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两代士大夫，都将“保种、保国、保教”作为变法的目标。然而，这三者之间，究竟内涵如何，何为优先，很可以看出不同的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的细微差别。

接下去，我们通过两组人物的比较，来看晚清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与立场的不同。第一组，是康有为与张之洞，这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差异，第二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这是文人士大夫内部的分歧。

先来比较康有为、张之洞。

康有为与张之洞都提出过保国、保种和保教。康有为在保国会拟定的章程中，开宗明义，提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这乃谓之康有为之“三保”[康有为：《保国会章程》，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3页。]。几乎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也同样是开宗明义提出“三保”：“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5页。]。看起来，似乎两代变法派领袖有高度的一致，但细细考察，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大有讲究。

首先，是康、张两人对国、教和种的内涵理解不同。先是关于“国”和“种”，康有为的解读是“国”乃是“国家之政权土地”，“种”是“人民种类之自立”[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43页。]。主权、国土和国民，这已经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张之洞虽然没有直接解释何为“国”与“种”，但从其上下文来看，所谓的“国”，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朝廷”，所谓的“种”乃是夷夏之辨意义上的“华种”[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由此可见，两代士大夫的观念之间，有一条近代与传统的鸿沟。虽然都要保国，但各自心中的“国”迥然不同。张之洞要保的，是清廷的小王朝，而康有为要保的，不再是传统的一家一姓之王朝，而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其次，康、张两人心目中的“教”也有天壤之别。辜鸿铭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大臣也，张之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8页。]张之洞作为一个儒臣，的确比曾国藩更关心儒教之存亡，因为儒教之于朝廷之“国”，乃是灵魂之于肉身。正如前述，张氏的儒教的核心，乃是与现实秩序相关的纲常名教。而康有为的孔教，不仅颠覆了纲常，而且破了理学之正宗，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在官僚士大夫看来，无异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

再次，康、张心目中的“三保”，究竟何为优先？张之洞在《劝学篇》的选择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华种若要生存，首先民族的灵魂圣人之道不能亡；而圣人之道又与其制度肉身王权互为结合，所以，保教必保大清。没有了儒教的灵魂，即使保住了民族的生存，也等于被异族同化，亡国灭种。而儒家的纲纪伦理，最终要落实到王权的制度层面，大清的核心体制不容动摇。

假如只是到了这里，张之洞与之前的老传统主义者倭仁还没有什么区别，他毕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传统主义者，不仅要守“理”，还要重“势”，势道变了，也要与时俱进。“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圣教也好，最终还是要有力量，这力量就是富国强兵。19世纪末进化论席卷神州，以力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为严复、梁启超等文人士大夫所鼓吹，也深刻影响了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圣人之道是空泛的，只有最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才能保住大清江山，守护儒家伦理。不过，富强并非张之洞的终极关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富国强兵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在他看来，江山与儒教乃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张之洞所以会与康、梁决裂，杀自己的学生唐才常，至死对朝廷忠心耿耿。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住心中的圣教。

如果说张之洞在“三保”之中的重心在“保国”的话，那么，康有为真正关心的，那是“保教”。他发起的儒家新教改革，动机无他，那是以改教而保教，且以保教带动保国与保种。在“教”与“国”的关系上，张之洞的“教”（纲常名教）与“国”（清廷）无法剥离，诚如辜鸿铭所说，张之洞“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9页。]。但康有为的“教”，是作为国教的孔教，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具有独立的建制，可以与具体的“国”（小朝廷）剥离，而且与“国”形成了相互抗衡的双重权威。

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分歧。在两人的蜜月时期，康在上海办《强学报》，创刊号上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改光绪纪年为孔子纪年。这立即引起赞助人张之洞的强烈不满，正如茅海建所分析的，“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理念，在张则是政治”[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18页。]。康是观念人物，毫无政治意识，而张久经官场，政治嗅觉较旁人敏感十倍。从此事开始，康、张之间有了不可消弭之裂痕，后来越演越烈，终于水火不容，成了政敌。

康、张之间，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差异，但在同代文人士大夫之间，在“三保”之间，也是有不小的分歧。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例，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保教”上。

最初，当梁启超心智未完全成熟之际，追随乃师，鼓吹保教。在他看来，“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150-151页。]。不过，梁启超的保教与其老师还是有微妙的差别。在康有为心中，“教”之价值在“国”之上，“国”可以亡，但孔教不能亡；“教”在，“国”也在，孔教之灵魂，决定了“国”之肉身存亡。所以，康后来可以诀别清朝，接纳民国，但在建立孔教上，是一以贯之的。

但梁启超就不同了。在不断的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梁启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国”感[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一期，1971年9月。]。这种“无国”感，指的是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665页。]。梁启超所说这个“国”，与张之洞心目中的“国”（王朝）不同，也比康有为要清晰地意识到乃是欧洲那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内部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晚清，梁启超是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引入中国的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启蒙者[关于梁启超的国家思想，详见笔者：《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3-85、89-93页。]。对于他而言，保教只是工具，而保国才是目的本身。

在1902年之前，梁启超认为，为了保国，保教是有工具性价值的。他比较了宗教家与哲学家的区别，认为“言穷理宗教家则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显然，梁启超自认是哲学家，而康有为是宗教家。他承认，“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何以如此？因为“哲学贵疑，宗教贵信……大人物所以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者，亦常赖宗教”[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62-764页。]。这就是梁启超敬仰康有为的缘故。康有为有宗教般的神魅性，虽然梁启超未必喜欢宗教，但维新变法大业却需要有这样一位可以掀起狂潮的教主，而作为哲学家的梁启超却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3页。]“太有成见”，是一方教主的心态，相信万物皆备于我，真理握在手中，而“太无成见”，则是一个知识启蒙者的姿态，面对各种新知，皆有开放、接纳和包容，自然无法皈依于某个教派。

在这里，可以看到戊戌维新运动之中，即使在文人士大夫当中，也有两种不同的动员取向。康有为诉诸的是信仰，他将人文的儒学，改造为启示性的孔教，而梁启超诉诸的是理性，到了日本以后，他对儒学的新教改革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从事与康有为不同的知识启蒙，于是，必然要与保教分道扬镳。1902年，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至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保教既然无谓，那么何等事情最为重要？梁启超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7-278页。]梁启超公开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明确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前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历数不必尊孔保教八大理由，朗然宣布：在保国、保种与保教之间，“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65-770页。]

在保国、保种、保教之间，康有为志在保教，张之洞和梁启超重在保国，但张之“国”，乃是大清小王朝而已，而梁的“国”，则是超越了一家一姓之私的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之间，以及文人士大夫内部的不同价值取向，后来发展为迥异的政治路线：康有为的保教，之后延伸为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张之洞的保王朝，乃是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的滥觞，而梁启超的保国，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

得到光绪支持的百日维新最后以流产而告终，但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实行的。在戊戌变法之中，官僚士大夫击败了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重新夺回了政治上的变法主导权，但到几年后的晚清新政，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官僚士大夫所实践的具体变法措施，基本在康有为划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在保教和保国这两个节骨点上，前后两代士大夫依然是水火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