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骑回家，我才有自己是外卖员的切身感受，觉得两只脚真的踏在了地上，再也不会像刚开始跑单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却又惶惶不可终日。能正儿八经地干一个自己能干成的活儿，这种踏实感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过了。

我早上醒得早，有时候还没起床就开始工作，也就是刷单。有天早上，接了一个离我2公里的杭州小笼包的单，接完后，又抢到另外一个往丽春湖别墅区的单。其实原本我以为抢不到手，赶紧爬起来，连穿衣服带过去，花了8分钟，本身近单给的时间就短，到了后发现他们餐还没做好，又等了至少10分钟才轮到我。等我拿了餐，俩单子都只剩下18分钟了。

我想要超时就超时一个得了，于是先送了离我近的那单。等导航到了地方，给顾客打电话，死活找不到她的公寓，我就先点了送达，转而去送丽春湖的订单。本来，我没有这么不守规矩。刚开始跑单我完全是老老实实按照要求送餐，先给顾客打电话，如果打电话不接，上报异常再点送达。如此操作几次后，我发现很耽搁事儿，就没按照流程做，只要顾客没有不良反馈，我就我行我素。

但这次第一个顾客恼火了。她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没送达就点了送达，我把情况和她说了。她说，你没看我备注吗？要热的，要热的。我做过服务员，知道态度良好能给自己争取机会，就打感情牌说，顶多5分钟我就过来了，凉不了。她说，我不要了，你别送了。

接着我就收到取消订单的提示，那是我头回遇到订单被客人取消，不晓得手上的餐应该怎么处理。一堆男外卖员在边上趴单，我问最边上那个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说，要是钱不多，就自己加餐吧。

“加餐”是外卖圈黑话，像那种不好送的、顾客说话难听的单子，很多骑手就直接取消订单，把餐拿回去吃了。

我跟他说，10来块钱。他说，那算了，自己吃吧。

我说给你吃吧，就把还热乎乎的餐给了男骑手。他开始不好意思，看我是实心实意，就接了过去，还另外教给我了些跑单小技巧。虽然很多我都知道了，但也高兴。

根据他的指点，只要手上没单了，就要跑到美食城那边蹲单。那个美食城在我住的附近，位置很隐蔽，我像其他外卖员那样蹲在美食城门口，满身满头的灰和土。要搁以前，我是不会这么脏兮兮地出门的，好歹得打扮一下，再不济也得换身干净的衣裳，可跑外卖后我发现很没有必要，那些能凸显气质的衣服，不是看起来碍事，就是不保暖，每次出门我都是什么宽松得劲就穿什么，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在人群中，我注意到一个浑身打扮很洋气的男孩，他看起来孤僻、冷漠，不像别的外卖员手上没单了就扎在人堆里，他总是自己待着，头盔也不戴地躺在外卖车上。我问身边同样蹲单，上衣前襟落满了油点子、下身裤子上全是泥的胡子拉碴的大叔，那个人也跑外卖吗？

大叔显然没意料到我会跟他说话，先是一愣，等反应过来后便说，是，他是俺小儿。大叔说的是我们老家那边的话。没想到竟然遇到老乡。我问，你们是山东的吗？听上去像是我们聊城那边的。大叔说，就是。我问大叔，恁儿子看着也不大，怎么出来跑外卖了？大叔看起来很忧愁，叹口气跟我说，孩子想出来打工跟他的爷爷奶奶去世有关，他们是疫情放开前后没的，原先爷爷奶奶还活着时，能有个人跟孩子做个伴，俩老人走了，儿子说啥都不愿意去上学了，非要出去打工。他说，那个病毒真是狠，死了不少人，俺家那边那段时间哀乐都没断过。

坐在大叔身边的大婶插腔说，你摸啥跟人家说啥？似乎大婶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太多家事。大叔被打断后显得非常不满，转过身子背对着她继续跟我诉说他儿子的种种劣迹，他是实在不放心孩子自个儿瞎闯，才叫孩子跟自己来北京的。说完这话，他突然想起来似的说，俺儿已经订上婚了，等他结婚了，当爹了，心就不野了。对方是跟他们同镇的女孩，就是彩礼要得高。在高彩礼跟前他没有多大意见，说都是随大流。

我询问了他们那边订婚的其他要求，总体上跟我们那儿差不多，订婚是给女方8.8万，结婚给18万，还得有车有房，车不能低于10万，房子最次也得在县城里买，还得要三金或者五金（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金脚链之类），这些算下来就得两三万，还不算改口费、装枕头里的钱及请婚庆公司和摆酒席的费用。这些费用他一想就发愁，彩礼是年年涨，钱是越来越难挣，他怕到明年攒不够钱，彩礼再涨了。早先大婶一直待在老家，是这两年才来的北京，到这边啥也不会，之前是给人家刷盘子刷碗，后来人家嫌她手脚慢不叫她干了，大叔叫她干保洁她也不愿意去，后来就跟着大叔跑外卖了。像大多数从农村出来的中年妇女一样，她对智能手机很不熟悉，对来往的车辆也害怕，跟着大叔跑了老长时间了，还是不会看导航，老是找不到地方。每次大叔送完自己的单子还得给她送，弄得超时了不少单子。

坐在他旁边的大婶有点不好意思了，耍赖似的说，我要能了还要你干啥。大叔则一脸不屑地说，除了我还有谁要你。他们说这话听起来是相互嫌弃，我却感到言语里透露着爱意和幸福感。

大婶说，等俺儿结婚了，过两年我得看孩子，以后想出来赚钱也难了，为啥说我现在趁着能动抓紧出来赚两毛钱哎，以后也是不想手心朝上跟人家要，要哩钱肯定没自己赚哩花着自在。我跟她提起我娘，说她一辈子没把过钱，都是我爸拿着，结果有回她高血压犯了要去医院，我爸给了200块钱叫她去瞧病，我娘直接没要，自己掏的压箱底的钱看的病。聊到这些，大婶也起了说话的兴致。

后来一细聊，我们不仅来自同一个县城，现在住的还是同一个公寓。我说，那怪稀罕哩，咱们住同一个公寓，我都没见过恁俩。大婶说，俺俩四五点钟就出门了，晚上11点才回去，你咋可能见过。我想也对，跑外卖前我都是7点多才出门，根本不可能跟他们打照面。

他们全程都在说方言，我本来说的是普通话，也不好再端着，改说起方言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城市里讲老家话总觉得别扭。反观大叔夫妻两个，倒是一点不为说方言感到不自在，跟我又聊了很多，还教我高峰期如何跑单。在我们闲聊时，他儿子时不时投来异样的眼神，表情里也透着不屑，可能他在为什么感到蒙羞吧，我跟他这么大时，就很怕干抛头露面的活儿。大婶埋怨大叔不能挣，大叔埋怨大婶没把孩子教好，俩人呛呛起来，我也不好再坐着，就笑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