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何谓文人士大夫？晚清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官僚士大夫有什么不同呢？

北宋之后的科举制度，是读书人群体的等级化建制，进士以上属于士大夫的上层社会，他们或为各级官僚，或为翰林院的候补官员，处于体制的核心，与朝廷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也深谙权力的复杂运作与内部网络。秀才和举人属于士大夫的中下层社会，他们继续奔走在通往京城的仕途中，处于权力体制的边缘，作为地方的士大夫精英，身上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也有着文人的各种浪漫的乌托邦想象。

到了19世纪末，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都意识到不变革不足以度过危机，但因为他们在权力网络的不同位置，令他们的变革观念与介入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

戊戌维新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早在道咸同治年间，有两位先驱性人物：龚自珍和王韬。他们分别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双重特性：龚自珍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王韬的立足民间舆论。

龚自珍虽然与魏源并称，但龚、魏的身份与文化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魏源乃是幕僚出身，是经世致用的实践者，他务实而精干，留下的是实实在在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和《圣武记》。而龚自珍，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外祖父是清学大儒段玉裁，他从小受到一流的文史熏陶，对时政敏感而激愤。最早提出“自改革”的龚自珍，虽然其具体的改革主张无甚高论，自称“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龚自珍：《己亥杂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3页。]，但是，他的浪漫主义解放气质，像精神的狂飙，鼓舞了戊戌时期一代文人士大夫。梁启超后来说：初读《定庵文集》，犹如电击，他颇似法国的卢梭，虽然其思其学病在不深入，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说掩，意不豁达，但是，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龚自珍因为在三十七岁之前，科举之途屡试屡败，好不容易中了进士之后，又与官场气氛不合，辞官南归在江浙主持民间书院，与文人友朋吟诗唱和，抨击时政。与传统官僚士大夫不同，他的变革希望不再投射于皇帝和朝廷，而是地方社会的“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尊隐》，载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8页。]

何为龚自珍期待的“山中之民”？显然并非江湖社会的草莽英雄，而是晚明活跃在民间的阳明学士人。这些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在清朝早中期一度中断，到了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又悄悄聚集起来。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到19世纪末，终于汇合成一代气焰张扬的文人士大夫。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还只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只是在私下流传的诗文中发发牢骚。而同光年间的王韬，虽然也有浪漫气质的名士派头，但作为在体制内外和中西之学的边缘人，他在香港-上海走廊的租界飞地，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近代报人。1874年他在香港主办的《循环日报》虽然影响不大，但作为华人第一张以公共舆论为主体的报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最早滥觞，梁启超、汪康年后来办《时务报》，显然是承接了王韬民间办报的传统，我接下去将谈到，文人士大夫的活动场域，不再是朝廷与衙门，而转移到体制外的社会空间。

上一章曾经谈到，儒学中有修身和经世两种趋势，到了晚清，经世致用风气渐起，无论是汉学中的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或者宋学中的理学或心学，皆以经世为第一要义。晚清的“自改革”从学术渊源而言，本身就是经世致用的产物，这也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共同的思想底色。不过，曾国藩、张之洞这些改革派儒臣，与龚自珍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除了上述的活动场域有别，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不同。

清朝继承明之传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上一章已经论述，理学内部，于修身和经世两种传统，倭仁强调的是不变之天理，曾国藩发扬了随时势而变的经世致用。在道光同治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基本围绕着“理”与“势”而展开。到了光绪年间，文人士大夫开始出现，从龚自珍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在精神气质上继承的是并非保守的正统理学，而是具有个人意志和思想解放色彩的阳明心学。于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到了1890年代，从保守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理”与“势”的冲突，逐渐转移到两代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理”与“心”的对峙。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中的两位儒臣曾国藩、张之洞，虽然主张因“时势”而变，但依然奉理学为正宗，圣人名教为天理，经世之学可变，三纲秩序不可变也，他们的重心在“天理”而非“人心”上，虽然这个“天理”已经随“时势”的变化有部分的调整。

然而，文人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却与理学家不同，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延长线上，试图掀起一轮从思想解放到激进变革的狂澜。从龚自珍到康、梁，之前的研究多注意其学术上的今文经学的革命传统，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心学的暗线。龚自珍高唱：“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载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2页。]龚自珍这些以“自我”为本体的惊骇之论，已经跨越了阳明心学的最后一道“天理”的界限，足足领先了一个时代，到戊戌时期演化为康、梁一代文人士大夫致力于“六经注我”、发动儒学的新教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康有为的教主性格当中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既是精神的，又是物欲的，与晚明的精神解放与自然人性思想潮流一脉相传。而谭嗣同激进的仁学，将个人意志中的“心力”，作为世界的大本大源，用“心力”对抗“天命”。

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首先需要改革者有颠覆乾坤的精神本源。显而易见，官僚士大夫墨守于规规矩矩的理学，且不说思想观念，在精神气质上也不具备解放者的基因，因而他们能够想象的远方是有限的。而继承了阳明心学的文人士大夫，具有宏大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与西方的进化论、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无父无君”的佛教相结合，于是就爆发出激进改革的巨大能量。

谈到浪漫主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并非偶然。这背后有地缘文化的因素。洋务派官僚士大夫多湖南人，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刘坤一、郭嵩焘，都受到湖湘文化历史悠久的经世致用传统的浸润。而过去的“南蛮之地”广东，远离京城的政治中心，也与理性化、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有别。广东的地域文化当中，民间信仰比较发达，六祖禅宗慧能是广东人，其内心体验式的心证之法影响了后来的王阳明，也为岭南之学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从明代的岭南大儒陈白沙，到晚清的康有为，都处于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同一条思想脉络之中。[关于岭南儒学与湖湘儒学、江浙儒学的区域差异，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一至第四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