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人士大夫崭露头角的，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最初的发起者，是官僚系统中的中下层官员，甚至有翁同龢、李鸿藻这样的拒和派大臣的深层背景[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3-30页。]，但公车上书这一事件，有两重意义。

其一，清廷对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空间都严防死守，对民间读书人诱导他们不闻天下事，一心奔走于漫漫的科举仕途，或者专注于烦琐的乾嘉考据。公车上书是自明末的东林党运动三百年之后，有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士大夫运动，此后的一个世纪，读书人前赴后继，掀起一波又一波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狂潮。运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自公车上书开始，自当无疑。

其二，公车上书也是体制内外的官僚与布衣士大夫第一次成功的联手。联手的管道是传统的乡缘、亲缘和学缘网络。最初由文廷式、王鹏运这些主战派京官鼓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同省”上书，随后由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三百名举人参与的“跨省”签名运动。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第二书》，尽管没有递入朝廷，但在民间发生了爆炸性影响，康有为以超越同代人一个身位的变革卓见，一夜爆得大名，奠定了其新一代文人士大夫的领袖位置，也让官僚士大夫对他刮目相看。过去官僚士大夫要影响皇帝，主要靠上奏等体制内的权力网络，但公车上书之后，他们开始懂得在体制外“造势”，通过社会的舆论形成时代大氛围。而像这类“宣传”和“造势”是官僚士大夫们所不擅长的，而正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的拿手好戏，改革派官僚不得不借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本来未必看得起的维新派布衣。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有两种影响时代的大人物，一种是“应时之人物”，另一种是“先时之人物”，法国的拿破仑、日本的西乡隆盛，纵然伟大，也不过是顺应时势者。“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在梁启超看来，上一代的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之辈，只是识时务的英雄，而新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就像法国的卢梭一样，则是造时势的先知，因为他具有“先时之人物”的三大气质：理想、热诚和胆气[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81页。]。这话虽然有溢美之词，但对两代士大夫的历史定位还是颇为准确的。将曾国藩和康有为做比较，曾国藩其长处在识大势，懂应变，善于将捕捉到的大局变化转变为实际的时务，是一流的大政治家，但在思想上并无超越时代的特别出彩之处。而康有为，理想奇丽宏大，富有教主般的魅力，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年代，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他于政治全然是外行，幻想多于冷静，是一个末流的政治家。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的短长之处，从这两代领袖身上看，昭然若揭。

甲午一役，马关痛局，震撼了整个士林，也触痛了麻木不仁的朝廷，自此人心思变，不变则亡，成了庙堂与江湖上下一致的政治共识。官僚士大夫之中，无论是洋务派的李鸿章、刘坤一、张荫桓、袁世凯，还是清流出身的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都有了变法改制的意愿。在权力的最顶层，光绪的变法决心，也得到了慈禧太后有限度的默许。变法真所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奕劻、荣禄、刚毅、徐桐这些满旗贵族，虽然恐惧变法会危及满人的既得利益，但暂时也在观察风向，不敢公开反对。

问题是本来形势一派大好的变法，为何会中途夭折？过去的结论是光绪与慈禧对权力的掌控不成比例，任何改革都是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当慈禧以及后党意识到光绪的变法会威胁到自身的根本利益的时候，自然会出手扼杀百日维新。近年的研究则多指出由康有为设计、光绪主导的变法方案过于激进、密集和急躁，导致各种反对力量集聚，最后功亏一篑。这两种观点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本章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保守势力太强大，乃是因为体制内外的变法势力，官僚和文人两代士大夫无法携手合作，康有为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体制内变法派，最后功亏一篑，导致悲剧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