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他们的人生本来只有一条道：科举入仕。然而，千年来几乎不变的生命轨迹，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晚清，发生了大扭转。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全局性的“礼崩乐坏”，都颠覆了读书人的社会命运，从而也改变了社会本身——第一次是西周宗法封建制的解体，将本来依附于封建体制的底层士人抛到社会上，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进而产生百家争鸣，实现了中国文明的突破。第二次是在晚清，国耻与西潮的冲击之下，中华帝国濒临解体，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一次将其抛到社会上，出现大量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边缘人，这些人在身份上已与帝国体制全然脱钩，可自由选择各种前途，大批读书人离开乡村，进入沿海通商口岸，甚至远渡日本留学，而参加革命，遂成为众多选择中的一种。

读书人的变化不是到了科举制度废除的1905年才发生的，事实上，1895年之后的戊戌维新，已经让众多考科举的士子意识到，时代风向变了，科举考试不仅要圣人之书熟读，而且议论时政的策论在科举中的比重也增加，唯这些经世致用之学需要大量来自西方的新学，促使各种新式学堂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洋务与维新的需求，培养一代中体西用的新式人才。不过，已经有不少敏锐的读书人注意到，科举的功名不再吃香，而到国外留学研习洋务，反而是获取仕禄的最新捷径。严复在1902年说：“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严复：《论教育书》，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113页。]

既然科举不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那么读书人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乃是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士大夫，挤入上流社会，但如今读书人获得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学生，即最早的知识分子。湖北学生李书城在1903年就意识到：“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过去的士大夫社会，属于上流阶层，是读书人毕生向往之地。但如今的学生社会，却与上流社会划清了界限。“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53页。]传统士大夫的上流社会已经被后浪们瞧不起，一切待“继起者”学生社会取而代之，从头收拾旧山河。

学生知识分子的眼光不再往上，而是开始往下，注意到“下等社会”。李书城认为：“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同上，第453-454页。]湖南的杨笃生对同乡学生讲得更透彻：“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说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杨笃生：《新湖南》，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15页。]到了20世纪初，以学生为主体的中等社会由此脱颖而出，代替传统的士大夫成了新的社会精英。这些留学日本的青年读书人是如此自负、如此自信，他们与老一代士大夫隔断了身份和精神的脐带。他们的上两代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是官僚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是文人士大夫，但新的一代学生知识分子，不再以士大夫自命，也不再看得起上流社会，他们相信自己代表新人类、新理想，要领导下等社会从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

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的结合，便是晚清革命的开端。最早的革命者，来自广东和海外，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秩序中的边缘人：华侨富商、会党人物、边缘知识分子。兴中会主要由这三部分边缘人组成。兴中会最初的核心人物，孙文、陈少白、郑士良学医出身，尢列、杨鹤龄都是广州算学馆毕业，从事经商或测绘。陆皓东是富商出身，毕业于上海电报学堂。邓荫南是檀香山富商，慷慨大方，乐于施舍。首任会长杨衢云，也是在香港接受新式的英文教育，后来在商界讨生活，为人侠义，喜报不平，与会党关系密切。唯一的例外是刘学询，虽然拥有显赫的进士头衔，但在重商的广东，却无意仕途，因经办彩票而成为富商，见了孙文以后一拍即合。但他并非新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旧式有野心的儒商。冯自由评论说：“刘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故总理相与协议多次，刘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总理为徐达、杨秀清。”[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载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总而言之，兴中会的发起者们，有一些共同的社会与精神特征：在社会身份上，不是商人，便是非正途出身的边缘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属于为世人所不看重的边缘角色；在社会网络中，要么本人就是洪门中人，要么与会党有密切的联系，富有底层江湖社会的侠义之气；在精神气质上，殊少儒家士大夫的修养，多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甚为崇拜，自认是洪氏之后，继承反清复明的大业。显然，这样的边缘人，很难在中原的土壤上产生，而偏远的粤港、南洋地区，因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更接近欧风美雨，反而为边缘革命者提供了肥沃的生长空间。

中等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结合，也是游士与游民的联盟。在中国历史当中，到了王朝末年，会出现大量生于中低阶层的士绅，因为入仕的空间有限，便积淀在社会底层，成为没有正当职业的游士，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或者外部，很容易与社会上的游民阶级结合。游士与游民，一个是过剩的知识阶级，另一个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杜亚泉曾经深刻分析过游民阶级的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征”。深受游民文化浸染的游士阶级，也因此具有了性格上的双重性：“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不可杀者。”[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载杜亚泉：《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2-184页。]

晚清出现的边缘知识分子，无疑是近代的新游士，他们不再是科举仕途中无望往上流动的过剩读书人，而是在剧烈的社会与政治大变局中被抛到边缘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基于反满与救亡的热忱，开始向新的游民阶级靠拢。晚清的新游民阶级，便是潜伏在社会底层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其基本成员除了过剩的农民阶级，还有大量的苦力、船夫和矿工等雇用劳动者。

晚清的这些新游士，已经不再是过去落魄的穷秀才，而是有了新的身份：学生。后来加入革命的新学生，其出身不是新学堂，就是留学日本。新型学生与传统士绅不同，后者虽然还没有入仕，却有确定的候补机会，秀才而举人，举人而进士，人生的道路早就被规划好，不会有非分之想。另一方面，传统士绅在家乡乃是地方精英，负有为乡梓服务、维护地方秩序的责任。从政治与社会两个角度而言，士绅都是体制中人，只是处于核心还是边缘的区别而已。然而，晚清的学生就不一样了，他们离开家乡，到省城或口岸都市的新学堂求学，个人的前途从此与家乡断绝，一心希望在城市里谋一个职业，他们从体制中游离出来，成为可以自由选择的游士。其中一个选择，就是从事反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