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马列主义之路的问题，已经汗牛充栋，史料也基本穷尽，似乎已无多大的再研究空间。不过，从思想史角度而言，依然有若干问题值得继续发掘——

第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五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之前的两大思潮，那么，这三大思潮之间的逻辑脉络究竟如何？它们在类型上究竟有何不同，以至于革命知识分子最终会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马列主义？

第二，“主义”总是与一定的组织形态发生关联，五四时期的组织类型与什么样的“主义”类型有着对应的关系？

第三，现有的研究大都将五四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统称，或者以马克思主义，或者以马列主义命名之，但我们都知道，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已经分裂，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的列宁主义泾渭分明，那么，创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什么阶段接受的是未分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什么时候最后认同了俄国的列宁主义？

本章将围绕上述问题，在历史与逻辑同一的前提下，提出关于“主义”的两组前后递进的“理想类型”。

第一组是“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的区分。在清末民初的“主义”热之中，这两种“主义”并非分化，但到了1919年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知识化主义”成为注重点滴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科学方法论，而激进知识分子开始追求寻求可以“根本解决”中国危机的“信仰化主义”。

第二组“理想类型”，在“信仰化主义”当中，又有“柔性化主义”与“刚性化主义”的不同。五四运动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属于可以互相兼容的“柔性化主义”，因此在中共创建早期，不仅在信仰层面，而且在组织层面上，都是非常复杂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所接受的，其实是一种柔性化“复调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到了1920年底以后，才开始逐步认同“刚性化主义”，即“一元的列宁主义”。

按照上述“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结合具体的历史叙述，本章将勾勒从1919-1921年这两三年间，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如何一步步从“知识化主义”的点滴改造，走向寻求通盘解决的“信仰化主义”；随后从“柔性化”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复调的马克思主义”，最后认同“刚性化”的“一元的列宁主义”的？

在这一过程当中，五四知识分子内部是如何发生了三波的思想与组织的分化？

首先是寻求点滴改良的温和知识分子与追求整体解决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分化，其次是相信兼容各种“主义”的知识分子与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分化，最后是“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元的列宁主义”者的分化。到第三波分化的完成，中共在信仰力和组织力两个层面自我定型，最后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