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党人的信仰是三民主义，然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到1905年才为在日本的激进知识分子所了解，他们虽然赞成孙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对民生主义的看法各有不同。事实上，在三民主义之前，对革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非无政府主义莫属。三民主义只是革命的行动纲领，是现实社会的愿景，但革命需要一种高远的超越世界的乌托邦，而无政府主义，恰恰提供了一个无比美好、值得憧憬的美丽新世界。

无政府主义思潮，最初出现于1903年的东京与上海，几乎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反满运动同步产生。来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通过日本而为激进知识分子所认知，很快风靡开来，其与本土的道家、佛教的乌托邦思想有内在相通之处，具有极强的魅力。只是传统的道家与佛教的无政府主义是审美或形而上意义的，而晚清的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直接与反满革命结合在一起。晚清的无政府主义，正如张灏教授所分析的那样，是一种历史理想主义：“认为历史是朝向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基本的转捩点”，“一方面是对当前现实状况的悲观，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期待”，而在黑暗的现实与理想的未来之间，产生了激化的革命情绪，唯有在危机之中的激烈行动，才能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载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40-242页。]。这一激化了的跨越，便是破坏主义。

在晚清革命党人那里，无政府主义与破坏主义几乎是同义词，而且破坏主义还早于无政府主义。1902年冬天，张继等人模仿意大利的“少年意大利”，发起组织了“青年会”，会约第一条，即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冯自由：《壬寅东京青年会》，载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04页。]。连梁启超都曾经提倡破坏主义，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就是破坏主义，“务推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立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梁启超：《破坏主义》，《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349页。]。鼓吹破坏主义最激烈的，当属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他说：“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中国的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888页。]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在创刊号上有一篇《破坏社会论》，公然提出：“建成（按：社会）必由于破坏，故处于今日之世界，当以破坏社会为人类共有之义务。”[去非子译述：《破坏社会论》，《天义报》第一期，1907年6月10日。]中国古代的历次底层暴动和农民起义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将破坏加以主义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却是晚清以后才有的精神现象，其思想源头显然来自俄国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巴枯宁就公开宣称：“破坏的精神即是创造的精神”，“我们需要另一种东西：激情和生活，以及新的没有法律和国家的，因而是自由的世界”[转引自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93页。]。这种激情，既是破坏的激情，又是创造的激情，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只有在破坏的废墟上，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压迫的平等乌托邦世界，就有希望建立在人间。从晚清的反满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之后的革命浪潮，20世纪中国一直有一种破坏主义的激情冲动，在激进知识分子内心荡漾。

对于晚清的革命者来说，破坏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斗争方式。斗争无非两种模式，一种是暴动，另一种是暗杀。革命党内有两种人物，一种是行动人物，比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另一种是观念人物，比如蔡元培、杨笃生、汪精卫，前者注重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后者热衷于暗杀。组织起义需要长期的准备和忍耐力，还要有充足的经费和武器，而暗杀只需个人的牺牲精神和意志力即可。革命党中固然有不少擅长与底层社会打交道的行动人物，但更多的是徒有一腔豪情的书生，他们在气质上与会党和新军格格不入，又颇不耐烦，于是破坏主义的革命激情，最后只能落实到暗杀一途。汪精卫入京行刺，胡汉民竭力劝阻，但汪决心已定。他将革命比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煮饭，革命党人中需要有两种角色，一种为薪，以一己之牺牲燃烧自己化为灰烬，另一种为釜，以坚韧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汪精卫：《革命之决心》，《民报》第二十六期，1910年2月1日出版。]。汪精卫认为，革命者需要有“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一“不畏死”，二“不惮烦”。他知道自己不怕死却不耐烦，只能做薪，无法当釜。于是，给胡汉民留下手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走上了刺杀摄政王的不归之路。

暗杀是秘密的，但鼓吹暗杀却是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如同19世纪的俄国民意党人一般。梁启超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对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手段，却非常欣赏，他说：“夫虚无党者，发愿流血以救众生者也”，“虚无党之手段，吾所敬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梁启超全集》第三册，第1246-1247页。]。梁任公主编的《清议报》中有一文，曰《杀人篇》，其中说：“西人之患在不知，不患不能行，支那之患不在不知，而在不行。”这行动便是“杀人”。“亡而存之，有术焉，是惟杀人。”[李群：《杀人篇》，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1-24页。]1903年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以来，除了鼓吹、起义之外，就将暗杀作为重要的革命手段实行排满。不少人认为，相比起义，暗杀的震撼效果更强烈：“往者吴樾一弹，徐锡麟一击，……毡裘之族，震慑而丧所持守，有甚于萍乡之举义，则岂不畏众力而屈于一人之下哉？”[汤增璧：《崇侠篇》，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第86页。]黄兴本来是行动人物，致力于会党的暴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他也转向暗杀，相信“其收效至丰且速”，“此时党人惟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他闭门谢客，专事准备，消息为海外的同志知悉，纷纷去函劝阻，甚至有人愿代替黄兴行暗杀之职。[参见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3页。]

在革命党内专门从事暗杀的，既非海外的兴中会，也非多行动人物的华兴会，而是观念人物成堆的光复会。光复会本来就是从暗杀团改组而来，比较起需要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个人的暗杀显然更符合读书人的个性。1903年的《江苏》杂志有一篇文章歌颂俄国虚无党的暗杀壮举：“夫天下事，苟一蹴可致也，则人尽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胜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杀身流血，一朝夕可几，何事数十百年之惨淡经营？”[辕孙：《露西亚虚无党》，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567页。]光复会的精神领袖是蔡元培，这位翰林出身的读书人，属于秀才造反，陶成章曾经如此评价他：“元培德性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陶成章：《浙案纪略》，1910年，第11页，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页。]光复会的行动人物陶成章和徐锡麟致力于联络会党，而蔡元培、杨笃生这样的观念人物除了宣传鼓动之外，就是凭借自己懂一点近代的化学知识，自制炸弹，搞暗杀。蔡元培认为女子从事暗杀更容易，因此他在主持爱国女校期间，专门开设理化课，以便将来试制炸弹，为革命培训暗杀的种子。像蔡元培、杨笃生这样读书人出身的革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情绪激昂的时候从事激进的暗杀活动，而一旦遭遇挫折，便心灰意懒，退出江湖，去欧洲读书，杨笃生、陈天华还投海自尽，试图以自杀唤起国人，他们所缺乏，正是行动人物的那种韧劲。

晚清刺客当中最出名的当属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他也是光复会之人，他在行动之前，著有《暗杀时代》，认为：“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吴樾：《暗杀时代》，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册，第195页。]为什么“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个人英雄主义的暗杀会引发群体性的革命？吴樾相信暗杀将招来统治者疯狂的报复，继而激发民众更大的仇恨，如此仇仇相报的循环往复，最后会引发革命：“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此暗杀与复仇，亦互相为力，互相为功也。”[吴樾：《复仇主义》，《吴樾遗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1907年东京出版，第11页。]暗杀—流血—镇压—更多的流血—更大的反抗，直至推翻专制暴政，吴樾他们真诚地相信这套流血的历史逻辑，虽然后来的历史并不按照这一想象中的脚本演出。

显然，在激进革命者当中，有一种“血的崇拜”，相信只有通过流血，才能唤起民众，凝聚人气，激发起革命的热情。前引的《江苏》杂志歌颂暗杀一文，如此认为：“西哲有言曰：‘自由犹树也，溉之以虐政之血而后生长焉。’至哉言也！”[辕孙：《露西亚虚无党》，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570页。]另一篇《军国民主义》中说：“是非爱自由独立之好男儿，倾无量鲜血灌溉自由之花，掷无量头颅购取文明幸福，扫荡妖氛，霹雳当空，则阴霾沉沉，长此终古矣，且各国文明进步莫不由流血而成。”[脱羁：《军国民主义》，《觉民》第一至第五期合刊，1904年，第10页。]如此不是被杀，就是杀人。章士钊在分析谭嗣同的思想时，针对他的“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泻万民之恨”一语，如此评论：“嗣同不怕杀人，亦不怕被杀，认天下惟杀人可了事，应是嗣同思想症结。”[章士钊：《疏〈皇帝魂〉》，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25-226页。]张继说得更痛快：“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亚人之羞辱，为亚人增光。”[张继：《“无政府主义”序》，载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晚清的仇满志士，多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了迅速从黑暗的现实跨越到美丽的乌托邦世界，他们不惜采取破坏主义的策略。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长期的起义准备过于缺乏耐心，而且与会党、新军这些底层社会在气质上也格格不入。读书人唯有的，是一腔的革命豪情和破釜沉舟的瞬间冲动，于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暗杀一途。他们崇拜流血的效果，相信专制的解体和文明的进步皆依赖于血的浇灌，于是，对现代民权的追求，最终竟然落实于传统部落的“血仇政治”，反满与仇杀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晚清革命逻辑的一大历史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