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讨论康有为与变法派士大夫的关系。

康有为与他们在百日维新拉开序幕之前，曾经有过相互欣赏与合作的蜜月期。康有为的第一次上清帝书，得到了李鸿藻、翁同龢为首的“后清流”中层官员黄绍箕、沈曾植、屠仁守、盛昱的帮助，康有为不熟悉官场用语与忌讳，沈曾植还一字一句替他改过。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与“后清流”的大将陈炽、沈曾植、文廷式等合作成立强学会，京城大臣、封疆大吏中的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解囊捐助，两大帝师翁同龢与孙家鼐也暗中支持。

为什么他们如此青睐康有为？这乃是因为翁同龢、孙家鼐等朝中汉族大臣在甲午惨败之后已经有了变法的意愿，但限于知识与眼光的狭窄，不知如何变法，从何下手。孙家鼐承认说：“今朝士忠肝热胆而心通时务者，惟康某一人耳。若皇上责成变法，我惟举康某人，我则安能？”[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页。]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都想借助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这股新兴力量，因此，在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这段时间，康有为在京城内外变得异常吃香，京城诸多变法派官僚也以结识康有为这颗政治新星为荣。

不过，他们欣赏的康有为，仅仅是他的具体变法措施，所谓“器”的层面，但康有为的野心很大，他不仅是一个策士，而且想成为儒家的新教主。他不仅有如何变法之“器”，而且有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蓝本的“道”。但就是在“道”的层面，几乎与所有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朝廷中的变法派，虽然在权力格局上有帝党、后党之分，但都是处于冯桂芬思想的延长线上，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器”的层面，可以采纳西学、西法，但在“道”的层面，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张之洞、孙家鼐、王文韶，都属于儒学的正统派，不是宋明理学，就是古文经学，与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今文经学大相异趣。何况康有为还不是温和的今文经学，带有强烈的颠覆正统的野狐禅色彩。

以康有为与翁同龢为例。康有为虽然对翁同龢一往情深，称他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但翁同龢的态度对康有为始终是有保留的。他是清流出身，与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是死敌，早年排外，反对曾、李对洋人的妥协，1889年以后态度变化，开始影响光绪推动变法。但翁同龢其实是一位权臣，在思想上，他是正统派，甚至比光绪还要保守。早在1894年，他就读到了《新学伪经考》，在日记上评论康说：“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同龢日记，转引自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71页。]不过，翁同龢为了掌控变法的主导权，与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后党变法竞争，不懂西法的他不得不借助文人士大夫的力量，于是向光绪推荐了康，还放下身段，拜访了新科进士的康有为。但是，翁同龢始终视康为工具，并非可靠的同道人，特别是五大臣见康之后，对康的狂妄更是反感。1898年，当翁同龢读了康的第二本书《孔子改制考》之后，更加印证了对康的狐疑。对光绪说“此人居心叵测”，“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翁同龢日记，转引自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91页。]

不独翁同龢对康有为有此恶感，温和的变法派大臣孙家鼐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也忧心忡忡，上奏折给光绪：“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31页。]有类似看法的还有积极主张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康推崇孔子为教主，比同于基督的耶稣，与皇权分庭抗礼，恐怕会招致战祸大乱。[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57-358页。]

张之洞最初对康有为、梁启超办强学会及《时务报》也表现出积极的支持，他与翁同龢一样，赞赏康的变法主张，想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却对康有为的学问很不以为然。张之洞是古文经派，自然对今文经学有偏见，更重要的是，他也像其他官僚士大夫一样，闻出了康说之中可怕的异端气息。他劝说康有为，假如放弃孔子改制此说，便为强学会提供活动经费。但要做教主的康有为哪里愿意答应，自称：“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康有为：《我史》，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43页。]

张之洞与康有为皆以保教和卫道而自命。但他们的道与教乃是南辕北辙，张之洞的道，是名教，而康有为的道，乃是孔教。艺、政、教，是变法派士大夫所要处理的三个层面。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在艺（器物技术）的层面有高度的共识，在政（制度变革）的层面也有部分共识，但在教的层面则完全是道不相同，不相为谋。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固然重视利益，但按照圣人的教导，“士志于道”，道是否一致，要比利益是否相同更加重要。意识形态高于一切，而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张之洞、翁同龢、孙家鼐，都将内心各自的圣人之道视为不容妥协、出卖的立身之本，于是双方由携手到分裂自然不可避免了。

康有为之所以在文人士大夫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之领袖，乃是有一种奇里斯玛之魅力。南粤一地，历史上民间出过禅宗大师慧能，到了近代，又最早受到西风之影响，康有为得风气之先，又有浪漫主义的奇思异想，在儒学的边缘之地，康氏掀起了一场马丁·路德式的儒家新教革命。他是慧能、阳明和路德三位一体的结合，天生具有民间教主之气质，他要成就内圣外王，外王是为拯救中国，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内圣，一代士大夫的教主。康有为号为长素，要比孔子还厉害，成为长久的素王。梁启超后来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97页。]故梁当年已经是举人，见到还是监生的康有为，听其一席宏论，如受电击一般，立即拜其为师。万木草堂聚集了一批康有为的信徒。

不过，一代年轻文人士大夫视康有为为慧能之再世、阳明之传人、中国之马丁·路德，但在上一代官僚士大夫看来，却是一个洪秀全式的异教人物，或者是一个危险的雅各宾党人，翁同龢、张之洞们对他的变法外王之术，尚有赞赏、敬佩之意，但对他的内圣之道，替代朱熹重新解释圣人之学，欲成为一代士大夫的教主，绝对不敢认同。何况他的狂妄，还不是藏在内心，而是放在脸上，让这些军机大臣、封疆大吏实在无法容忍。康有为的改教，就像洪秀全的上帝会，把整个官僚士大夫都激怒了。

从保守派对康党的各种参奏来看，所针对的除了激进变法主张之外，多是他的异端孔教思想。对于前者，变法派尚能为其解脱一二，而对于后者，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看法与立场都是一致的。一代官僚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圣人之道一旦受到挑战，不管他们的权力背景和政治态度有多少差异，都会联合起来，绞杀共同的敌人：具有不同思想理念的新一代文人士大夫。

或许只有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保教和卫道不敏感，他一心要变法救国，继续对康有为信任有加。但老辣的慈禧太后深知，大清江山的合法性，取决于儒家正统的坚守，一旦意识形态的地基发生了动摇，接下来将是山呼海啸式的地震。她对身边的德龄吐露了心声：“康有为欲令皇帝信仰异教，只要我在一天，任何人都不得入异教。”[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49页。]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88页。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入了意识形态的深层冲突，这就注定了其短命的结局。虽然两代士大夫的理念差异，迟早会引发冲突，但这么早就表面化，显然与康有为的个人气质有关。他教主般的神魅性成功地将新一代文人士大夫凝聚起来，同时也让老一代官僚士大夫迅速成了自己的敌人。梁启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颇点中要害：“先生所以效力于国民者，以宗教事业为最伟，其所以得谤于天下者，亦以宗教事业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