样，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是如此。张灏教授指出：“理性主义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浪漫主义却是讴歌情感的激越。五四思想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想，同时并存而互相纠缠、互相激荡，造成当时思想风云中最诡谲歧异的一面。”[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201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并没有完全分化，《新青年》《新潮》启蒙者的内心世界当中，同时内含着这两种精神。然而，到了1924年，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正式分道扬镳，其标志就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的精神对峙。

这两家杂志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继承五四的精神传统，他们的关切是共通的，批评的对象也是相近的，不是军阀，就是国民性。不过，两家参与现实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语丝》的气质更接近《新青年》和《新潮》的话，那么，《现代评论》则继承了《每周评论》的风格，“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4年12月13日。]。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现代评论派”是专家性学者，不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就是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他们对时事的分析是专家型的，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一事一议，就事论事，秉持专业主义的立场，理性而温和。“五卅”惨案发生以后，虽然王世杰、钱端升、周鲠生他们也是义愤填膺，但在讨论如何应对抗议的时候，并非一味地拉高声调、采取激进的姿态，而是从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详细分析如何通过法律和外交的手段，在现有的格局之下通过有节制的抗争，为国家赢得最大的、可能的利益。

“现代评论派”以专家自命，一言一行背后都要讲究学理。不要说王世杰那些学有专攻的社会科学家，即使像陈源这样的人文学者，也是言必寻据，喜欢掉书袋。作家苏雪林如此评论陈源的“闲话文体”：“《西滢闲话》何以使陈氏成名，则因每篇文章都有坚实的学问做底子，评各种事理都有真知灼见。尤其时事文章，对于当前政治社会的各种关系，分析清楚，观察深刻，每能贡献很好的解决方法。”[苏雪林：《陈源教授逸事》，《苏雪林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第152页。]苏是陈的好友，自然有溢美之词，但这段评价很能体现“现代评论派”作文论事的风格：一习惯引用专业学理，二喜欢分析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相比“现代评论派”的专家型学者，“语丝派”基本是一群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文人。《语丝》杂志与政治保持谨慎的距离，主要从事于文化和社会批评。《语丝》编辑孙伏园说：“《语丝》同人对于政治问题的淡漠，只限于那种肤浅的红脸打进黑脸打出的政治问题，至于那种替政治问题做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等等问题还是比别人格外留意的。”[孙伏园：《〈语丝〉的文体》，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22页。]《语丝》不关心政治本身，但非常在意政治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这才是启蒙所要针对的问题所在。不过，到了国民大革命前后，政治大事接踵发生，如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语丝派”有满腔的激情与正义感，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独缺的是专业主义的知识。“五卅”惨案之后，《语丝》上弥漫的多是这样感性而激情的文字：“我们不是刚睡的狮，我们是将死的猪……可怜而又可耻的我们！”“拿着白旗在街上讲演的兄弟们和姊妹们！你们不要痛哭流泪地多发议论了。你们应该流血，不应该流泪。”“我们不能屈服，我们宁愿灭亡，全体灭亡！”[章衣萍：《漫语》，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176页。]《现代评论》将“五卅”惨案作为一个外交事件来对待，态度专业和冷静，同样是启蒙，诉诸的是读者的理智；而《语丝》以浪漫主义的激情话语，更多诉诸的是民众的情感。“现代评论派”从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出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可能”，但“语丝派”的姿态则是马克斯·韦伯的“信念伦理”，以一己的信念价值判断是非善恶，不在乎运动所带来的实际后果。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专家与文人碰撞在一起，自然是刀光剑影、火星四溅了。

“三一八”惨案是另外一个例子。两派都对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强烈不满，但“现代评论派”专家们的态度是冷静而现实的，希望通过法律解决，而“语丝派”文人是激愤的，鲁迅写了《记念刘和珍君》，连一向平和温热的周作人也一连几天什么事都做不了。正在这个时候，陈源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希望“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未成年的男女孩童们更“不再参加任何运动”，并且暗示背后有黑手“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陈源：《杨德群女士的事件》，《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1926年3月27日。]。陈源的这种看法是一贯的，因为他自认超越于任何党派与政治势力，“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陈源：《“表功”》，载姜振昌、庄伟编：《〈西滢闲话〉及其他：“现代评论派”杂文选》，第113页。]。这种自命站在独立与理性、对强权和民众两边都批评的立场，本身并没有错，但一旦运用于刚刚发生了流血与屠杀的具体场景，对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自然激起了“语丝派”文人的愤怒，周作人以少有的激烈揭露《现代评论》收取过章士钊转来的段祺瑞提供的一千银圆开办费津贴，批评陈源“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理论，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周作人：《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京报副刊》，1926年3月30日。]

“语丝派”文人在学术体制的边缘乃至外面，因此他们对体制那个场域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其与官场和军阀有千丝万缕的暧昧联系。鲁迅厌恶学界的官气，认为“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鲁迅：《学界的三魂》，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81页。]，他所暗指的就是“现代评论派”这些在体制里的学者。在女师大事件当中，学生是“鸡蛋”，杨荫榆与后台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是“高墙”，在鸡蛋与高墙之间，《语丝》毫不犹豫地站在“鸡蛋”一边，他们讨厌陈源这些“现代评论派”，名为公允，实际在为“高墙”帮腔，成为军阀与官僚的帮闲。因此鲁迅讽刺陈源这些绅士是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栓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载姜振昌编：《时政炼语·燕赵悲歌：“语丝派”杂文选》上册，第264页。]“语丝派”将陈源、章士钊和段祺瑞视为一伙人，《现代评论》就是一张“白话老虎报”（老虎暗喻章士钊），周作人颇为鄙夷地说：我与陈源个人始终没有嫌怨，但“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岂明（周作人）：《论并非睚眦之仇》，《语丝》第七十五期，1926年4月19日。]

学历出身的差异、活动场域的不同以及与国家体制关系的区别，这三点构成了“语丝派”文人与“现代评论派”学者的彼此对立，但这些还仅仅是外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在的“文化惯习”迥然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