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你从大学毕业，加入了故乡仙台的部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翌年，昭和十七年的春天。后来过了一年，在昭和十八年的早春，我接到了你拍来的电报：明五时抵上野。

那应该是三月上旬吧。记得当时还非常冷。我天不亮就起床，蜷缩在上野车站的检票口，猜测你终于是要上战场了。你是个羞涩又内敛的人，给我拍这样的电报，想必是件大事。我聪明地察觉到，你一定是要奔赴战场，中途在上野站下车休息，想利用那段时间与我喝上一杯。那时，日本已经快要买不到酒了，须得在酒馆门口排队等待下午五点钟开店，并对老板赔笑讨好，方能喝上一合半合的酒。但吉祥寺有一家与我相熟的酒吧，愿意给我一点特殊待遇。而且早在前一天，我就对店里的大姐说：“我朋友要奔赴战场，明天一早抵达上野，也许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总之我要带他过来，请你准备点热烫的酒菜，拜托了！”而她也已经答应下来了。

我打算一见到你就默不作声地把你拉到吉祥寺的酒吧去，可是你乘坐的那趟车晚点了很久，整整三个小时。我双手缩在大衣斗篷里，蹲在地上等你，内心早已担忧不已。你的列车晚点一个小时，我与你饮酒交谈的时间就要少上一个小时。若是晚了三个多小时，则是沉重的打击。而且，外面真的很冷。那时东京尚没有空袭，但已经流行起了防空服，像我这种穿和服配斗篷大衣的人已经少之又少。因为空着下摆没穿裤子，蹲在地上就会有冷空气钻进来，叫人瑟瑟发抖，难以忍耐。将近上午九点，你们的列车终于到站了。你并非一个人下来的。我所谓的“明察”竟没有料到这一点。

伴随着一阵唰唰唰的军靴响声，你们二百名干部候补生排成四列纵队，朝着检票口走了过来。我站在检票口外面踮起脚尖，搜寻你的身影。我俩几乎同时看见了彼此。

“呀。”

“呀。”

如此招呼一声，你也不再顾忌军队的纪律，脱出队伍朝我跑了过来。

“您是不是等着急了？我早就寻思跟您见一面儿了。”

你在故乡的部队里待了一段时间，竟染上了如此浓重的东北腔调，我不禁大吃一惊，又无言以对。

队列唰唰唰地从我眼前通过。你对他们毫不关心，还在一个劲儿地说话。你一定在列车上反复思考了很久，见到我后该说些什么，以展示自己的进步。

“你说生活是什么呢？其实没什么。我在学校读书时非常害怕生活，害怕得不行，但可是啊，原来它根本没什么。毕竟军队生活也是生活嘛。生活这东西，其实真就没什么，不过是跟周围的人来往罢了。仅此而已呀。军队虽然很无聊，但是这一年里，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自信。”

队伍几乎要完全走过去了。我很是惶恐。

“喂，你这样没问题吗？”我小声提醒道。

“嗐，怕什么。”你瞧也不瞧他们一眼，继续说道，“我现在已经学会说No了。懂得生活的人啊，有一点长处，那就是有勇气明确地说No。能做到这点之后，我就获得了生活的自信。老师到现在都说不出No，对不对？您一定还说不出来。”

“No，no。”我说，“现在先不管生活论了，你的同伴都要走远啦。”

“老师，您胆子还是这么小，一点儿都不淡定。我那些队友马上就在车站门口儿解散，各自去吃早饭了。啊，您在这儿等着，我去领盒饭。我给老师也领一份吧。您等会儿啊。”说完，你跑出去两步，又折返回来了。“老师，您就在这儿待着别动，我马上回来。”

不知为何，你把紫色布袋装着的军刀交给了我，然后跑开了。我有点手足无措，还是拎着军刀，在原地等你回来。不久之后，你便捧着两份包在竹叶里的盒饭回来了。

“嗐，真是太不凑巧了。咱已经没时间了。”

“几个小时也没有吗？很快就得走了吗？”我完全发挥出了他口中的不淡定。

“十一点三十分前，我们得在站门口集合，马上出发。”

“现在几点？”你愚蠢的老师，这十五六年来从未戴过表。并非老师讨厌表，而是表讨厌老师。不只是表，只要稍微值钱的东西，都从不近老师的身。

你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报出时间。距离十一点三十分，只有三个小时了。我不得不放弃将你拉去吉祥寺酒吧的想法。从上野到吉祥寺，搭乘省线列车要花一个小时。光是往返就得占去两个小时。剩下的那一个小时，注定是惶惶不安，不停关注时间的一个小时。毫无意义。我只得放弃。

“要不在公园散散步吧。”我强忍住哭泣的心情。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是同样的性格。遇到这种事，就像没有大人带去逛庙会、孤零零留在家中的孩子，怨天怨地，无尽寂寥，真心感叹自身的不幸，夸张做作至极。然而，你却平淡地说：

“我们走吧。”

我把你的军刀交还给你。

“这绳子真难看啊。”军刀的紫色套袋上，连着一条鲜红的粗绢绳，绳子一头还吊着硕大的穗子。

“老师还有点风情呢。刚才很害羞吧？”

“是有点害羞。”

“你这样爱面子，可当不了兵。”

“当兵的也爱面子，只是不解风情。”

就算抛开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也出于本能地，或者说生理性地厌恶军队。我曾收到过一个朋友的来信，“请在我服役期间代为看管家宅”，他说的“服役”这个词，透着一股坐牢的惨淡，我以为那是“服务”的笔误，后来向别人一打听，原来“服役”才是正确的叫法，心中更是不喜。

“好想喝酒啊。”我走在公园的石阶上，低声呢喃道。

“那不也是不解风情之事吗？”

“但它至少不虚荣。没有人因为爱慕虚荣而喝酒。”

我走进公园南边铜像附近的茶馆，问店员有没有酒。当然不可能有。非但没有酒，那时候的日本餐饮店连咖啡和甜酒都供应不上了。

即使被茶馆的姑娘冷冷回绝，我依旧没有退缩。

“你们家老板在吗？我想见见他。”我格外严肃地说。

不一会儿，秃头的老板走出来，我向他说明了今天的情况。

“你这儿有些什么呢？什么都好，我希望你发发善心，关照关照我们。发发善心……”我不断纠缠着，拿出钱包里所有的钱，递给了老板。

“可以！”秃头的老板终于发了善心，“既然如此，我就把自己留着晚上喝的威士忌分一点给你们吧。钱，我不要那么多。就按正价来。那威士忌我本不想给任何人喝，才偷偷藏在这里的。”

老板兴奋异常，当时便掀开包间的草席，又撬起地板，从底下拿出了一瓶威士忌。“万岁！”我高呼一声，为他鼓掌。

就这样，我们坐在包间里干了一杯。

“老师，您真是一点儿没变呀。”

“是啊，一点儿没变。人总是变那还得了。”

“但是我已经变了。”

“有了生活上的自信吗？那个话题我已经听够了。反正只要说No就对了，不是吗？”

“不对，老师。这不是抽象论。是女人。老师，喝酒吧。我啊，在说No这件事情上吃了不少苦。这也要怪老师。因为您一点儿都靠不住。菊屋那个姑娘，后来变得可糟糕了。这都要怪老师。”

“菊屋？可那不是当时就……”

“实际并不是这样。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学会说No。事实上，我的确变了个人。老师，我们真的错了。”

这话题变得意外苦涩起来了。

那个菊屋，就是以前我与你常去喝酒的高圆寺的关东煮小店。当时日本已经供不上酒，我与你喝酒谈论文学也越来越难尽兴了。那时候，有许多大学生会到我在三鹰那座小房子做客。我把自己的悲伤、愤怒和羞耻大多写进了小说里，因此对访客已经没什么可说的。我并不喜欢装出一副大老师的模样，煞有介事地高谈文学概论，若要仔细斟酌话语，避免吹牛皮，又觉得异常疲惫，可是话虽如此，我又决计没有办法将来客拒之门外，最后只能带着你们出去喝酒。只要喝上了酒，我就能大声谈论极其无聊的事情。而你们也早已烂醉如泥，基本没在听我说话，如此便可安心了。也许，我很害怕你们会把我那些无聊的一言一语信以为真。可是，日本渐渐供应不上酒水，你们这胆小的老师就越来越窘迫了。这时，我们想了一个很坏的主意。我们决心要像冈野金右卫门那样出卖色相。菊屋那时候的藏酒量比别的店多一些，但是规定每人只能点两壶。两壶压根不够，可不管我们再怎么恳求老板娘发发善心，她都只是皱着眉不理睬。若是纠缠不休，老板就要从里屋探出头来，叫我们赶紧回家去，说现在日本酒水的产量已经跌落了一半有多。酒可是贵重的东西，我们这儿规定学生不能饮酒，叫人十分扫兴。很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想了个主意，去报复那个不讲情面的关东煮店。

首先，我在一天下午，趁关东煮店还没开，一本正经地走后门进去了。

“你们老板在吗？”我对正在厨房干活的一个姑娘说。那姑娘已经从女校毕业，应该有十九岁了。她很内向，总是一下就脸红。

“在呢。”她小声说完，脸上已是通红。

“老板娘呢？”

“在呢。”

“是吗？那正好。他们在二楼吗？”

“嗯。”

“我找他们有点事，能上去叫一声吗？老板或者老板娘都行。”

姑娘上了二楼，不一会儿，老板就顶着一脸死板的表情下来了。他长得活像一个恶棍。

“你来找我，无非是要喝酒吧？”

我有点慌了手脚，但很快振作精神说道：

“嗯，如果你愿意给，我来者不拒。不过老板啊，我找你是有别的事，咱们到店里谈吧？”

我将老板引到了光线昏暗的店里。

当时是昭和十六年的年末，也许是昭和十七年的正月，总之正值冬天。我坐在店里快要散架的椅子上，撩起棉袄袖子，将胳膊肘支在了桌上。

“你也坐吧，这不是什么坏事。”

老板不情不愿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结果还不是要喝酒。”他很不高兴地说。

我以为他识破了我的伎俩，但还是笑了笑敷衍过去。

“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那还是算了。我本来想给阿正（姑娘的姓名）谈一门亲事来着。”

“不行，不行。我才不吃你这一套。说这么多，到头来还不是为了酒。”

此人实在是难缠。我感觉我们的奸计就要化作泡影了。

“你也别这么直白，多残忍啊。没错，我们当然是想喝酒，这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几乎是破罐子破摔了，“不过我看啊，阿正那姑娘跟老板你不一样，她可是个好孩子。我有个朋友叫鹤田君，正在东京帝大读文科，不过说这个你可能也不明白，总之就是我经常带来的大学生之一，那个最高大最白净，长得像羽左卫门（我并不觉得你像羽左卫门或什么人，只是为了强调你是个美男子，特意举出了老板可能知道的典型美男子），不怎么会喝酒（其实到我这儿来的大学生里，你的酒量是最大的），看起来很老实的，那就是鹤田君。他是仙台人，带点仙台口音，所以不怎么招女人喜欢。不过这样反倒更好，若是像我这样受欢迎，那也叫人为难。”

老板不耐烦地皱起了眉，我却不为所动。

“那个鹤田君啊，他跟母亲相依为命。他很快就要从帝大毕业，成为文学学士。也许一毕业就要去参军了。可是话说回来，他不一定会去。若是没去参军，他就会找个地方工作（到此为止都是真话，接下来都是谎话）。我以前就认识鹤田君的母亲，你别看我这样，还是能得到人家的信任。她说，她就鹤田君这一个儿子，这孩子的婚事还得拜托老师您，这里说的老师，就是指我，总之就是全权委托给我了。”

老板一脸不屑地扭开了头，压根不相信我。

“开什么玩笑。别人怎么会把宝贝儿子交给你。”

“不，这是真的。她真的交给我了。”我厚着脸皮坚称，“怎么样，你看能不能撮合一下鹤田君和阿正呢？”我还没说完，老板就站了起来。

“无稽之谈。”他气哼哼地说，“简直是放屁。”

这时我也火了，朝着老板的背影说：

“你这人真不知好歹。我才不想喝你的酒。白痴。”真是一塌糊涂。就这样，我们的奸计落空了。

当天夜里，你们到家里来，我坦白了奸计落空的事实，并表达了歉意。我们效仿了偷盗吉良府邸平面图的四十七士第一美男子冈野金右卫门的美男计，将冈野的角色交给自称美男的你，试图迷惑菊屋一家，并趁机大饮其酒，然而首领大石竟遭遇挫败，被老板这个现实主义者打得落花流水。

“老师，你真没用。”你大肆嘲笑道，“且不说老师，这下连我的脸面都被丢尽了。我还怎么见人啊。”

“那我们就借酒浇愁吧。”我站了起来。

那一夜，我们去了三鹰和吉祥寺的关东煮店、寿司店、咖啡店，到处求人，却没能求得一滴酒水。最后，还是只能去菊屋。虽然很是不好意思，但我们还是以暴虎冯河之势，成群结队地走进菊屋，面无表情地叫人上酒。

那一夜，我们得到了老板娘的厚待。她一边轻声抱怨，一边给我们拿来了新的酒壶。我等破罐破摔的义士面面相觑，都露出了苦笑。

我故意大声说：

“鹤田君，你平时滴酒不沾，认真过头了。今晚这酒，你得一个人喝。这也是人生的修行。”

那虽然是件蠢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也叫人无比怀念。后来，我们蹬鼻子上脸，总是去菊屋喝大酒。

虽然菊屋的老板完全不相信我谈的那场亲事，可老板娘似乎半信半疑。

只不过，我们的目的是在菊屋喝大酒，因此对亲事并不上心，有时甚至会忘记了。唯有去菊屋要酒喝的时候，我才会说：

“人家可是全权委托给我了。我的责任重大啊。”

我用这些可以卖关子的话语动摇老板娘的心，然而那本是虚假的亲事，自然不可能实现，后来你又在毕业的同时加入了仙台的部队，冈野没有了，就算大石再怎么智谋过人，也难以骗得菊屋的酒水，更何况菊屋的酒也越喝越少，歇业的日子越来越多，我不得不另寻有酒喝的地方，所以自从与你别过，就不怎么去菊屋，后来更是再也没去过了。

我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没想到一年之后，我们在上野公园的茶馆里，我们坐下来喝着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的酒宴，突然说起了菊屋的事情。这让我着实惊讶。

那天你说，你参军大约一周后，菊川正子已经给你寄来了书信。如此说来，你离开后，我与别的学生去菊屋饮酒时，只为了向老板娘多讨一壶酒，未等她询问就说出了你部队的地址。

你没有回复那封信。大约过了十天，她又给你写了一封亲切慰问的书信。这次，你回复了。接着，对方又再回复了亲切的慰问。换言之，不知不觉间，你们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

“坦白说吧。”那天，你坐在上野公园的茶馆里，不停地喝着威士忌，“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那个人。管他什么冈野金右卫门，就算不搞那种无聊的策略，我也觉得要是能跟她结婚，那可真不赖。可若是对老师说了那种事，您一定会瞧不起我，所以我一直没说。”

“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呢。”不知为何，我突然异常消沉。

“您当然会瞧不起我。老师心里总瞧不起他人的爱情。菊屋家那姑娘还写信对我说，千万不能把我俩通信的事情告诉老师，我也同意了，所以一直瞒着您。这不，我马上要上战场了，恐怕是要死的，所以我想了很久。烦恼了很久。然后我意识到，我不得不对那姑娘说No。说No这种事，实在叫人难受。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最后一封信上说了No。我狠下心，对她说了No。老师，我变了个人。我写了一封冷酷无情的信。那封信大概昨天就该送到姑娘手上了，我在信中坦白了一切，包括我们的奸计。我告诉她，从第一步开始，这场恋爱就是胡闹。若要怨恨，就去怨恨老师吧。”

“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我当然没有明言要她怨恨老师，只对她说，这场恋爱从头到尾都是闹剧。”

“可是你这样欺负她，那姑娘也太可怜了。”

“不，就得这样写才行。因为她说……她说，无论等多少年，都要等我回来。”

“对不起，对不起。”那一刻，我实在说不出别的话来。

这也许是一件小事。然而，这件事在当时以及现在，都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一切都是我的责任。那天我送你离开后，就去了高圆寺的菊屋。我已经一年没有去过了。菊屋正门紧锁着，我又绕去后门，然而后厨的门也锁着。

“菊屋的，菊屋的。”我喊了几声，无人答应。

最后，我只得放弃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大约十天后，我又去了高圆寺。这次，正门胡乱敞开着，里面却坐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老妇人。

“请问，老板去哪儿了？”

“你说菊川先生吗？”

“是的。”

“四五天前，他们一家回乡下去了。”

“他们早就做好打算了吗？”

“不，是突然决定的。这不，好多东西还放在这儿呢。我是替他们看家的。”

“他们乡下在什么地方？”

“说是在埼玉那边。”

“这样啊。”

他们匆匆离开也许并不因为我们这件事，可是，假设你那封说“No”的书信真的在你我于上野公园饮酒道别那天前后到达，那么菊屋一家的搬迁，便是在四五天后。我总觉得那就像纸门外一掠而过的鸟影，心中愈发忧愁。

后来过了大约半年，你从战地发来了航空邮件。你说你在南方的某座小岛上。信上并没有提起菊屋的事情，只说你打算成为死守千早城的正成。我立刻写了回信，本来还想给你寄菊水旗，后来想到你可能更想要菊川旗。这个菊川后来音信不通，我也甚是为难。于是我便在回信中说，若是有了他们的消息，我将在后面的书信中告知。然而，我怎么都想不到办法打探那一家人的消息。后来我给你写了几封信，也寄了一些杂志物品，你却再也没有回信。不久之后，空袭开始了，日本本土也化作战场。我两度遭灾，最终逃回了故乡津轻，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每日郁郁寡欢。你似乎尚未归来。我想，你归来之后，一定会写信通知我，便一直等待着消息。只是那消息迟迟不来。若你们没有全部平安归来，我哪怕是喝酒，也难有半分醉意。只有自己苟活，喝着这些酒，这是何等的无趣。也许，我今后再也不会喝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