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新式知识分子，在1910年代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然而，这批曾经在同一个壕沟里向传统旧学并肩作战的同道，进入1920年代之后步入了分岔之路。

其中，最大的分歧有两条脉络——

一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相信救世之道在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后来趋向了温和的自由主义；而坚信通过皈依主义、全盘解决中国危机的，随之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

另一条分歧的脉络，在于依然坚守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中间。《新青年》随着陈独秀迁到上海、变为中共的机关刊物之后，京城知识圈中，继承《新青年》启蒙传统的杂志中，最有影响的，当为《语丝》与《现代评论》。这两群知识分子虽然同以启蒙者自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一半的精力用来打内战。其中有很多意气的成分。

值得追问的是，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分歧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往不少的研究将二者的分歧，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为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固然不错。然而，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有时候文化气质的不同，要比意识形态的分歧，更能导致情绪上的对立。

这两份杂志，虽然活跃于国民大革命早期，但两派知识分子依然坚守启蒙的初衷，并不热衷皈依什么主义，更对政治本身保持警惕的距离。显然，彼此间的争论，文化上的相互鄙视要远远高于政治之间的分歧。

本章将从这一特定的问题意识切入，透过激烈争论的表象，研究“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

首先，知识分子背后的“文化惯习”差异，如何形成了名士与绅士之间的不同格局，二者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延长线上，他们与学术体制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其次，在“语丝派”文人内部，作为名士的周作人与作为斗士的鲁迅又有什么样的微妙差别，酿成了之后进一步的分歧？

再次，鲁迅在《语丝》之外与高长虹等合作创办《莽原》，更激进的狂飙青年又如何攻击周氏兄弟，试图从五四老师一代手中夺过舆论的话语权？

1920年代中期启蒙知识分子内部这些剧烈的分裂与对抗之中，鲜明地呈现出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的不同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