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士们游离体制，参加救亡，可以是革命者，也可以成为立宪派。那么，革命者是如何炼成的？有些什么样的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会让他们走上反满的革命道路？

就外部因素而言，时局的刺激、老师的启蒙与学潮的推动乃是三个最重要的动因。如果说1895年《马关条约》让康、梁这一代文人士大夫走向了历史舞台，那么，更年轻的一代反满知识分子的出现，与1900年满清的蒙耻有关。清廷利用义和团盲目对外宣战，随后又耻辱性地签下《辛丑条约》，让其脸面大伤，激发了愤懑青年的强烈不满。于右任当时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陕西中学堂学生，听说慈禧逃到西安，试图上书陕西巡抚岑春煊，请其手刃西太后，但被同窗好友力劝阻止。对清廷不满，未必会走向反满，还需有师长启蒙，播下反满的种子。于右任曾师从当地著名塾师朱先照，朱在讲学中常为学生讲明末遗老的抗清故事，在其熏陶下，于右任改变了改良的政见，开始倾向反清。湖北的革命者张振武也是如此。他在省师范学校就读时，受业于湖北教育家时象晋。“时先生讲授时，每痛陈满洲专制，外人欺侮状，振武辄感愤不已，革命思想，实孕育于此。”[冯自由：《鄂军政府军务处长张振武》，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6页。]

晚清的不少读书人，都经历过由变法而保皇（光绪），由保皇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从改良到革命，中间的核心环节是自立军起义。戊戌年菜市口的鲜血，让本来从事温和变革的文人士大夫转向，通过激烈的方式寻求保皇。林圭原来是时务学堂学生，听到老师谭嗣同被杀，从上海赶回湖南奔丧，哭着说：“中国流血，自谭公始，我承其后，当以死报。”[林圭：《公请崇祀烈士文》，收入《悟庵先生成仁录》，载《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46页。]林圭后来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与唐同时被杀。当年时务学堂中跟随梁启超、谭嗣同的学生，十一人中有八人都在自立军起义中牺牲了。

1900年庚子乱局中的自立军，得到了革命与保皇两派的共同支持，其起义也具有双重性质：通过革命的手段而保皇。起义之前在上海成立的中国议会，其背景更是复杂，有变法党、革命党、保皇党、逐满党四派人马参与[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22页。]。变法党的是代表张之洞的汪康年，革命党的是孙中山的兴中会，保皇党的是唐才常，而逐满党的是章太炎。由容闳起草的中国议会英文对外宣言云：有鉴于清廷内顽固守旧派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第七十六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74-75页。]。显然，中国议会四派的基本共识是只认光绪，不认满清，即使如极端反满的章太炎，也主张排斥满人，救出光绪为平民。中国议会与自立军在排满与保皇、变法与革命之间的游移不定，正是处于过渡期的晚清志士的心理写照。不过，正如章士钊所言：“夫庚子之役，真像之究竟何若，遽难判定，而表面则莫不以为勤王。乃倡革命者，即出于勤王之军将，则为当年之隐没之宗旨，以迁就之手段，或由勤王之不成，受其刺激，而宗旨移趋于革命。”[章士钊：《沈荩》，载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一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而唐才常被杀，第二次流血，让许多人对满清产生了绝望，这绝望不是对清廷中的保守派，而是对变法派，因为杀了唐才常的，正是体制内的变法派大员张之洞。对温和派的绝望，成了对清廷的最终绝望。1901年，唐才常的战友秦力山在东京创办了第一份留学生中的反清刊物《国民报》，与保皇党划清界限，并组织了国民会小团体，志在用激烈的方式反清。梁启超的态度也日趋激进，他在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借转向激进立场的青年学生李去病之口，与温和的变法派黄毅伯论辩，指出：“你说我们中国现在的主权，是在自己的民族，还是在别一个民族呢？……你想天下那里有四万万的主人，被五百万的客族管治的道理吗？”矛头直指满人的统治，他激愤地说：“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指望呢？倘若叫他们多在一天，中国便多受一天的累，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够不上，还不知要打落几层地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册，第5618-5620页。]

晚清的反满革命，何时形成运动之势？1902-1903年可以说是运动的起点。运动的中心，一个在东京，另一个在上海，这两座城市，正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处。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马君武等筹备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原定于4月26日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之日在东京召开，虽然没有开成，但影响波及革命、保皇两派。几乎在同时，4月27日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该会名曰教育，实为宣传革命，响应入会的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刘师培等都成了反满的志士。1903年春天，在拒法、拒俄的爱国运动狂潮中，东京的留学生成立了义勇队，随之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在南洋公学学潮推动下，成立了爱国学社，与日趋激进的《苏报》一起，形成了教育会（社团）-学社（学校）-《苏报》（报纸）三位一体的公共领域，与之前康、梁文人士大夫建立的强学会-时务学堂-《时务报》三位一体公共领域相比，新型知识分子的这一公共领域更紧密，也更激进[关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详见笔者：《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收入笔者：《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第84-95页。]。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与上海的三位一体革命型公共领域迅速合流，思想与人员的互动交往非常密切。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和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分别为后来的反满革命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干部队伍，军国民教育会的多是行动人物——黄兴、钮永建、林长民、李书城等，中国教育会的则是观念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刘师培、吴稚晖、黄节、邓实等。

1902-1903年之所以成为革命的起点，除了外部形势的刺激，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乃是学潮的发生。1902年的成城入学事件，是东京留学生第一次集体的政治行动，矛头直指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而学潮的领头人吴稚晖被押解回国，途中欲投河自尽，也因此一夜成名。国内的学潮乃是起自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该事件被舆论称之为“学界革命”，受此鼓舞，浙江吴兴浔溪公学、江宁江南陆师学堂、杭州浙江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杭州蕙兰书院等纷纷跟进，相应发生学生集体性退学，虽然都与抗议校方有关，无涉反满，但学潮的出现，表明社会中最活跃的力量学生知识分子已经无心学业，他们很快将从校园走向社会，从社会走向政治，加入革命的潮流。革命党人的骨干不少都是从学潮出身，除了前述的吴稚晖之外，章士钊是江南陆师学堂学潮的领袖，率领三十多位退学学生投奔爱国学社。马叙伦时在杭州府中学堂读书，为公认的高材生，因为抗议校监开除学生，与几位同学愤而退学，当时他只有十六岁，读了王船山、黄宗羲的著作和《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遂有反满思想。南社的发起人之一叶楚伧在苏州高等学堂学业修满，按照清廷规定，本来可以视为举人五贡，授七品官职。但毕业生分发官职时，某监督收受贿赂事发，被学生们痛殴，从而引发学潮。当局诬指叶楚伧为带头的罪魁，以革命党的罪名拘捕入狱。后来被保释出狱，他从此对清廷绝望，索性成了真正的革命党人。

上海的爱国学社所云集的，多是江浙学潮中退学的青年学生，他们读《苏报》，听中国教育社的诸位先生讲课，但整个氛围不在讲学，意在革命，师生之间互相激荡，日趋激进。张园是师生们经常集会的场所，据马叙伦回忆：“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0页。]这段描述，极为生动，可见到了1902-1903年，在激进的新知识分子那里，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

外部因素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青年学生趋向革命，他们可以投身保皇，可以趋向立宪，事实上，保皇党人以及后来的立宪派势力，在20世纪初，大大超过革命势力。要造就革命的形势，还需新观念的宣传和新心理的酝酿。晚清的革命思潮，除了学界早已熟悉的民权思想，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排满复汉的族群民族主义、无政府的破坏主义、虚无主义的志士精神。这些思想与心理，形成了晚清革命者三位一体的内在精神结构。民权思想是理性的，但这一内在精神结构更多地具有非理性的情感与意志成分。假如不深入讨论这一精神结构，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到了晚清，在边缘知识分子那里，会突然出现如此激进、如此强烈的革命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