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领导的戊戌维新究竟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可以这样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作为启蒙运动的戊戌维新却大大成功了。这一成功的标志，是自戊戌之后，社会层面的话语权已经转移，从官僚士大夫转移到文人士大夫手中。

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搞政治，不是翁同龢、张荫桓、张之洞、袁世凯那些官僚士大夫的对手，但要论舆论宣传、鼓动社会，高高在上的官僚，远远不及靠舆论起家的文人士大夫。以张之洞为例，他在与康、梁决裂之后，筹办了《正学报》，试图与“素王改制”的康有为分庭抗礼，夺回话语主导权。主持《正学报》的梁鼎芬，虽然比康有为小一岁，但其思想做派与官僚士大夫同路，如茅海建所说，“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49页。]。再加上后台老板张之洞，自视甚高，对言论和文字也多有苛求，最后《正学报》竟然夭折，不了了之。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在整个戊戌维新前后，始终办不了一份哪怕可以勉强与文人士大夫竞争的报纸杂志，只能眼睁睁看着康梁之辈垄断了舆论阵地。

而继承了龚自珍、王韬文人传统的康梁们，与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不同，他们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走入政治舞台，从一开始最重视的就是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占领话语的制高点。康有为发起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虽然没有经都察院上递，对上层决策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但康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文人士大夫，他所在意的，是舆论造势，旋即在上海刊行《公车上书记》，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世。通过体制外的舆论声势，倒逼体制内走向变法改革，并一夜爆得大名，当仁不让地成了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之后的《上清帝第四书》，为保守派官僚士大夫所阻拦，也无法抵达天廷，康、梁亦如法炮制，在广东、上海刊行刻本，影响与声势同样胜过体制内的上书。

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很多人有在广州、香港、上海的口岸城市生活经验。晚清的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一场印刷术的革命，为近代的启蒙奠定了物质与技术的基础。中国的印刷术虽然出现很早，但在晚清之前基本是手工雕版印刷，一个雕版最多也只能印刷百部而已，因此传播的能力有限。到了晚清，从西方传入的石版印刷和活字铅印技术，大大提升了出版印刷的效率，以上海为中心，由印刷术革命所带来的，是一场知识启蒙运动，而启蒙的核心人物，正是刚刚诞生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与上一辈官僚士大夫不同，后者只是雕版印刷时代的知识者，而康、梁之辈适逢其会，则是石版印刷和铅字印刷时代的弄潮儿，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借助于石印技术，每期发行量，从最初的四千份，攀升到后来的一万七千份，那是倭仁、曾国藩这辈官僚士大夫学问再好，也是无法想象的影响力。[详见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许纪霖、罗岗等：《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4-85页。]

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官方的邸报和士林中的清议的话，那么，到了1890年代，则出现了中国式的公共领域。正如我之前所研究的那样，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结社、学校和报纸[详见笔者：《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载笔者：《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103页。]。在变法派官僚士大夫的时代，在上海、广州等地，一些报纸和书院部分具有讨论公共政治问题的属性。比如上海的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进行季考，请洋务派的官员和著名士大夫出题，由学生自由回答。题目除了科学之外，多是一些与政治变革、国家致富、法律设置等公共问题有关的大题目，比如《中国近日讲求求富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中国大宪选派办理洋务人员应以何者为称职论》《议院论》《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等。从目前所存的答卷来看，学生们畅所欲言，放言无忌，每次季考，等于一场内部范围的公共时务大讨论[参见郝秉键、李志军：《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但是，格致书院的讨论并不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而且，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而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定义，其具有公开性、民间性和批判性三大特点。显然，在1890年代之前，由官僚士大夫主持的学校，都不具有这些特点。

然而，新崛起的一代文人士大夫，就有了十足的民间性，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是中国公共领域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时务报》不是一份孤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梁启超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册，第2527页。]。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时务报》及其创办者康、梁、汪（康年）等人，虽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往下诉诸舆论的教化，向上对朝廷施加变革压力，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批评性格。《时务报》虽然办在上海，但影响在全国，如梁启超所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本馆（清议报社）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77页。]。这表明，《时务报》已经具有了公众舆论那种公开的、覆盖全社会的影响。

较之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最大的优势在于办报纸，掌握舆论。在报纸这种新媒介之中，梁启超的风头已经压过其师康有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的舆论界骄子，除了其借助日文引进了大量西方的新知之外，最重要的，乃是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为清末民初的两代读书人（晚清文人士大夫和民初新知识分子）所喜闻乐见。文体的革命，有时候往往比思想的革命更有吸引力，也更具颠覆性，梁任公的新文体，在清末民初风靡二十年，无人匹敌，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才拱手让出了话语的霸主地位，由更年轻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接任。

报纸之外，文人士大夫所重视的还有学校和结社。康、梁办的学校，从广州的万木草堂到长沙的时务学堂，此处不赘述。以结社而言，本来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是“君子群而不党”，党派之争被视为国家之祸害。但到了晚明，江南的士林社会，因为对朝廷宦官不满，出现了诸如东林书院、复社等士大夫结社。有清一代，对士大夫结社严加防范，待康有为励志变法，首先要做的，便是通过结社，联合士大夫。他认为：“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康有为：《我史》，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第841页。]这段话，应可注意的，其一，欲成大事，必合大群。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官僚士大夫不同，走的是体制外自下而上的造声势、拉队伍路线，建立南学会、强学会、保国会就是基于这样的策略考虑。其二，合大群在地方不行，必在京城形成登高望远之势。康有为虽然不谙朝廷内部的权力格局，但对全国的政治布局还是清晰有知，各省督抚一统天下，除非遇上陈宝箴这样开明的封疆大吏，一般很难在地方突破。但在京城，上层权力多元抗衡，反而有空隙可图发展。公车上书凭借的是帝党的反议和势力，强学会的成立，更是借助了帝党和后党变法派各怀心思的支持。不过，康有为有一点高估了北京的重要性，京城的上层虽然有变法派，同样也有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强学会、保国会开办不久就为后者所纠弹而受到夭折，足见在中国要实现“首都革命”谈何容易。倒是在上海，这个既有租界飞地又有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和现代传媒的现代都会，康梁们成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为舆论的造势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和空间。

政治上的百日变法失败了，但文化上的戊戌维新却成功了。属于帝党变法派的张元济在政变之后写信给汪康年，公允地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张元济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38页。]与康同代人的宋恕，也客观地评论说：“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大夫议论一变，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0页。]时代人未必在学问上看得上康有为这位野狐禅，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康、梁改变了一代人的风气，从此掌控了清末的话语领导权。

梁启超在总结康有为一生时，如此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84页。]这一维新的精神，像火炬一般，照亮了清末民初两代知识分子。究竟是一时的政治变法重要，还是更长久的观念革新更有影响力？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杨肃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