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上层的权力格局，基本是“两个中心，三分天下”。在前台治理朝政的光绪皇帝和在后台操弄大权的慈禧太后，这是两个权力的中心；三分天下，乃是后党保守派、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

后党保守派主要是在慈禧周围、为太后所信任的一批满清贵族，奕劻、刚毅、荣禄、文悌等深知变法是一场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唯恐满人的权力因此而削弱，因而对变法的态度是绝对的抵触，而反对变法的方式，不在前台，通常是在背后在慈禧面前说光绪的坏话，说他重用汉人，断送满人的江山。而在前台公开反对变法的，则是一批保守的汉人官僚士大夫，比如屡次上奏折的徐桐、许应骙、杨崇伊等人，他们当然也有权力上的考量，但更多地出自“卫道”的意识形态原因，顽固地坚信，圣人之道不可改，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批后党保守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完全取决于慈禧对他们的态度。

上层权力结构当中赞成变法者，另分两派，一派在光绪周围，另一派为慈禧所信任。帝党变法派以翁同龢为首，还有张荫桓以及文廷式、沈曾植、张元济等一批中层官员。而后党变法派主要是李鸿章和张之洞，以及同样为慈禧和光绪信任的温和变法派王文韶、孙家鼐、张百熙、袁世凯等。事实上，这些赞成变法的汉人官僚士大夫，在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变革理念上基本停留在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层次，在满清的严密控制当中，并没有形成紧密的朋党之分，说他们是两派人，只是在权力格局中的位置不同，在帝后两个权力中心之间，分布成不同的权力背景光谱而已。

1895年之后，耻辱的《马关条约》使得朝廷上下意识到，不变法是不行的，帝后之间对待变法的态度，差别只是在于如何变，变到什么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党保守派在一开始并非有什么优势，他们采取的是守势，小心翼翼地寻找变法中的破绽，以便转守为攻，恶参一本，或者在太后面前挑拨离间。

帝后两党的变法派相加起来的实力，是非常壮观的，从军机大臣到封疆大吏，占据了相对的优势。但是，他们内部四分五裂，有共同的变法意愿，却都想排斥对方，掌握变法的主动权。在甲午海战之前，围绕着对日究竟是和还是战，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与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就形成了水火之势。《马关条约》之后，变法派最为重要的三巨头，是帝党的翁同龢、后党的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翁同龢如日中天，深得光绪信任，张之洞声誉很高，洋务成绩斐然，而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依然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对于康有为这些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与变法派结成联盟，就是处理好与这三巨头的关系。简而言之，假如康有为懂得一点京城的权力格局，最好的政治策略，乃是稳住保守派，背靠帝党，与后党搞好关系。也就是说，尽量不刺激荣禄、徐桐等人，牢牢抓住翁同龢、张荫桓，而积极争取张之洞、李鸿章、王文韶、孙家鼐、张百熙、陈宝箴等的支持。可以想见，假如体制内外的变法派携手合作，1898年将是另一个局面，戊戌变法将是另外一个结果，中国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写。

然而，康有为的结果，恰恰与此完全相反，他不仅刺激了保守派，还得罪了后党变法派，连曾经一度支持他的翁同龢，后来也刻意与他保持距离。在整个权力上层，除了光绪一个光杆皇帝的撑腰，康有为几乎与所有的势力包括保守派和变法派为敌。如此局面，戊戌变法焉得不败？

康有为为保守派所不容毫不奇怪，可是否刺激他们又是另外一回事。正因为康有为的咄咄逼人，口无遮拦，加深了保守派对他的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康有为两次见荣禄，就是明证。第一次，是光绪想召见康有为，被奕䜣所阻拦，于是，包括荣禄在内的五大臣代光绪召见康。荣禄首先划定了变法的红线，“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针锋相对回应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89页。]这段对话，见于康有为的《我史》，虽然有事后加工的成分，显示变法立场的坚定，但连支持他变法的翁同龢当天的日记都记载康有为态度“狂甚”，可见康有为将荣禄得罪之深。

不是冤家不聚头。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拉开序幕后，康有为与荣禄同日受光绪召见，坐在朝房等候，据同时等候召见的张元济事后回忆，荣禄架子十足，摆出一副很尊傲的样子，而康有为毫不买账，与他慷慨激昂，大谈变法[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29页。]。据流传甚广的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荣禄问：“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是否说过这句话，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很可能来自荣禄的放风，足见两人之间已经势同水火。[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29-430页。]

康有为与荣禄的过节，不是他们个人的，而是变法派文人士大夫和保守派官僚士大夫直接的利益冲突，随着光绪重用康有为，推出各项变法措施之后，两派的冲突到了白热化，只是康有为不谙上层政治，懵然无知，而他的对手们心知肚明。御史文悌以满族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殊敏感，上折指出康有为“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于度外”[转引自张健：《戊戌悲歌：康有为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也就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在所有对康党的攻击之中，这句话最讲到要害，也深深刺激了慈禧。慈禧不是不要变法，只要变法能够挽救大清江山，她愿意让步，但以她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有一条红线绝对不能跨越，那就是不能以牺牲清朝小江山的利益成全中国，大清的安危永远在国家之上，如果非要有选择，宁可牺牲国，以国为代价守护大清的江山。

但康有为成立的保国会，他要保的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这个小江山，而是近代的nation state，是土地、人民与主权的集合体，国在大清之上，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牺牲大清，保全中国。这是变法派文人士大夫与保守派官僚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所在。

就连洋务派的领袖奕䜣也看出了其中的究竟。他认为康的变法有“废我军机，毁我大清”之嫌疑，在临死前给光绪和慈禧留下的最后嘱托中说：“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转引自张健：《戊戌悲歌：康有为传》，第155页。]奕䜣在满人亲贵当中是最开明、最有头脑的，连他的内心都有一条变法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康有为，在他看来正是要颠覆大清江山的居心叵测的小人。

唯有年轻的光绪皇帝，对这条红线并不敏感，他虽然也要保祖宗留下的政权江山，但已经多少有了一点近代的国家意识，明白国家不保，江山无存。当慈禧指责他破坏祖宗之法时，光绪辩解说：“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6页。]祖宗之法，乃是小江山之规矩，但在光绪看来，只要妨碍了近代国民的利益、无法保全国家的领地，祖宗之法，没有不变的道理。

历史上的任何变法，最后所触及的深层问题，必定是人事，也就是权力的再分配。百日维新之中，慈禧对光绪之前的所有变法措施，都能够默许和忍受，但唯独动了权力的奶酪，光绪罢免了礼部六堂官，任命四章京，接受康有为的建议，在旧制之外设立新的权力机构制度局的时候，后党保守派终于倾巢而出，全面反击。满族官员聪明地将光绪废弃旧人、自搭班底的用人举措，狡猾地归结为要尽弃满人、全用汉人。采用有清以来最敏感的族群问题来说事，当然是触及了慈禧最忌讳的要害。于是，就有了帝后之间上述关于破坏祖宗之法的争辩。不待所谓的袁世凯告密，后党那边已经决定先发制人，夺回本已回归光绪的亲政大权，将变法维新扼杀在摇篮之中。

虽然已经有不少研究已经指出了康有为与光绪的激进与贸然，触发了慈禧和保守派的反扑，但并非意味着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上，康有为的真正败笔，主要不在刺激了荣禄这批迂腐的保守派，而是没有与其余两派人，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建立基本的同盟关系，不仅没有结盟，而且还与他们在光绪面前争宠，争夺变法的领导权，以至于变法派相互内斗，全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