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以后，除了无政府主义之外，另外一个显学就是社会主义。这两个“主义”都是“柔性的主义”，彼此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反对国家，反对一切权力与压迫，而社会主义的重心在于反资本，反对一切经济的剥削与压迫，它们都共同憧憬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因而这两种主义在五四时期，也会重合在一起，彼此难以分离。少年中国学会早期不少会员信仰无政府主义，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而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星期评论》同人，主要的兴趣在社会主义，但也对无政府主义颇为关心。比如，五四时期的戴季陶就是一位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于一身的思想人物。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送来了无政府主义，也送来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五四知识分子心目当中社会主义的一种，暂时还没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切割，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开始对俄国发生兴趣。

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乃是从追求“根本改造”开始的。那么，究竟何处是“根本”呢？李大钊在与胡适论战问题与主义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相信“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中卷，第983页。]。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醒悟到需要“根本改造”的施存统，也得出了与李大钊同样的结论，社会的“根本”在于经济，“社会底经济组织一有了变动，其余的一切组织都跟着变动。我们要改变其余的组织，必须先改变经济底组织”[存统：《为什么要从事根本改造》，《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5月27日。]。从实现社会改造转而追求“根本改造”，随之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发现解决经济问题是“根本解决”之本，这条思想逻辑让五四一批知识分子转向了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无政府主义虽然理想高远，富有魅力，但社会主义似乎更脚踏实地，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团体，主要是三群知识分子：第一是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和留日的李达、李汉俊，拥有重新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共的创党分子。第二是具有国民党背景的《建设》和《星期评论》，核心成员是戴季陶、沈玄庐、朱执信、廖仲恺、邵力子、胡汉民等。第三是研究系知识分子，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主持《学灯（副刊）》的张东荪，后来又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第一类知识分子从社会主义当中最终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第二和第三类知识分子分别欣赏三民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也有部分兴趣，但绝对不认同列宁主义。不过，在五四之后，他们曾经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时期，那就是1920年5月建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前，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第二个月就在上海创办的《星期评论》，1930年中共草拟的《中国党史纲要大纲》时，将《星期评论》称为孕育中共的“细胞”之一[瞿秋白：《中国党史纲要大纲》，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有二：其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初成员中的大部分人，如戴季陶、沈玄庐、沈仲九、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杨之华和丁宝林，都是《星期评论》的人马，而且除了李汉俊，也都是浙江同乡，有密切的乡缘关系。其二，《星期评论》是最早系统介绍欧洲社会主义的杂志之一，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当中最有理论分量，因此也颇得《星期评论》的青睐。

《星期评论》的核心人物，是“三驾马车”：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其中沈玄庐具有领袖气质，是一个行动型人物，而戴季陶和李汉俊因为在日本留过学，通过日文阅读了大量欧洲的社会主义著作，包括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比如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因此他们两个的理论水准，明显领先于其他的同志。特别是戴季陶，石川祯浩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批判绝非肤浅之物。正因如此，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戴季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初期之所以能够扮演指导角色，就是因为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知识分子。”[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光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31页。]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从日译本转译的，而这个日译本，也是由戴季陶提供给陈望道，原来准备在《星期评论》发表的，只是后来刊物停刊了，才出版单行本。

戴季陶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上高人一头，但这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三驾马车”当中，沈玄庐毋宁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戴季陶则是一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李汉俊才彻底认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在政治观上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戴季陶感兴趣的并且终身接受的是前者，对后者则不仅有保留，而且后来还以三民主义的立场激烈批评之，因此，戴季陶只是一个半吊子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退出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虽然有孙中山不同意他加入的因素，但从他本人来说，不是没有思想缘由的。

不过，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同样作为“信仰化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柔性的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具有“刚性的主义”的趋向。“柔性的主义”虽然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作为共同的信仰，其内涵有相当的自由解释空间，可谓是“一种信仰，各自表述”，它与其他“主义”的界限也不那么分明，有一定的开放度和容忍度。而“刚性的主义”就不同了，其与一神教的传统有着某种历史的和思想的联系，坚信自己的信仰就是绝对客观的真理，代表自然与人类演化的必然法则，要求信徒们对“主义”有绝对的信仰，遵从统一的意识形态解释。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本人的“元主义”，还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在“柔性”与“刚性”之间，特别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与议会民主制结合，而欧美的社会党人，无论是主义形态还是组织形态，都是半松散的，同样具有充分的“柔性”。具有“刚性”典范特征的，无疑是俄国的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关于这一点，下一节将详细论述。

《星期评论》同人团体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特殊兴趣的社会主义社群，因而具有某种开放的“柔性的主义”的特征，在1920年夏天共产主义成立之前，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读了各种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并没有将这些“信仰化主义”绝对化，也并不认为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柔性的”，依然可以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甚至无政府主义并行不悖，因此，跟着《星期评论》几位大佬近一年的俞秀松到了1920年夏天的时候，还如此困惑地感叹：“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此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瞭很正确的观察，应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俞秀松烈士日记（1920年6-7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辑刊，1992年9月30日，第297页。]

这一切，都随着陈独秀的到来而改变了。1920年3月，这位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因为在北京无法再待下去，离开北大来到了上海。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在激进知识分子那里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后来同为中共发起人的李达就在《觉悟》副刊撰文《陈独秀与新思想》，真情表白：“我们对他要表两种的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鹤（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6月24日。]。青年毛泽东更是如此：“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文章最后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4日。]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从事启蒙的思想家从胡适、李大钊到鲁迅、周作人，有社会声望的不下数十位，但陈独秀的风头依然卓冠群伦，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陈独秀虽然学理不深，但他有超众的敏锐，擅长把握知识大众的心理趋向和最新的时代脉络。一般的启蒙者只会写理性的文字，但陈独秀的文章如同晚清的梁任公，“笔锋常带情感”，极具激情与感染力，而且比梁启超更为自信而独断，说一不二，他的语言风格不是说理式的，而是宣谕式的，如同一位传教士的布道，颇能俘获一般青年大众的心灵。其二，陈独秀不仅是一般的宣传家，而且像阳明学的志人那样，有“致良知”的道德勇气，愿意为自己的“主义”而献身，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烈士般的宗教精神。囚禁在北京看守所的日子里，他无书可读，手边只有一本圣经，按照胡适的说法，“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胡适手稿》第九卷（下）卷三，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第545-550页。]。正是陈独秀传教士般的思想魅力和烈士般的实践人格，使得他在五四时期成为众星拱月的人物、当仁不让的领袖。

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之时，已经决定不再研究学问，专心从事社会运动，他怀着浪漫社会主义的理想，先是参与工读互助团的事业，失败以后与施存统一样，试图寻找“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与方案。在五四期间，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无论是接受社会主义，还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都比李大钊和戴季陶要晚。张国焘说，“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和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年，第93页。]。这话当是事实。在到上海之前，从陈独秀的言论中很难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踪迹，可以推断，到了1920年春天，正是他与《星期评论》同人特别是李汉俊、戴季陶这两位理论功底深厚知识分子的接近，从而迅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不过，即使是《星期评论》的同人，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是他们感兴趣的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未必将它作为唯一的“信仰化主义”，陈独秀暂时也是如此，这从1920年5月《新青年》杂志与《星期评论》周刊同步刊出“劳动节纪念号”文章中可以看出，对劳工问题的关心、对资本家阶级的批判，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多在学理层面，试图以此弥补三民主义的理论不足，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戴季陶看来只是一种“柔性化主义”，但陈独秀就不同了，他说过：“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他澄清了有人对自己的误会，以为只做事，不谈主义和制度，错了，“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不定方向的话，只是一味努力，是要触礁的[陈独秀：《主义与努力》，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217-218页。]。陈独秀是辛亥年间革命党人出身，比较起戴季陶的文人性格，他具有鲜明的党人性格，对理论的所有兴趣，不在于学理本身，而是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指导功能，因而，他要寻找的，就不是什么“柔性化主义”，而是一种唯一正确的“刚性化主义”，而他本人，又具有强烈的宗教感和传教士性格。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当中，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最符合他内心期待的。

让陈独秀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除了戴季陶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1920年4月来到上海的维经斯基。这位俄共的特派员来到中国，负有两个重要使命，一是传播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共产党和反帝的党派联盟。通过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先找到陈独秀，然后通过陈独秀结识了《星期评论》的同人。在这一外在因素推动下，上海的前述三群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星期评论》杂志停刊前后一段时间，即1920年的春天，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关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否存在，或者以什么名义或方式存在，由于年代已久，回忆者各有说法，研究界也有许多争论，详见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发起组成立史实》，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杨奎松：《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载杨奎松：《开卷有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6页。鉴于本章讨论的主题集中于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通向列宁主义之路，故不拟纠缠于这一问题，笔者更倾向于《伟大的开端》一书的表述，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解为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讨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系列座谈会，详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25页。]

作为一个系列性的座谈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显然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在5-6月期间，在性质上属于探讨和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团体，参与者包括陈独秀、《星期评论》诸位同人、《觉悟》副刊主编邵力子和《学灯（副刊）》主编张东荪。这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他们虽然怀有不同动机，但对马克思主义都有强烈的学理兴趣，具有某种“态度的同一性”。

这种“态度的同一性”，在成立早几个月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里也是如此。这个研究会由对马克思主义最早有兴趣的李大钊发起，主要从事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探讨和向工人宣讲，成员中多是北大学生，有跟随李大钊的后来的共产党人，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思想成分比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更杂乱。

德里克在《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调和主义”的特征：“1920年以前盛行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似乎混乱不定，这不仅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了解造成的，也是一种调和主义的表现，即试图缩小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差别，并由此使马克思主义‘人性化’，使它更接近于‘五四’激进文化的准则。”[Arif.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引自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载萧秋等编：《国外学者评中国共产党》，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为什么到了五四之后，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入的背景下，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会独独青睐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比较起其他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不仅有一整套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这些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架构，而且还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形而下的具体政治学说，它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思维，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思辨性，同时又以隐匿的方式复制了基督教的末世论、弥赛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辨的、反思性的哲学，也同时具有启示传统的世俗化宗教信仰。这种无政府主义、各社会主义思潮乃至三民主义所远远不具备的整全性优势，使得参加研究会的各路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精神需求出发，各取所需，走到一起，迷上马克思主义。但不少参与者未必全盘接受，这也是研究会从聚集到迅速分裂的重要原因。而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所需要的正是一个能够“根本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整全性“主义”，这个“主义”不仅是值得信仰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毋庸怀疑的。

施存统后来到日本留学，阅读了各种社会主义文献，最后决定皈依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发现其他“主义”只有高妙的理想，缺乏实现理想的方法和手段，但马克思主义既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迷人魅力，又有非常现实的奋斗途径。他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为主义信主义》一文，公开宣布：“被主义征服，屈服于主义，这绝不是有丝毫可耻的事。只有主义是值得跪下的。”[施存统：《为主义信主义》，《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5月8日。]李大钊是五四知识分子中最早欣赏马克思主义的，他之所以敬佩马克思，乃是发现在众多社会主义理论当中，唯独马克思主义最为完整，“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从过去、现代到将来，这三部分理论完整严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2-233页。]。解释人类发展的历史唯物论、揭示现实生产关系秘密的资本论和通向理想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整全性架构将李大钊等一批有理论素养和体系追求的知识分子，皈依为新信仰的忠实信徒。

这批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知识分子，聚会了几次以后，立即发生分歧。分歧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从形而上的唯物史观到现实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是仅仅接受马克思的形而上部分？第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可以与其他“主义”兼容的“柔性化主义”，还是认同它为唯一正确的“刚性化主义”？第三，是否要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学术性研究团体转型为共产主义政治团体？

维经斯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但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据周佛海回忆，有一次在新青年社聚会，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等人说：“中国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载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4年，第27页。]认定一个“主义”，组建一个政党，这个提议正对上陈独秀的心思。但在研究会里面，还有一批与陈独秀迥然不同的知识分子戴季陶、张东荪、沈仲九等，于是他们就分道扬镳，先后离开了研究会。

戴季陶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最好，但他只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资本学说，对阶级斗争学说始终有保留，而对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不满。杨之华本来想去俄国留学，李汉俊介绍她去学俄文，但戴季陶却劝她去德国，显然，戴季陶可以部分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但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刚性化主义”是决然不认同的，他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有感情，如果二者可以兼容，戴季陶愿意参与，但如今二者要选其一，他只有退出，虽然感情上有点痛苦，还为此哭了一场。

比较起戴季陶，张东荪更是一个书生。他对各种社会主义都有浓厚的学理兴趣，主张一种“浑朴的社会主义”，只确定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致方向，不能也不必认同哪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1919年12月1日。]。他欣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但也仅此而已，原来以为研究会只是从学理上研讨马克思主义，听到陈独秀他们要组织俄式的共产党，立即表示反对，因为在他看来，“马氏之集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实有不同”，而“俄国所行之无产者专制大背于马氏之说”[张东荪：《复鲁赟》，《时事新报》第四张第二版，1920年5月1日。]。当时研究会的许多年轻人不太分得清楚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更分不清楚俄式布什尔维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但张东荪是敏锐的，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他欣赏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同，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他拒绝的。在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张东荪所欣赏的，是英国式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组织松散，个人具有绝对的自由，不要说俄国，连德国社会民主党稍微强调一点组织纪律的，也为张东荪所不喜，因此他退出中共的筹备是不奇怪的。

第三位退出的人物是沈仲九。这是一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在浙江一师风潮中对施存统、俞秀松这些学生有过巨大的影响。俞秀松在日记中记载，沈师的满是安那其主义味道的《我底人生观》，不知唤醒多少梦人，就是“我”得益于这篇文章也不小[《俞秀松烈士日记（1920年6-7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辑刊，第275页。]。虽然他也加入了《星期评论》同人圈，也参与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对马克思的兴趣，始终停留在与无政府主义重合的乌托邦理想层面。他之所以退出中共的组党活动，一个是因为卷入了三角恋，与沈玄庐共同爱上了同人圈里的绍兴女师教员丁宝林，作为失败者，一怒之下便离开了上海。自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难以接受党的组织纪律，邵力子后来回忆说：“沈仲九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严密的组织生活。”[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页。]

于是，到1920年的夏天，成立了不过一两个月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批原来志同道合的年轻知识分子，终于在要不要一个“刚性的主义”和搞不搞一个有组织纪律的政党这两个问题上，分道扬镳了。这是继“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第一波分化之后，激进知识分子内部继续分化的第二波。

但这没有结束，待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将围绕着究竟是认同“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元的列宁主义”这一问题，继续产生第三波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