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后，各地的知识分子小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爆发性诞生。那么，这些小组织，信奉的是什么“主义”呢？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显学之前，五四前后在知识界作为“信仰化主义”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五四后早期的很多知识分子小组织，比如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改造社等，都几乎经历了三部曲：第一阶段，在一个抽象的、模糊的理想趋向感召之下，信奉各种“主义”的会员们集聚在一起，具有某种“态度的同一性”；第二阶段，围绕着要不要接受一个共同的“主义”发生分歧，产生了第一波分化；第三阶段，进一步辩论团体究竟要什么样的“主义”，成员之间发生第二波分裂，最终导致小组织解体。

在五四前后，影响最大的“信仰化主义”当属无政府主义莫属。无政府主义，自清末民初就在中国风靡，到五四前后，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弥散。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亦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而最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理解，也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9-184、165-167页。]。在19世纪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最大的流行思潮是民粹主义，而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显学，却是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知识界未必很多，但作为一种泛化的思潮，几乎影响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激进左翼、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无不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洗礼。傅斯年有段名言：“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97页。]施复亮鼓吹“非孝”，“没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则无论何人都一样亲爱，生死病痛，随时随地有人照料”。五四之后，各地的学潮汹涌澎湃，很多学生要求废除校长制，或者校长民选，实行彻底的学生自治。凡此种种，五四知识分子崇尚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与权力的激进言行，无不洋溢着无政府主义的精神色彩。它与平民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嫁接在一起，主宰了五四的思想界。

五四时期最大的知识分子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也是一个不打安那其主义旗帜的泛无政府主义组织。由王光祈起草的《〈少年中国〉月刊的宣言》表示，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少年中国〉月刊的宣言》，《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7月15日。]。这个宗旨自然是模糊的、混沌的，后来王光祈解释说：“少年中国”要围绕着打造适应新社会的新人这一核心，建立“创造的生活”“社会的生活”“科学的生活”[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1919年8月15日。]。当时，学员当中已经有不少相信“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国家主义。但作为学会精神领袖的王光祈，试图模糊“主义”之间的壁垒，形成一种“共同的趋向”，这个趋向，无以名之，用他的话说，乃是“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1919年12月15日。]。显然，王光祈的愿望还停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试图以打造“人”为中心，而非建立“组织”为核心，“组织”可以是松散的，“主义”也应该是淡化的，只需像新文化运动那样，有一个“态度的同一性”。的确，作为一个五四时期少有的全国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虽然在入会的标准上是严苛的，在组织结构却是松散的。左舜生后来回忆说：学会“好像一开始政治意义便相当浓厚，可是一看它的宗旨和信条却又不尽然”，“约束既是如此疏阔而轻松，因此对于会员的思想和行动，确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束缚，除掉友情的交流，知识的交换，事业的互助以外，在最初几年‘少中’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钩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万竹楼随笔：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54-455页。]

左舜生说得不错，正是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早年宗旨的模糊性，因而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立场、思潮和“主义”，使得会员们的生活具有了一种难得的理想主义精神。学会做成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便是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理想青年们，在一起食住、学习和劳作，过集体主义的生活，提前实验小团体的理想社会。在杭州待不下的施存统，加入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以为“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日纪念号》第七版，1920年5月1日。]

这种被王光祈称为“小菜园”式的团契生活，受到了周作人从日本引进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显然更多染有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事实上，不唯少年中国学会，许多地方的知识分子小团体，都具有这种主义模糊、组织松散的特点，是不打安那其主义的泛无政府主义。邓颖超在回忆天津觉悟社的时候说：“‘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是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但这不是说，当时天津文化界有谁向我们宣传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比接受马克思主义容易。”[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载王来棣采访编辑：《中共创始人访谈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恽代英与毛泽东来自两湖，都是少年中国会员，他们青年时期都迷恋过无政府主义。恽代英对王光祈说：“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恽代英：《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24页。]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在新民学会的早期，“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成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8页。]。由于无政府主义是包容性很强，所以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也会同时对其他主义感兴趣，毛泽东在1920年3月给周文钊的信中，承认：“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页。]他在长沙开办的文化书社，也是什么书都卖，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托尔斯泰传》到《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对各种“主义”可以说是兼容并包，并无特别偏好。在国内是如此，留学法国的中国工读生亦是如此。早早就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唯独蔡和森而已，其他大多数人，包括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萧三等，也都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

泛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共性，乃是极端排斥各种权力，从政治专制到微观权力，因而拒绝介入肮脏的政治。五四运动的结局让他们看到，这是一场“社会制裁的精神”的胜利，是社会对政治的胜利。傅斯年非常兴奋地欢呼：“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这几个月里黑沉沉的政治之下，却有些活泼的社会运动，全靠这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所以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总算有了‘社会’了。”[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55页。]

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和北洋时期政治的黑暗，让爱惜羽毛的五四知识分子以政治为耻。傅斯年偏激地将政治与专制联系起来：“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都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傅斯年：《时代的曙光与危机》，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49页。]石樵在《新江西》杂志中也同样写道：“我常常听到人们说：‘改革社会要从改革政治入手。有贤良的官吏、修明的政治，天下就太平了。’”但“要知道政治为权力所附，权力为作恶最好的凭借”，“我们如打算改革社会，便应该从铲除政治入手；万万不可以为社会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都可以以政治为手段来改革他，只要有真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而且可靠的人去掌握政治就是了。”[石樵：《怎样改造社会》，《新江西》第二期，1922年3月1日。]

未来中国的希望不在政治，而在社会。因而，对社会改造最为重视的傅斯年，提出必须“无中生有的造社会”，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黏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86页。]。这一具有“个人间的黏结性”的有组织的社会，在五四之后便是各种从事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小社群。五四时期的小社群在成立之初，普遍是“去政治化”，极端厌恶政治。不过，江西改造社一位社员张石樵在《怎样改造社会》中指出：“要知道无政治不是无组织，只是要用各种自由的组织来代替现在的政治：只是要使人人对于社会公共的事业、公共的利益有平等处理和享受的权力，没有现在政治上特殊权力能压制他人的人就是了。”[石樵：《怎样改造社会》，《新江西》第二期，1922年3月1日。]显然，一个“去政治化”、没有特殊权力、人人自由平等的小乌托邦社会，是充满安那其主义的浪漫色彩的，也与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具有同构性。

自然，这种过于乌托邦的微型共产主义生活很快就失败了。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溃散，有不少分析和总结，但有亲身经历又为此痛心疾首的施存统，他的醒悟最为深切，直接呼应了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提出的看法，点滴的社会改造不行，需要“根本解决”的方案。施存统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认为：“（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日纪念号》第七卷第六号，1920年5月1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与胡适的研究问题与方法有相近之处，即从点滴的社会改良做起，无论是实验新人小社群，还是改善劳工生活，皆是如此。但不少知识分子在实践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改造，却沮丧地发现，社会是一个完整的、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各种问题相互关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顾到这里，又顾不到那里”。于是，施存统断然相信：“我们总要寻一个根本原因，从事根本改造。”[存统：《为什么要从事社会改造？》，《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5月27日。]

那么，如何从事“根本改造”，实现“整体解决”？到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社团就进入了第二阶段，是否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一个可以为“根本改造”指明方向和途径的信仰？无论在少年中国学会，还是新民学会，会员之间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此之前，学会内部不是没有“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温和到激进，形成了系列的光谱，会员之间，各行其是，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1920年11月，毛泽东在给同是新民学会会员的罗章龙信中说：“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能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致罗章龙信》，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

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围绕着学会要不要有共同的“主义”问题，争论更是激烈。1921年7月的南京年会，南方的会员与北方的会员展开激辩。来自北京的邓中夏呼吁：“学会以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而来自江苏的邰爽秋认为：“会既以学为名，则与只以‘少年中国会’为名的政治团体有别，本无规定一种共同主义的必要”，“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至因大家意见不同，引起分裂，且一种主义总有缺点，我以为但能采取各主义之张，以定位学会共同事业亦便够了。”[《南京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1921年9月1日。]在这里，南北会员的核心分歧，在于三点：学会究竟是以“学问”为重，还是以“主义”为核心？是继续保持“态度的同一性”，容忍不同的“主义”并存，还是转而认同一个“信仰的主义”？是继续点滴的社会改造，还是转向政治组织，寻求“根本的解决”？显然，这些都涉及对学会性质的自我理解，究竟是一个不同“主义”松散联盟的知识分子社群，还是转型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化主义”的紧密团体？

显然，已经分歧为不同立场的会员们的意见是不可调和的。以后几年，少年中国学会不仅因为要不要“主义”而争论不休，更要命的，是第二波的分化：那些赞成要有“主义”的会员，围绕是认同马克思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展开了更为严重的冲突。第一波分化所产生的矛盾，还是有限度的，毕竟“态度的同一性”让他们还能在一个团体里面能够相处。何况各种不同“知识化主义”之间，是可以兼容的，似乎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从第一次南京年会的辩论就看得出来，争论的双方还是心平气和，彼此讲理的，如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一样。但第二波分化就不同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国家主义者，都是“信仰化主义”的忠诚信徒，相信自己的“主义”绝对正确，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别的“主义”都是误人子弟，要不得的。因此“主义”与“主义”之间不可通约，甚至互为敌人。果然，到了1925年的南京年会，国家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国家主义派的曾琦、余家菊、左舜生、陈启天等大将悉数到场，借着人多势众，试图将学会宗旨定为国家主义，而共产主义派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等坚决反对，两派围绕着宣言中究竟“以国家为前提”还是“注重民族独立”这两套迥然不同的“主义”话语争论不休。会议结束时，邓中夏对左舜生说：“我们以后在疆场上相见吧！”[左舜生：《万竹楼随笔：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59页。]本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的五四青年，为了各自的“主义”，终于分道扬镳，而且以后还要到另外的战场去彼此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