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筹备过程之中，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显然扮演了核心角色。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何时成立的问题，学界有多种看法，但基本是两条脉络，第一条是从前述的以系列座谈会为组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了1920年夏天，研究会转型为中共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二条脉络是由维经斯基亲自主持和创建、有陈独秀等人参与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常设机构革命局[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光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4-193页；杨奎松：《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载杨奎松：《开卷有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26页；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发起组成立史实》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页。]。这两条中共建党的脉络，到了1920年7-8月革命局成立之时，合二为一，革命局的核心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基本成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激进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早期中共，是如何从信仰“复调的马克思主义”，逐步走向认同“一元的列宁主义”的？

所谓“复调的马克思主义”，是包括了西方和俄国两大流派在内的多种思潮、多种流派的复数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柔性的主义”的特征。而“一元的列宁主义”，则具有前述的典型的“刚性的主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更为革命、更为激进的一支。十月革命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形成了“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两大阵营，基本的分歧在于两点：第一，是在议会民主体制下通过选票和平地争取政权，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第二，无产阶级政党是以争取选票为中心，广泛地团结各个阶级和阶层，党员只要承认党纲，而不必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还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党是由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先锋队组织，有高度统一的信仰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这两大分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共运当中就已经存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表现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两条路线之争。

那么，决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共知识分子，究竟是选择哪一边呢？虽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维经斯基一手促成的，但在一开始，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并非布尔什维克政党，依然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气息。简单地说，从1920年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到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这一年，中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小组更像一个半松散的“社会党”，接受的是“复调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早期还可以继续兼容其他无政府主义和他社会主义思潮和人物。但以1920年11月《共产党》杂志创刊和《共产党党纲》确定为标志，第二阶段的中共开始向“一元的列宁主义”认同，通过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场论战，净化思想基础和组织结构，逐渐转型为俄式的布尔什维克政党。

早期建立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说是“双重复杂”：思想来源复杂，组织成分复杂。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详细考证了早期中共的思想源头，发现主要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丸山昏迷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等，但即使像对李大钊、施存统有重要影响的河上肇，他的思想更多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吸收，更多地来自英文文献，主要是美国的《苏维埃·俄罗斯》杂志，但其中的思想既有列宁的，也有托洛茨基的，连复刊后的《新青年》第八卷封面，都是复制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34-72页。]。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1920年春夏在上海受到陈独秀很大影响，读了三本书，让他最后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三本书除了《共产党宣言》之外，是社会党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和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显然，这个时候的青年毛泽东，像其他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样，依然是一个“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距离列宁思想，要比社会民主主义还更远。正如德里克所说：“他们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载萧秋等编：《国外学者评中国共产党》，第46页。]

据施存统回忆，在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五人最初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列宁主义思想，只是根据几本看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草拟了党纲，其中有“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作为革命手段”等内容，“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施复亮（施存统）：《答复几个有关党成立时期的历史问题》，载王来棣采访编辑：《中共创始人访谈录》，第54页。]。7-8月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陈独秀等创党知识分子也一时无法确定党的名称应该叫什么，究竟是社会党呢，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还写信给在北京创党的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他们的意见。名称的背后，是走哪条路的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事实上，在“复调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他们对国际共运中的两条路线的区别，未必是很清晰的。

这不清晰，不仅是思想上所然，也是组织结构所然。维经斯基到中国的使命，一方面是组建共产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联合中国、日本和朝鲜各种激进的组织，组建社会主义者同盟，以配合苏俄，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这大同盟里面，既有共产党人，也有社会主义者，更有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又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要大得多。且不说社会主义同盟，即使在北京和广东的共产主义小组当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人数最多。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有确定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0-74页。]。这表明，在“复调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充分的“柔性”，能够包容其他的“主义”，这既是思想意识的问题，也是统一战线的需要，“主义”的内涵越是模糊，不同“主义”趋向的激进青年就越能够同屋相处。

一个政党的理论趋向和精神气质，取决于领袖。中共早期的创党知识分子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他们的老师辈，无疑是一南一北两位思想领袖。那么，在1920年夏天到1921年期间，他们两位的思想趋向究竟如何呢？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大知识分子李大钊，却始终没有完全认同列宁主义，而比较晚才皈依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却是最早认可列宁主义的党内第一人。

先说李大钊。李大钊虽然是最早拥抱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他的历史观不是目的论，而是调和论的。1918年7月1日，他在《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同时发表四篇文章，如果放在一起阅读，便会明白他的思想原点。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都是讨论调和的，他认为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新旧文明、政治生活，调和二种相反的元素乃是美德[李大钊：《调和之法则》《调和剩言》，载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1-38页。]。第三篇文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比较了东西文明，结论是“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澈底之觉悟”[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9-54页。]。第四篇是《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遵循同一的调和论逻辑，李大钊将俄国革命视为双重的调和与超越，一方面，从空间关系来看，俄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将创造一个“兼东西文明特质”之新文明，另一方面，从时间关系而言，20世纪俄国革命又将超越19世纪的法国革命，从追求政治独立的“国家主义”革命，发展为表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5-59页。]。在他的想象中，这种全新的第三种文明将东与西、19世纪与20世纪连接与融合为一体，代表人类未来的光明。

找到了未来文明的方向，李大钊自然要寻找这背后的“主义”，但他没有找到列宁主义，却从十月革命那里回溯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源头马克思主义。这自然与他的阅读文献有关，李大钊主要是通过日本的河上肇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而河上肇在理论上的倾向，更多的不是东方的列宁主义，而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解释的元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受到了河上肇的影响，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1918年10月他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将欧战的胜利，既视为公理的胜利、自由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也看作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作为一个调和论者，他将19世纪的民主主义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等同为一体，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想是要“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载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05-107页。]。显然，李大钊在这里是以他最钟爱的民主主义精神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让十月革命染上了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虽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列宁的想象性的误读。

李大钊毕竟是早稻田大学法政学科班出身，早年还是一个立宪党人，民主主义和宪政主义是他学理上的底色，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重视“民彝”的中国式民粹主义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了李大钊独特的政治观，既是立宪的、民主的，又是平民的、民粹的。他试图将二者调和起来，这也构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对立与冲突。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了1921年3月，李大钊已经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袖，在分析俄国革命的时候，依然将俄国民主工党内部的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认为“无论何派，皆具有共同的目的，想法去发言保持俄国的精神，再用俄国精神来建设新鲜的世界”。[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605-606页。]

不过，李大钊虽然思想比较复杂、多元，偏好调和，属于典型的“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趋向与社会民主主义更为接近，反而与列宁主义比较疏远。按照列宁的经典理论，作为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有统一信仰、严密组织的党性政党，但李大钊对平民主义的直接民主有强烈的偏好，对列宁强调党应该代表无产阶级实行党的专政这一点，显然没有太大的兴趣。迈斯纳对此分析说：“李几乎完全不关心组织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中国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力量上，根本不考虑革命过程中党的作用”，“李大钊不同意用组织观念约束群众的自发习惯，他正是带着这种民粹主义观点开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生涯，民粹主义也成为他的革命理论的基础”。[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21、224页。]

相比较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晚，但他几乎是跳过“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环节，直接认同了列宁主义。1921年9月1日，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在复刊的《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谈政治》，正式宣告了他对列宁主义的皈依。在该文中，陈独秀首先与昔日的盟友实验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五四运动中的这些最为流行的“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吸取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制失败的教训，回避政治运动，注重社会改造，试图为新的理想社会打造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但陈独秀开篇即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其次，在国际共运当中，陈独秀又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指出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而且说“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最后，陈独秀通盘接受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思想，宣告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就一反晚清民初流行的国家有机体说，将国家视为实现人民福祉的工具，但那个时候的他有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对作为工具的国家是颇为鄙视的。当他接受了列宁主义思想之后，对作为工具的国家突然大感兴趣，认为“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陈独秀：《谈政治》，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154-164页。]。他相信，通过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路，将比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更有效地达至乌托邦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李大钊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回到经过考茨基等人阐述的“元马克思主义”，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话，那么，正如石川祯浩所说，在“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颠倒，即他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50页。]。令人惊奇的是，在1919年底之前，陈独秀还只是一个法国式的民主主义者，为何短短一年，陈独秀的思想在柔性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短暂地过渡了一下，就直奔刚性的、一元化的列宁主义而去？维经斯基直接的思想影响和参加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革命局自然是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不同，是一个行动型的领袖。

创党时期的这些大知识分子，显然分为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第一种是观念人物，如李大钊、戴季陶、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张申府、茅盾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理论的偏好，而非实际的组党与政治行动。第二种是陈独秀、沈玄庐、蔡和森、张国焘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不是那些形而上学的理论部分，而是政治的学说与革命策略。对他们而言，理论仅仅是实现行动的工具，于是，形成了中共早期“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德里克说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注重形而上学问题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们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找到了一种能迅速转变为革命实践的行动世界观。”[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载萧秋等编：《国外学者评中国共产党》，第60页。]德里克这里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指的是作为主流派的陈独秀他们这些行动人物。而作为具有普列汉诺夫理论气质的观念人物，无论是李大钊，还是李汉俊、李达，他们更像滋润自己的日本社会主义者那样，具有十足的书生气和书斋气，因而对更具现实性格和行动色彩的列宁主义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考茨基等这些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但陈独秀完全不同，作为一个老革命党人，他对理论本身兴趣索然，理论对他而言只是行动的工具，他具有同时代人不拥有的思想嗅觉、趋势判断力，他的精神气质不是孟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克，因而跨越元马克思主义，拒绝社会民主主义，而直奔行动力更强的列宁主义，正是他内在的性格与气质所决定的，维经斯基是否出现，都是偶然因素而已。

与李大钊的调和与包容不同，陈独秀具有极强的决断和独断性格，一旦认定了刚性的列宁主义，便再也容不得其他的“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发表《谈政治》一文的同时，他在《对于时局的我见》另一文中，明确宣告：“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166页。]过去他是一个19世纪的民主主义者，如今他决然隔断过去的“我”，认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219页。]陈独秀要到他的晚年，独居江津的时候，经历过各种政治的沧桑，他早年的那层19世纪民主主义的底色才重新翻了上来，对俄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深切的反思，但这已经是不在本章研究范围中的后话了。

1920年秋天以来的陈独秀，在他自信找到了新的信仰之后，焕发出强烈的宗教献身情怀，他在公开回应给张申府的信中说：“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陈独秀答张申府》，载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57页。]对于李大钊等观念人物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产物，是科学的与反思的理论；但对陈独秀这些行动人物而言，列宁主义就是行动的指南，是不容怀疑的真理，是具有启示性的信仰，值得为此而献身与牺牲。

在早期创党知识分子当中，最早接受列宁主义的、与陈独秀一样具有宗教情怀的，是在巴黎的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1920年7月，巴黎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蔡和森家里聚会，开了五天的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案。受到共产国际思想影响的蔡和森第一个站出来，主张走俄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通过激烈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参见李锐：《毛泽东：峥嵘岁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392-393页。]。随后，他两次写长信给留在国内的毛泽东，以非常决断的口吻，说服国内的同人建立共产党组织，“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打破国会政府，建立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蔡和森致毛泽东》，载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86-87页。]。在1920年夏天，对列宁主义有如此深刻认识的，除了陈独秀，非蔡和森莫属，而且他比陈独秀对列宁主义的实质更有清晰的认知。

蔡和森出身寒苦，从小性格坚定，有铁一样的意志，他讨厌中庸的儒家，崇拜兼爱天下、有摩顶放踵宗教精神的墨家。他有非凡的领袖才华，在新民学会内部当时毛、蔡并存，蔡的思想在建党之初还更成熟，并强烈影响了毛泽东，在众多的“主义”当中，最终认同了列宁主义。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自称是“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致陈独秀》，载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第691页。]。他深受五四时期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将之推演到极致，相信革命的功利效果要高于道德的善恶，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可以在所不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如此坦言：“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说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吾人若以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以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蔡和森致毛泽东》，转引自李锐：《毛泽东：峥嵘岁月》，第218页。]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与列宁在精神气质上非常接近，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见倾心。蔡和森在中共党内最早义无反顾地认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绝非偶然，有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和性格逻辑，在墨子的理想与精神的延长线上，与列宁主义产生了热烈的化学反应。

如果说在创党时期的第一阶段，大部分中共知识分子还不像陈独秀、蔡和森那样，依然搞不清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流派，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犹豫徘徊的话，那么，1920年11月党内刊物《共产党》的创刊和“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订，则标志着进入了第二阶段。由陈独秀起草的《共产党》月刊发刊辞明确提出三点：第一，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手段打倒国内和国际资本阶级。第二，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实验新的道路，其他什么民主政治、代议政治都是向老虎讨肉，是不可能的。第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正式认定接受列宁主义，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200-201页。]。《中国共产党宣言》也重申了这些内容。这表明，得到共产国际直接扶植的中共核心成员开始接受刚性的列宁主义，拒斥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方案，下定决心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激进道路。

受到陈独秀、蔡和森深刻影响的毛泽东，也从最初对“复调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的无所适从中摆脱出来，在1921年1月毛泽东在收到前述蔡和森的信后，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泽东致蔡和森》，载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6页。]毛泽东赞成蔡和森的，乃是全盘接受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对陈独秀为核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旗帜鲜明”，也十分肯定，这让他不再在各种“主义”中徘徊，从此认定了俄国革命的道路。在长沙的新民学会年会上，国内的会员像巴黎的会员一样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究竟选择什么“主义”作为共同的信仰，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五种主义之中选择一个，最后相持不下，只能付诸表决，列宁主义最终获得毛泽东、何叔衡等多数人赞成，这些认定了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成了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

不过，即使到了第二阶段，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当中，依然有许多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刚性的列宁主义与柔性的“复调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其所依靠的一是“信仰力”，二是“组织力”，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一定要通过不断的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纯洁革命队伍中的信仰，净化队伍中的成员，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与严密的组织纪律。由于中国缺乏工人阶级和市民社会，陈独秀原先所担心的修正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社会基础，于是，最终皈依了列宁主义的中共，必须与统一战线中的革命同路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展开论战。只有通过思想的辩论，一元化的列宁主义才能在党内获得自我确认，占领意识形态的主宰性地位。

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从1920年底开始打响，这个时间节点并非偶然，恰恰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断然认同列宁主义、与其他“主义”划清界限的时候。论战在外部与内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首先，外部是与张东荪、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本来在年初，陈独秀刚刚到上海的时候，与张东荪等社会主义者还有一段不长的蜜月时期，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在充满乌托邦幻想的青年那里很有市场。但是罗素访华以后，发现中国实在太落后，连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条件也不具备，遂建议中国先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张东荪、梁启超也追随罗素后退一步，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应该缓行。于是，李达、陈望道等与张东荪、梁启超打了一场捍卫社会主义道路的保卫战。

李达说，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存在三种手段：议会主义、劳动运动和直接运动。其中，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就是俄国革命式的劳农主义直接运动[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疑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1921年5月1日。]。李达的立场多少还是“复调的马克思主义”的，但列宁主义立场最为坚定的陈独秀与李达不同，他的思想核心不在于守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认定唯有布尔什维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他不仅横扫各种社会主义，而且也将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修正派社会民主主义。他说：“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49-350页。]。由此可以看到，这场外部的大论战，真正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社会主义，而是要不要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向共产国际看齐，认同一元化的列宁主义。

几乎与此同时，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内部，还有一场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无论在俄国革命当中，还在中共创党的第一阶段，人数众多、势力浩大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都是革命的坚定盟友，因为这两种主义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理想目标，然而，到了中共将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建党原则以后，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便无法在一条战壕里面联合作战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首先挑明了与无政府主义的分歧，随着《共产党》的创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确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便公开化和表面化。分歧的核心，在于两个：第一，在革命运动中，是个人自由至上，还是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第二，在革命党内，是有个人的行动自由，还是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对立，但在中共早期组织内部，取代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区声白致陈独秀》，载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第659页。]。陈独秀反驳说：“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少数人的运动，“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与少数压服多数的事”。[《陈独秀答区声白》，载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第682-684页。]

陈独秀此时通过日本的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的翻译，已经阅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作为启蒙的领袖，他大声疾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个性解放，到了1921年，为了整体的民族解放，他从个人的立场转向阶级的立场，将希望寄托于劳工阶级的专政。他明白中国的国民性，众多民众依然是愚昧的，而觉悟的阶级永远是少数，因此革命的领导权不能诉诸无政府主义式的民主，必须集中于列宁式的先锋队政党。列宁主义与元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党的专政，在一个产业落后、劳工阶级尚未产生阶级觉悟的俄国，由少数布尔什维克党人代表无产阶级实行党的专政。在巴黎的张申府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的共产主义者大都晓得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全体的专政，只是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只是少数有充分阶级自觉的无产者的专政。”这个“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就是列宁式党的专政。张申府意识到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式的“开明专制”是同一个意思，虽然感觉惭愧，但“狙公之术还不能不用”。[《张申府致陈独秀》，载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第701页。]

显然，陈独秀是很赞同张申府的，他在回应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陈独秀答黄凌霜》，载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第703页。]北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愤怒地指责陈独秀：“你要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吗？果然，你的人格就破产了，你已没有再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陈独秀潇洒地将朱谦之的信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反唇相讥问：“主张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为什么便算是人格破产？”[《朱谦之致陈独秀与陈独秀答言》，载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第658页。]

一个是要不要信奉一个共同的刚性“主义”，另一个是团体里面要不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正是这两个分歧，让原来在北京、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不少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经历了这场论战之后，都退了出去。不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毕竟在早期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深刻洗礼，而且大部分人是从无政府主义者演化而来，因此这层底色一直在许多共产党人内心里面弥久不散，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里面，更是如此。在后来的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要反对的“自由主义”，其实并非政治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从五四和早期建党时期延续而来的无政府主义而已。

列宁主义政党，比其他政党强大之处在于其有强大的“信仰力”和“组织力”。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孟什维克政党，皆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有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信仰和完整严密的组织结构与纪律。发生在中共建党第二阶段时期的这两场大论战，与社会主义的论战解决了中共的信仰问题，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明确了政党的纪律问题，从而从外部和内部纯化了思想与队伍，一步步以俄国为榜样，从柔性的“复调马克思主义”走向刚性的“一元化列宁主义”，从松散的泛无政府主义团体演化为严密的布尔什维克政党。

当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的组织之后，并不意味着就是列宁主义的一统天下。在1921年7月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参加的一大上，在党内最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喜欢考茨基学说的李汉俊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派代表去考察德国革命，有了充分的比较和研究之后，再选择究竟走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第二，共产党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而非实际的劳工运动，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之后，参加议会斗争。第三，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管其成分如何，皆可入党，不一定要实际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年，第138-139页；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第二册，第286-287页。]。但李汉俊的主张没有被其他已经具有初步列宁主义信仰的代表们所接受。而在此之前，主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汉俊与在广州的党的领袖陈独秀，围绕着党纲的起草中，党的组织形式究竟采取地方分权制，还是中央集权制，产生了分歧，最后以主张地方化、松散型组织的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书记而告终。李汉俊的建党思想与个人气质，非常接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用茅盾的话说，“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这样一个具有普列汉诺夫气质的观念人物，在已经纳入共产国际控制之下、选择了布尔什维克道路的中共内部，自然成为孤家寡人，也无法形成一派势力，最后的命运就是注定被边缘化。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虽然模仿的版本是《美国共产党党纲》[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95页。]，但从其内容来看，“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联合第三国际”，“采取苏维埃的形式”，等等，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思想纲领。从党的组织形式来看，强调了个人服从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要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纪律[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450-456页。]。这也表明新成立的中共与孟什维克彻底决裂，坚定地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早期参与创党的一些观念型知识分子，虽然在思想上接受了列宁主义，但是在五四时期毕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熏陶，而且对“复调的马克思主义”比较留恋，他们喜欢独立思考，从事宣传写作，而不习惯服从纪律，过组织生活，投身于革命的行动。于是，渐渐地与组织发生了疏离。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政党需要一个有权威又有权力的领袖，陈独秀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霸气、领袖欲极强的老大，待他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担任职业革命家、专职总书记之后，各种革命活动，从宣传组织到工人运动，都由他决断、落实，而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又掌握在他手中，陈独秀在党内被称为“中国的列宁”，许多人背后都叫他“老头子”。本来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散漫气息的早期中共，演变为高度集权的列宁式政党。于是，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这些与陈独秀平起平坐、一起创党的观念人物，对陈的颐指气使和霸气作风渐生不满，他们与党的组织路线的分歧，便表现为对陈独秀“家长制”的不满。李达看不起陈独秀的理论素养，说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这是一个观念人物对行动人物的鄙视，但他最不满的是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他的领袖欲很强，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直到建国以后回忆当年，依然愤愤不平。[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114页。]

中共三大以后，中央领导结构发生变化，陈独秀的权力更加强化，许多重要决策未经会议讨论便由他一人决定，他重用俞秀松、张太雷、施存统这些年轻党员，而对同辈的李达、陈望道及跨党的沈玄庐、邵力子等比较怠慢，于是便引起了这些老同志的强烈不满，纷纷提出退出组织。茅盾在奉组织之命去劝说的时候，陈望道很动感情地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268页。]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这些与陈独秀共同创党的老同志之所以愤而退出，与陈独秀的霸道固然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观念人物与党的日趋布尔什维克化越来越不习惯，而列宁主义政党本身就是行动人物主宰的天下，长于思考、拙于行动、热衷宣传、不谙政治的书生们，绝对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质，自然只有离开组织，成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就不是纯粹的列宁主义者，因为列宁主义者需要的是职业革命家的素质：对主义与组织绝对忠诚，具有超强的意志力与卓越的行动力。而知识分子气质过于浓郁的观念人物们，显然与之格格不入，何况他们的思想里面，还残留不少“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另一位中共创党元老沈玄庐与上述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与陈独秀具有同样的气质，都是行动极强之政治人物，对列宁主义政党也十分倾心，这让他最初见到陈独秀时一拍即合。然而，他只是浙江一方之地方领袖，长于实干，缺乏理论，在全国的声望与影响无法望陈独秀之项背。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只能有一个领袖，当陈独秀主宰了党内的领导权之后，年轻的党员们都紧跟在陈独秀身后，有强烈领袖欲的沈玄庐自然感到很失落，再加上对党内风气和跨党政策的不满，最后两次退出组织，终于与中共分道扬镳。[参见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1-142页。]

到此为止，在中共内部“复调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一元的列宁主义”也发生了第三波分化。当一波又一波的非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被淘洗出去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深更远，无论是主义还是组织，也越来越统一与净化，拥有了比国民党更强大的信仰力和组织。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融入国民党内部，以国民党的外壳发展共产党的队伍。虽然孙中山与国民党也倾慕布尔什维克，学习苏俄的建党方式，但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主义多歧、组织松散的孟什维克式革命党，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形成了鲜明对比。1927年，年轻的中共虽被国民党清党，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最终谁笑到最后，已经被历史证明了。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光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