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康有为仅仅满足于在民间当一位教主，做孔子那样的素王，官僚士大夫尚不会感觉到切身的威胁，问题在于，康有为像历史上所有的大儒那样，要内圣而外王，进入上层权力，付诸政治实践。这就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

政治与宗教不同，奉行的是不同的伦理标准。宗教家所要遵守的，只是信念伦理，只需对自己的信念负责，结果交给上帝（或天命）。但倘若离开抽象的理念世界，进入具体的政治场域，那么，角色就转化了，宗教家变成了政治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要遵循另一种政治家的伦理，即责任伦理，对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负责，而不能仅仅以自己的信念而自我辩护。

康有为作为民间的教主，一开始就野心勃勃，七次上皇帝书，为的是进入权力中枢，实现外王之大业。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同上，第496-497页。]。他不仅是权力场上的素人，而且在政治上非常不成熟，无他也，乃是以自我为中心，极度自信，不懂得妥协二字。而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

在戊戌时期，虽然形成了变法新政的大潮流，但在变法派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的两条不同的变法路线。温和的变法路线，主要是体制里面的洋务派以及甲午之后转向改革的清流，而激进的变法路线，乃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两条路线的背后，其实是戊戌前后代际更替的两代士大夫。

从1898年这年的年龄来看，温和的变法派之中，李鸿章七十五岁，翁同龢六十八岁，张之洞六十一岁，孙家鼐七十一岁，张百熙五十一岁，张荫桓五十一岁，陈宝箴六十七岁。他们的知识结构基本是正统的，对新学的认知，不超过洋务的水准。无论是出身洋务还是清流，在官场已经有几十年的阅历，深知权力系统的运作，与体制也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他们希望通过变法而实现富强，但坚持循序渐进，以不引起官场和社会的剧烈震荡为前提。

同一年，激进的变法派之中，精神领袖康有为最为年长，四十岁，其他几位比如梁启超二十五岁，谭嗣同三十三岁，刘光第三十九岁，林旭二十三岁。这是一批充满朝气和浪漫主义气质的年轻人，思想已经偏离理学的正统，带有强烈的创造性和颠覆性，对西学、西法的认知大大超越了洋务时期的水准。他们的身份或者是民间的文人士大夫，或者是刚刚入官场的政治素人，对权力系统的复杂与诡秘缺乏切身的认知，以为凭一己之勇气和皇上的支持就能推进变法，阻力越大，越激发起亢奋的姿态。而作为他们的靠山，光绪皇帝，也只有二十七岁，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帝后的双头政治当中，属于弱势的一方，但很想大有作为，通过变法强化皇帝的权威，扩张自己的权力。

激进的变法派与温和的变法派之间，除了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冲突之外，在变法路线上，分歧究竟在哪里？假如我们将百日维新期间的变法措施，分为两个层次，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第一个层次的变法，是技术性层面的，比如修建铁路、筹办商务局及农学会、建立银行制度、创办京师大学堂、按照西式制度练兵等，激进、温和两派完全一致，是慈禧所默认、保守派也不敢反对的。技术层面的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延伸，从器物层面上升到西法层面，虽然戊戌政变之后，大部分中止了，但到《辛丑条约》之后的晚清新政，得到了制度性的实施。

第二个层次的变法，涉及权力的再分配，这就是制度局的设置。这是康有为七上皇帝书中的核心内容，试图在旧体制之中，嵌入一个新的决策咨询机构，以绕过传统的官僚，推进新政。这自然为保守派官僚所拼命反对，但温和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对此态度如何呢？可以说制度局的设置来自西方议会的启发，翁同龢等人并非没有兴趣，在此前翁同龢送给光绪阅览的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之中，都有开议院的建议。但是温和变法派的开议会主张，乃是为了解决君民上下之通的问题，这议会中的民，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士大夫官僚，这种议院式的设计基本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之中，并无破局之危险。但激进变法派的制度局主张，其背后有一个令官僚士大夫非常恐惧的民权思想。张之洞对早期支持过的《时务报》中梁启超言论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民权思想的鼓吹上。对于体制中人来说，这无疑是不可容忍的洪水猛兽。

不仅是制度局背后的观念有分歧，更重要的是，动了既得权力集团的奶酪。光绪在现有体制中变法受阻，便在人事格局上下手，一方面革除礼部六官，另一方面提拔军机处四章京，并且要设置懋勤殿，让康有为这些文人士大夫有机会进入权力的最高层，成为变法的决策中枢，这不仅触动了保守派的现实利益，也让温和变法派感到不满。后者不是反对改革，比较起具体措施，他们更看重的是谁掌握权力中枢，谁拥有变法的主导权。当康党们有可能通过懋勤殿左右皇上，而自己将被边缘化的时候，温和变法派毫不犹豫地站在保守派一边，共同阻击激进派进入权力中枢的企图。正如茅海建所分析的那样：“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决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绝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3页。]

前面提到，朝廷内开明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是一盘散沙，帝党与后党之间矛盾很深。曾经一度主掌变法大局的翁同龢气度狭小，不仅与后党的李鸿章结怨很深，对同时是清流出身的张之洞多有提防，而对于帝党的同僚张荫桓，也在皇帝面前争宠，关系紧张。

当康有为作为新人进入京城权力圈的时候，面临的是这样的四分五裂格局。在一开始，康有为的处境是非常有利的，各派开明官僚士大夫明白他懂得世界大势，肚子里有变革的锦囊妙计，光绪又非常欣赏其人，纷纷拉他入伙。假如康有为长袖善舞，处理好与各派的关系，大可左右逢源，或者背靠某派势力，也有可能实现变法的宏图。

然而，自负的康有为将一切都搞砸了，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变法派大员。因为他基本不了解两宫的政治格局，以为有了皇帝一头的恩宠，便可以搞定天下。更要命的是，他不是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多的开明派官僚的支持，却倒过来，不自量力地与自己的盟友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先看康有为与帝党变法派的关系。现在多个研究都发现，真正将康有为引入最高权力体制，推荐给光绪的，并非翁同龢，而是张荫桓。[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张是康的小同乡，同为广东南海人。乡缘关系在传统中国权力网络之中，最为重要，何况张荫桓在外任使节多年，了解各国情况与世界大势，与康有许多相似的趣味和立场。两人走得非常之近，康有为还应邀在张宅下榻喝酒夜谈。不过，当张荫桓受到保守派官僚围攻，慈禧对他严加申饬之后，老谋深算的张荫桓便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渐行渐远。深得光绪信任的他，还在皇上面前反对康有为以制度局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方案，只同意建立路矿总局。康有为在朝廷的唯一靠山也失去了，自然无法如愿进入权力顶层。

前面提到，温和变法派的三大重臣，是翁同龢、李鸿章和张之洞。政治素人康有为，与他们的关系个个都不妙。康有为虽然对翁同龢非常重视，期待通过他走进光绪的视野，但如前所述，两人的思想与气质相差太远，翁对康始终若即若离，有提防之心。同为帝党的变法派重臣，翁同龢与张荫桓早期关系尚可，但随着张荫桓在光绪眼里分量加重，翁同龢便与张荫桓有了争宠的利益冲突，而在翁看来，康有为便是张的夹袋中人。随着光绪对康有为的兴趣增加，翁的猜疑就越深。萧公权认为：“康很明显地不尊重翁的有限改革论，也不尊重其变法领导权，他对翁的威胁变得甚至比李鸿章、张之洞更大。”[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109页。]具有讽刺之意的是，竭力排斥康有为的翁同龢，最后还是背上了莫须有的康党罪名，最后郁郁而死。

康有为与第二位开明的变法派重臣李鸿章关系也不佳。李鸿章饱览世界大势，自认为眼界高时人一等，待他发现了康有为之后，感叹自己“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他坦率承认：“康有为，吾不如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7-198页。]当康有为联合翁同龢的门生陈炽、沈曾植等办强学会时，李鸿章也送来了两千银圆，想入会交好。但陈炽属于翁同龢的帝党，非常排斥后党的李鸿章，而康有为也认为《马关条约》之后的中堂大人也已经失势，不再有利用的价值，为了投翁同龢的心愿，于是附和陈炽将银圆退回，拒绝李鸿章入会。这不仅伤了中堂的面子，而且也多了一个政敌。后来李的亲家、保守派御史杨崇伊死盯康有为不放，虽未必是李鸿章之指使，但李未加劝阻，在一旁冷看康党受伤、变法失败，显然是事实。

新崛起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骨子里看不起李鸿章这老一代洋务领袖。梁启超后来在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时，口气颇为不屑，认为：中堂大人不是造时势之英雄，只是时势所造英雄。其与伊藤博文不同，没有在国外留学，不通世界大势，不知政治本原。徒有小技，不学无术。是补天式人物。总而言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512、527、531、554页。]

第三位温和变法派重臣张之洞，最初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一段蜜月时期，张资助康、梁创立上海强学会、办《时务报》，还与康几天几夜倾心相谈，给梁启超以超规格的礼遇。但一旦张之洞发现康、梁要颠覆儒学正统、鼓吹民权，是几经劝说不肯回头的异端分子时，毫不犹豫地与康党斩断了联系。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当张发现康党思想当中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之后，“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册，第318页。]。特别是康有为在政治上发迹、舆论上掀起狂澜之后，张之洞更是感到恐惧，惊呼：“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236页。]他视康有为是圣人之教和大清王朝的最大威胁。张之洞出身清流，又办洋务有方，清流与洋务是他一生的紧张。这位儒学重臣有自己的变法理论，为了回击激进派的变法主张，获得改革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他推出了中体西用的系统理论。自此，激进与温和两大变法派的理论分歧，已经是泾渭分明。

梁启超虽然对李鸿章颇有微词，但对曾经有过一段携手岁月的张之洞，最为鄙夷，他如此比较两人：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550页。]！虽然是事后之言，但也足见戊戌期间康、梁与张之洞关系之僵化，远远超过与翁同龢、李鸿章。何况曾经有过一度蜜月，如今沦落到形同仇敌，更是由爱生恨，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康、梁与孙家鼐围绕着京师大学堂的冲突，最能说明问题。孙与翁同龢同为光绪之帝师，在翁去职之后，是光绪身边最为重要的大臣之一，作为管学大臣，受命筹备京师大学堂。他政治开明，有变法意愿，也性情温和，不似翁同龢，没有强烈的权力欲。而康、梁受张荫桓之托，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本来，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有良好的合作。但梁启超起草的章程，将学堂权力赋予总教习一人，而总教习的人选，几乎是按照康有为的模样量身打造。被架空了的孙家鼐当然要大光其火。与此同时，又发生了教科书之争。按照梁氏章程，之后全国各地方学堂的统一教材，将由康、梁主持的编译局负责编写，如前所述，孙家鼐这些官僚士大夫的革新思路，基本停留在冯桂芬的年代，与康、梁对孔教的标新立异，自然“道不相同”，于是孙家鼐提出，必须由他本人负责经、子、史的教材编定，否决了康、梁的方案。[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第207-283页。]

新锐的文人士大夫之崛起，所触动的不仅是上层的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与理念，而且与整个老一代洋务变法派相抵牾。即使像上海滩开明的绅商阶层，也对康、梁侧目而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如此评论康、梁的变法：“康、梁如药中生军麝脐。功效在开通闭塞关窍，原非参苓平和之品，全在良相医用之得当耳。吾华民气未醇，偏重效法东邻，日后恐滋流弊，谓其越中和位育笃恭而天下平宗旨，以此责备，众皆诚服。”[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载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49页。]由此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原因不仅在于上层的变法派内部，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不和，而且在社会层面，同样致力于变法的两代人，也缺乏必要的共识。

然而，康、梁远未意识到自己的变法基础不稳，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令他们一旦获得了光绪的支持，便以为不必争取更多的同盟力量，一意孤行。不用说与上一代洋务派，即便是与同代人的维新派，自以为得宠的康梁们，也与他们闹翻了。《时务报》改官报就是一个显例。在办《时务报》期间，梁启超与汪康年结下了梁子，梁离开以后，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影响一落千丈。待光绪命梁启超主持编译局之后，康、梁就筹划将《时务报》从属于编译局，从民间报纸收归为官府，成为一张官报，每期送皇帝御览，然后进入官方流通渠道，令各地文武百官和地方学堂强行订阅。而且，该报还拥有审查各地报刊之权力，若有不实，责令纠禁[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552-553页。]。《时务报》改官报之后，汪康年将原《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康有为要求各省大吏禁止发行《昌言报》。康梁们一朝得志便猖狂的行为，引起了士林的普遍反感。严复公开批评说：“梁君平日持论云何？岂不曰：务凭公理以悦服人心，不宜借贵为尊势以劫制天下乎？……乃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塘一布衣，非所谓变本加厉者耶？”[严复：《〈时务报〉各告白书后》，载严复：《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2-495页。]当年轻的改革势力刚刚得势之时，因为四处遍布政敌，其能够想到的，竟然是拾起自己大力反对的传统做法：用官方对付民间，通过行政权力压制异端的声音。

一个领袖的气质，决定了一场运动的性质。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自信和果敢，让原本几乎不可能的变法成为一时之狂澜，将朝廷内外裹挟期间，但他的狂热和鲁莽，又让这场声势浩大的百日维新最终归于失败。连他的弟弟康同仁都承认，康有为“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2页。]这几乎是同代人对康有为的一致观感。两位与康有为只有一面之交的英国人：戈颁和贝斯福，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他“办事太急，不讲章法，以致毫厘千里，求益反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91、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