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俄国，有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怀疑的、思考的，如赫尔岑、屠格涅夫，第二代是果决的、行动的，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面对大时代中价值的巨大转换与暂时出现的信仰虚空，上一代人要想明白了再行动，但年轻一代，则直接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暂时克服虚无，获得饱满的精神价值。

在五四时期，也是如此。1919年五四运动的突然爆发，就有这样的心理背景。在运动之前，学生们还在争论各种各样新的思潮，还在为何为新的信仰而苦恼，运动一来，雷霆万钧之下，走向社会的直接行动振奋了爱国学生的精神，之前的颓废、彷徨一扫而去，行动就是目的，行动就是一切，整个学生界风气为之一变。罗家伦说：“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1919年5月26日。]当京城一波又一波的学生上街，又被军警抓进牢房，而更多的学生前赴后继的时候，这种具有强烈宗教情感的牺牲精神，不仅激励了全国的年轻人，也让成年的商人和市民也站出来，介入了抗议巴黎和会的群众性运动。

李叔同是1918年削发为僧的。沈仲九后来对曹聚仁说：李叔同如果到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就不会出家了[曹聚仁：《李叔同》，载曹聚仁：《笔端》，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1页。]！这个判断未必全对，李叔同的出家有其自身不可逆转的性格逻辑，然而，按照他并非冷漠的个性，身处浙江一师的沸腾环境，他应该不会置身事外，暂时的现世关怀会短暂地排解内心形而上之苦，出家之念至少会搁置推迟。

五四运动，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爱国运动，都有一些破坏主义的意味，而破坏主义的背后，其实是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学灯》的主编张东荪最不满意《新青年》那种文化上的破坏主义。他在《新潮》杂志创办的时候，曾经希望新的一代不要像陈独秀那样，“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文艺、旧道德、旧思想，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张东荪：《〈新潮〉杂评》，《时事新报》，1919年1月21、22日。]。没想到，这番劝告引起了《新潮》的主编傅斯年很大的不满，他写了《破坏》一文，反驳说：“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面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义。这是势必处此的办法。”[傅斯年：《破坏》，载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157页。]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一延续了20世纪始终的革命逻辑，五四“新青年们”正是事实上的始作俑者。

在五四前夕，张申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危险思想》，鼓吹“凡思想都是捣乱的、革命的，凡思想都是破坏的、可怕的”，“凡思想都是无政府无法律的”[赤（张申府）：《危险思想》，《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1919年5月。]。五四时期的破坏主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流行的激进思想无政府主义，一切旧的秩序、一切权威与权力，皆在破坏打碎之列，唯一可以相信的，是个人的意志，即尼采的创造意志。新人有创造性的意志，可以抛弃一切传统和权威，按照自我的心愿，建立一个与过去截然两截的理想社会。这种破坏主义，终于在五四运动中爆发，引发了火烧赵家楼的过激行为。

在五四的前夕，1919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上，周作人已经未卜先知地担忧起为启蒙所激发的群众运动，他在《小河》的新诗中这样写道：“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我喜欢水来润泽我，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他在地底里呻吟，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周作人：《小河》，载王仲三笺注：《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第373-374页。]。经历过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张勋复辟，又饱读英国、法国革命的历史，周作人深深地知道，启蒙是一把火种，一旦点燃愚昧的群众，让他们在昏睡中醒来，去摇撼那封闭的铁屋子，在迸发出革命的激情同时，也会将仇恨的魔鬼释放，到那个时候，过激的烈火，涤荡一切，玉石俱焚，这是作为绅士的周作人所不愿看到的。他后来解释说：“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厉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死后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后记，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18页。]

果然，三个月以后，学生运动爆发了，一把大火烧了赵家楼。之所以如此激烈，其背后乃是价值虚无主义的作祟，只要目的是正当的，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什么道德、法律不足为凭。就在舆论对学生的暴力行动一片同情的时候，只有梁漱溟站出来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他指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梁漱溟发现，民国以后，各种无论是革命，还是复辟，都是打着“国民意思”的旗号，抛离法治的轨道为所欲为，只相信实力与专制，容不了不同的意见和派别，他担心这个毛病不去掉，即使是改革后的社会制度，也未必是理想的人类生活。[梁漱溟：《论学生事件》，载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1-572页。]

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五四的启蒙者已经有此价值虚无主义为背景的实用主义苗头。当林琴南打上门来挑战《新青年》的时候，为了更有力回击敌人，吸引眼球，钱玄同和刘半农唱起了双簧，在自编自导的“王静轩来信”中，钱氏模仿旧派文人的风格，挑起战斗，再由刘氏出面，借驳斥“王静轩”，将林琴南的翻译与旧学大大嘲笑一番。如此令人不屑的作假，一旦被赋予了高尚的目的，只要是战斗的需要便可以突破任何道德的底线。

在五四这个旧伦理已经解体而新道德尚未形成的时代，类似突破底线的事例在“新青年”中绝非个别。罗家伦后来回忆说，在火烧赵家楼以后，“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台北）第三二四号，1989年。]

罗家伦将五四的精神理解为除了学生的牺牲精神之外，另一个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他说，在这个乱昏昏的中国，法律既无效力，政治又复黑暗，“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想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裁制不可”[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1919年5月26日。]。五四运动在上海为中心的“六三”运动之后取得了胜利，从此，社会制裁，特别是舆论制裁开始流行。然而，信奉个人主义的周作人对此是有警惕的，1924年他在给孙伏园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载周作人：《谈虎集》，北京：北新书局，1929年，第170页。]社会的制裁当然也代表一种民意，但在缺乏公共道德的虚无主义背景下，民意是常变的，很容易被政客和文人所操纵，反而失去传统社会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比的是谁的声音嘹亮，更能蛊惑人心。

群众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发动容易收场难，具有自我加油、愈演愈烈的惯性。罗家伦回忆说：“做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到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台北）第三二四号，1989年。]学生天天想着罢课游行，不再有心思读书。时在杭州浙江一师的曹聚仁回忆说，五四以后，到了秋季开学时，整个学校风气都变了，老是罢课游行，很少有一星期完整的课上[曹聚仁：《五四运动》，载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17页。]。罗家伦感叹说：“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做这些运动的。因为最初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台北）第三二四号，1989年。]

五四运动的胜利，让社会产生了“学生神圣”“学生万能”的感觉，学生们更是趾高气扬。“因学生自认神圣，往往不问曲直，肆意攻击他人，故处分商人，殴打或监禁校长、教职员的违法悖理情事，也会发生；惟其自认万能，故而不究实际，争着要管辖，干预一切事务。”[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95页。]以虚无主义为背景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学生当中成为时髦，不仅政治权力，连学校里面的权威也成了推翻的对象，在浙江一师的学潮中，学生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承认校长制度，是不合于德谟克拉西时代的组织的，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决没有什么‘长’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本校校长姜伯韩先生，是认他和我们站在同一地位的。”[《浙一师学生第四次宣言》，《申报》，1920年5月25日。]北京高师在学生的压力下，连考试制度也废除了，引起了其他学校学生的极大注意，北京大学最具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激进学生朱谦之发起了废考运动，贴出大字报《反抗考试宣言》，宣称既不参加考试，也不要学校的毕业文凭。[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载黄夏年编：《朱谦之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

对于蔓延不已的学潮，同样作为新型知识分子，老师辈与学生辈是有明显区别的。学生辈以行动克服虚无，并且在日趋激进的行动中表现出反抗一切权威的虚无主义，而老师辈（除了陈独秀）对行动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更愿意延续原先的启蒙方式。

以蔡元培为例。在五四运动之前，蔡元培对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对学生的期待是双重的，甚至是矛盾的。在他看来，大学即是研究高级学问的学府，也要对社会担当责任。这从他对北大两份学生杂志的态度就能看出来。傅斯年、罗家伦等办的《新潮》乃是从事于思想启蒙的杂志，而许德珩、张国焘等办的《国民》杂志则热衷于救国救民，关心劳工教育。蔡校长对这两个杂志都给予经费的支持。并且亲自为《国民》创刊号撰序，说：“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危，……求能助此少数爱国家，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而抵制椓丧国家之行为，非学生而谁？”[蔡元培：《序》，《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

然而，当学生真的动起来的时候，蔡元培犹豫了。在5月4日，当学生游行队伍即将出发、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时候，蔡校长匆匆赶来阻止学生，说示威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本来已经被政府和守旧派厌恶，如果闹出事来，北大恐怕会受到摧残[张国焘：《我的回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51页。]。老师对行动是有保留的，但学生们却是义无反顾。运动爆发之后，蔡元培迫于政府与学生的两头压力，辞职南归。他虽然同情学生，但担心学生会为胜利而陶醉，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秩序，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学生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25页。]。蔡元培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后来的事态果然如他所料。代替蔡元培出任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上任之始，就在欢迎大会上告诫学生说：“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26页。]当蔡元培重新回归复职时，他提出回任的前提条件是学生不得参与干预政治之运动[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13页。]。他发表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希望学生“自今以后，愿以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 显而易见，老师辈知识分子所想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舆论意义上的启蒙，与学生一代付诸直接的行动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回到北大的青年学生。新潮社与国民社代表了五四青年中的两种类型：前者“是政治改革派和文化激进派，国民社由政治激进派和文化改革派组成。这两个团体的杂志都瞄准了不同层次的观众：《新潮》的目标是中学和高等学校的学生，然而国民社的目标是普通民众”[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33页。]。罗家伦说：“《国民》杂志里面的人，多半是实行的人；《新潮》杂志社的人，多半是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人。”[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传记文学》（台北）第三二四号，1989年。]运动之后，国民社的成员，继续深入社会，到长辛店为工人讲课，其中的骨干成员张国焘、邓中夏、黄日葵、段锡朋等后来一步步走入社会，成为政治人物。

新潮社的成员们虽然也是游行骨干，但面对方兴未艾的学潮，开始了自我反思，其中以罗家伦最为全面、深刻，他在五四一周年的时候，撰文检讨一年来学生运动的得失，重点反思了三点。第一是“学生万能”，“以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他反问：“假设现在把中国全部政权交给我们手里，我们怎样办法？”之所以没有办法，那是因为缺乏专业能力，故第二点反思是“学术的停顿”，接连不断的罢课游行，让学生只会行动，脑力却被掏空了，没有功夫也没有心思读书，他引用一位朋友的话感叹说：“我们全国青年学业的牺牲，其总数不止一个青岛！”第三点反思是“名为做群众运动而没有群众”。罗家伦感叹学生一点也不懂中国的群众心理，只知道革命以后，推翻了暴政就好，不知道中国的革命，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被金钱收买、权位引诱而来，原来就没有民主共和的观念，如何期待他们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呢？罗家伦最后的结论是：“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我们作文化运动的最后觉悟，是要指定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