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蒙受战火灾难，若我还是独身一人，或许还有别的出路，然而带着年仅五岁和两岁的孩子，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最终只能逃回津轻老家，一家四口寄人篱下。

许多人应该知道，我与家乡的人早有不和。说难听点，我二十几岁时做了一些丢人现眼的事，被断绝了关系。

如今两次遭灾，实在走投无路，我又拍了一封“烦请收留”的电报，觍着脸回来了。

不久之后，大战结束，我得以换下以备随时逃难的装束，散着和服下摆，带五岁的女儿在故乡的原野上漫步。

这着实是一种奇妙的心情。我已经离开故乡十五年了，故乡却没有什么变化。如今漫步在故乡原野上的我，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津轻人。我在东京生活了十五年，丝毫没有染上大城市的颜色。我依旧是个脖颈粗大笨重的农民。我在东京究竟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怎的竟一点都没有洗去乡野的土气？真是不可思议。

在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我思索着自己十五年的都市生活，决心再记录一次自己的回忆。所谓再一次，是因为大约五年前，我曾以《东京八景》为题，如实讲述了自己在东京的生活，并发表出来了。现在过了五年，我饱尝战火之苦，《东京八景》已不足以概括我的生活，于是我想换一个方向，以自己在东京发表的作品为主轴，讲述我这个津轻的土农血统的人究竟过了什么样的城市生活，并补充《东京八景》之后的战时生活，彻底挖掘我的乡土本质。

我在东京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十八页的短篇小说《鱼服记》，翌月又分三回连载了大约百页的小说《回忆》。这些都发表在同人志《海豹》上，时间为昭和八年。我从弘前高中毕业，进入东京帝大法文科的时间是昭和五年春天，因此上述小说乃是我到东京第三年所发表。然而，我真正开始投入创作这些小说，是在发表的前一年。我在《东京八景》中，对当时的情况阐述如下：

“不过，我似乎一点一点地从呆蠢中觉醒过来了。我写了一封遗书。便是百页的《回忆》。如今，《回忆》已成了我的处女作。我自认为，自己不加掩饰地尽数写下了幼时至今所作之恶。那是二十四岁的秋天。我坐在偏房的小房间里，眺望着杂草丛生的开阔废园，彻底失去了笑容。我又一次想到死。若说这是做作，它的确是做作。那皆是我的自以为是。我果然将人生视作了一场戏。不，我将戏剧视作了人生。（中略）可是人生并非戏剧。谁也不知晓第二幕将会上演怎样的场景。有的人带着‘毁灭’的使命登场，却直到最后都没有退场。我想留下一封小小的遗书，坦白自己的幼年及少年时代，告诉人们世上也存在这般肮脏的孩童，那封遗书却让我极为挂念，成了我身处虚无中的微弱灯火。我没能死去。我唯独对那篇《回忆》，感到了难以释怀的不满。既然都写到这里了，干脆全部写出来吧。将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活，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吧。那些事情，这些事情。我有许多想要写下的东西。先写了镰仓那件事，可是不行。还遗漏了一些。我又写了一篇，依旧不满意。只得叹息，再写下一篇。迟迟画不上句点，只能不断勾勒小小的逗号。那恶魔永远在向我招手，我已经快要陷落了。这只是螳臂当车。

“我二十五岁了。现在是昭和八年。我今年三月就要从大学毕业。可是莫说毕业，我连考试都没去参加。故乡的兄长们并不知情。这小子从小到大干了那么多蠢事，哪怕为了表示歉意，至少也会顺利毕业给我们看吧。他们似乎暗中期待着，我是这样诚恳的人。而我完全辜负了他们的期待。我丝毫不打算毕业。欺骗信任自己的人，是种叫人癫狂的地狱。后来那两年间，我都生活在那个地狱里。明年我定会毕业，请再给我一年时间。每次向长兄如此泣诉，我都会再次辜负。那一年也是这样，第二年也是这样。我在近乎死亡的反省、自嘲与恐惧中度日，却没能死去，埋头写起了自以为是的，号称遗书的一连串作品。我定要将它写出来。也许，那不过是青涩做作的感伤。可是，我为那感伤拼上了性命。我把写好的作品装在大纸袋里，每写好三到四篇就装进去。作品的数量渐渐增多了。我用毛笔在那纸袋上写了《晚年》二字。这是我为那些遗书起的标题。意思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便是我当时那些作品的所谓“剧场后台”。我在昭和八年、昭和九年、昭和十年、昭和十一年这四年间发表了纸袋里的全部作品，创作时间则集中在昭和七年、昭和八年两年。基本是我二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作品。后来那两三年，只要有人管我要，我便从纸袋里拿一篇出来给他，仅此而已。

昭和八年，我二十五岁时在同人杂志《海豹》创刊号上发表了十八页的短篇小说《鱼服记》。它是我作家生涯的出发点，并得到了出乎意外的反响，一直为我耐心修改满纸津轻土腔的井伏先生甚为惊讶，并非常担心地说：

“你这篇作品得到这样的好评太奇怪了。你可不能沾沾自喜，兴许是出了什么错。”

后来，井伏先生也总是为我担惊受怕，担心是出了什么错。能够永远担心我的作品的人，除了这位井伏先生，或许只有津轻老家的兄长了。他们两人都比我年长十一岁，今年已是四十八岁，兄长的头已经秃了，井伏先生这几年也添了不少白发。他们二人都非常严格。甚至性格上也有些相似。然而，我是被他们养育长大的。若这二人离开了人世，我将会痛哭不止。

《鱼服记》发表后，井伏先生为我担心“兴许是出了什么错”，而我却仗着乡下人的厚脸皮，在那一年又发表了《回忆》，成为文坛新人。翌年，我接到了其他颇为有名的文艺杂志的邀稿，然而稿费时有时无，纵使有，也不过每页三十钱五十钱，价格极为低廉，想与当时来往亲密的学友出去喝酒，都不足以支付酒钱。后来，又出版了题为《晚年》的作品集，我的笔名“太宰”开始传播出去，但我丝毫没有感到幸福。直到我三十岁那年，井伏先生为我介绍了现在的妻子，我俩在甲府市郊外租下一间房租每月六元五十钱的小房子，存了二百元的版税，过上了不与任何人见面、每日下午四点便就着汤豆腐悠然喝酒的日子，我才稍微得到了休憩，多少感觉到一些宽松。我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然而，那样的日子也只持续了三四个月。二百元的存款支撑不了多久。我不得不再次前往东京，投身于坎坷艰难的生活。我的半生，其实是喝闷酒的历史。

我总是渴望富有秩序的生活，渴望洗净身体里的酒精与尼古丁，干干净净地躺在洁白的床单上，可我始终是个肮脏的醉汉，徘徊在人烟稀少的街头巷尾。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若在这里用两三句话解释，却显得过于自以为是了。也许，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问题。也许那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纵使我列出所有作品也无法解答。

我否定了沙龙艺术。驳斥了沙龙思想。简而言之，我受不了沙龙这种东西。

那是知识的妓院。不，若是真的成了妓院，倒能从中发现真实的宝玉。那是知识的赃物市场。不，哪怕是赃物市场，也并非不能找到真金白银的戒指。沙龙是难以比喻的东西。干脆，就这样说吧。那是知识的“大本营发表”。那是知识的“战时日本报刊”。

战时的日本报刊通篇没有一个字值得相信（但我们还是相信了它，并准备为之赴死。父母濒临破产、捉襟见肘，道出昭然若揭的谎言时，孩子难道会揭穿他们吗？只会默默认命，同生共死）。那些报刊上都是极力狡辩的文字，尽管如此，报纸的角落里还是会每天刊登并非谎言的报道。那就是讣告。羽左卫门在疏散地去世的消息并非谎言。

沙龙比那些战时的日本报刊还要恶劣。在那里，连人的生死都是谎言。太宰不知在沙龙中几度死亡，又几度翻身，甚至没落了。

请让我说出这句话：我一直在与沙龙的伪善交战。同样，我也一直是个肮脏的醉鬼。无论走到哪个沙龙，他们的书架上都不会有我的著作。

然而，我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功夫书写沙龙的百般不好，却依旧有人完全无法理解。甚至有些一知半解的人反驳：沙龙在外国不是文学艺术的发祥之地吗？史上最可怕的人，莫过于那些一知半解的人。他们不过是死记硬背了十年前听过的定义而已。当他们面对新的现实，就会试图套用死记硬背的定义。那样不行的，老奶奶，肯定套不上去。

那些能够认识到自己不行的人，光就这一点就值得尊敬。一知半解的人永远自以为是。正是这些人，最爱谬传天才的诚恳。也是这些人，反倒支持俗人的伪善。日本到处充斥着一知半解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们覆盖了整片国土。

再软弱一些吧！伟大的人并不是你！什么学问，全都抛到脑后吧！

爱邻人如爱自己。除非做到这一点，否则将一事无成。

我若说出这番话，那些一知半解的沙龙人士又要开始讨论此种思想云云了。真是一拳打在棉花上，没回音。

我说的沙龙究竟是什么？被称为外国文学艺术发祥之地的沙龙与日本的沙龙存在着什么样的根本差异？与皇室、王室直接关联的沙龙，与企业家或官僚有关系的沙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你们的沙龙为何只是猴儿戏？我大可以在此逐一细细说明，可是若在这种地方下功夫，也许会招来你们的另眼相看，甚至酿成太宰也被迎进沙龙、适得其反的后果，所以我将不会白费这些力气。这有什么，就算我不说，懂的人自然都懂。

此刻，我翻开了一本战火中残存、可以称之为创作年表的手记，沉浸在种种回忆之中。从我昭和八年第一次在东京发表作品，一直到昭和二十年，这十二年间，我与那些沙龙人士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步调。由此可见，我注定永远无法融入那些人。记得是昭和二三年前后，我还是弘前高中的文科生，时常去找东京的兄长（这位兄长是雕刻家，身体一直不好，二十七岁就病死了）玩耍，兄长每次带我去咖啡厅，总会碰见一个皮肤白皙、装模作样的男人，兄长小声告诉我，那是新晋作家某某老师，我只觉得那人何等肤浅轻薄，愈发厌恶起艺术家这个群体了。

我质疑优雅的艺术家，否定“秀丽”的艺术家。我这个乡下人只觉得他们无比做作，令人难以忍受。

那位喜欢海怪的画家勃克林，想必各位都知道。他的画总是带着一点青涩，谈不上很好，唯独那幅名为《艺术家》的画不一般。茫茫大海上有座孤岛，岛上长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树荫下藏着一个肮脏怪异的生物，在吹奏小小的笛子。他藏起了自己污浊的身躯，忘情地吹奏笛子。美丽的人鱼聚集在孤岛的海边，陶醉地倾听笛声。若她们看见了隐藏起来的吹笛手，一定会惊声尖叫。于是，艺术家将自己的身体深深隐藏起来，只送出了悠扬的笛声。

这幅画既体现了艺术家悲惨而孤独的命运，又蕴含着为艺术献身的唯美和高洁，总而言之，艺术就体现在那家伙身上。

我敢断言，真正的艺术家都是丑陋的。那坐在咖啡店里卖弄风雅的男人是个假货。诸位想必听过安徒生《丑小鸭》的故事。在一窝娇小可爱的小鸭子中，混入了一只丑陋的小鸭，于是它成了别人虐待和嘲笑的对象。令人意外的是，原来它并不是一只小鸭，而是一只小天鹅。巨匠的青年时代，无一例外都是丑陋的。他们绝没有适合在沙龙张扬的可爱风趣。

高雅的沙龙是人类最可怕的堕落。那么，最先要谴责的究竟是谁？那就是自己。是我。是自称太宰治的、莫名做作的男人。过上有秩序的生活，睡在洁白的床单上，如此甚好，（这是绝对无法否定的魅力！）可是，在他独自付出努力获得这般境地的瞬间，也许会突然变了个人，开始出入此前如此憎恨的沙龙，不仅是出入，甚至自己开设小小的沙龙，成为一知半解之人的老师。毕竟他是个极度软弱又缺乏原则的人，而且虚荣心极强，一旦被人煽动，就会得意忘形，恐怕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极度恐惧这样的事态演变。因为我总认为，若我获得了沙龙式的高雅家庭生活，必定是背叛他人所得。我就像个胆小得令人厌恶的债务人。

我接连破坏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就算没有强烈的破坏的意志，它也接二连三地崩塌了。昭和五年，我从弘前高中毕业，进入了大学，并在东京落脚。直至现在，我不知迁居过多少次。就连迁居，也绝不是以普通的形式进行。我几乎每次都失去一切，空手离开，又在一片新的土地上一点一点获得傍身之物。户塚、本所、镰仓的病房、五反田、同朋町、和泉町、柏木、新富町、八丁堀、白金三光町。我就是在白金三光町一座宽敞空宅的偏房里写出了《回忆》。天沼三丁目、天沼一丁目、阿佐谷的病房、经堂的病房、千叶县船桥、板桥的病房、天沼的公寓、天沼的出租房、甲州御坂岭、甲府市的出租房、甲府市郊外的房子、东京都下三鹰町、甲府水门町、甲府新柳町、津轻。

即使不算那些可能被我遗忘的地点，仅仅这些也已是二十五次迁居。不，应该是二十五次破产。换言之，我每年两次破产，每次都重新出发。而今后的家庭生活会是什么模样，我丝毫无法想象。

上面列举的二十五个地点中，我最钟爱千叶县船桥町的住处。我在那里写出了《传奇》和《虚构之春》等作品。在我不得不离开那个住所时，我曾痛哭着恳求道：拜托了，再让我住一晚上吧。门口的夹竹桃是我栽的，院里的青桐也是我载的。居住时间最长的，应是三鹰町下连雀的房子。我在开战前就已搬进去，但今年春天，房子被炸弹毁坏，我们一家只能疏散到了甲府市水门町的妻子娘家。但是住到第三个月，那座房子也被烧夷弹夷为平地，我们又不得不暂时躲避到新柳町的某户人家，随后想着既然都是要死，不如落叶归根，便抱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津轻老家。刚回来两个星期，就听到了那场广播。这便是我浪荡生活的大致经历。

我已经三十七岁了。现在，我又要空着手重新出发。我依旧厌恶沙龙思想。

翻开可以称之为创作年表的手记，可以清楚看到过去这十几年，我每年都过得糟糕凄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在过去这二十年间，大体是糟糕而凄惨的。正如狂涛中的一叶扁舟。一塌糊涂。刚到二十上下的年龄，我们就几乎全部投身了那场阶级战争，或是被投入监狱，或是被逐出学校，或是自杀。来到东京，眼前出现了一座霓虹的森林。或是上书“船之船”，或是上书“黑猫”，或是上书“美人座”。林林总总，那时的银座与新宿可真是热闹。一场绝望的狂舞。人人都觉得不玩乐便是吃亏，喝酒喝得眼神都变了。接着，便是九月十八日的事变。什么五一五，什么二二六，全是些叫人高兴不起来的事情，后来又是对中国发动战争，我们那一辈人全都被拉去参战。战争越拖越久，人人都在争论要不要打，最后怎么都打不出个结果来，敌人又变成了美英，日本的男女老少都做好了赴死的觉悟。

那真是一个糟糕的时代。期间还有爱情的问题、信仰和艺术的问题，要想死守自己的旗帜，变得难于登天。那之后也不轻松。这个样子又有什么办法。若只是倒退回十几年前那个船之船的时代，则一点意义都没有。若是到末了，发现战争时代反倒好上一些，那就太悲惨了。一个不小心，真的会变成那样。从今以后，再也别想着趁乱发横财了。那样有什么意义呢？

昭和十七年、昭和十八年、昭和十九年、昭和二十年，这对我们来说，着实是糟糕透顶的时代。我三次被点名，每次都要参加什么竹枪突击特训，或是凌晨集结，即便如此，我还是抽空写了一些小说发表，结果传出了被情报局盯上的谣言，昭和十八年发表了三百页的小说《右大臣实朝》，还被某些卑劣的“忠臣”牵强附会地读成《犹太人实朝》，非要说太宰将实朝比作犹太人，对我发起猛烈批判，誓要将我开除出国民集团。一部二百多页的新小说还被禁止出版了。但是，我并没有停止写小说。事已至此，我若不坚持写小说到最后一刻，那此前的一切便像是谎言。这已经不能讲道理了。这就是农民梗着脖子的倔强。但我并不打算像某人那样，说什么“余本不想打仗，余乃是日本军阀之敌。余是自由主义者”。战争一结束就转头说起东条的坏话，叫嚷什么战争责任，大搞新型投机主义。现在连社会主义都堕落为沙龙思想了。我同样无法跟随这样的时势。

在战争中，我看透了东条，蔑视希特勒，并到处发表自己的想法。可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同样试图大力支持日本。我的支持虽然派不上半点用场，但我始终认为自己在支持日本。我要明确这一点。这场战争当然从一开始就不抱任何希望。然而，日本还是发动了战争。

我在昭和十四年写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火鸟》中，有这样一段话。各位读了这段话，就会进一步明白我刚才说的“父母濒临破产、捉襟见肘，道出昭然若揭的谎言时，孩子难道会揭穿他们吗？只会默默认命，同生共死”。

那段文字如下：

（前略）隔着长火盆，老妈妈像陶瓷摆件一般垂着目光端坐，继而娓娓道来——他是我唯一的孩子，虽然成了怪物一样的男人，但我相信他。他父亲今年已经去世七年了。回忆往昔的光辉也许分外可怜，但他父亲健在时，我们在前桥，对，上州那边的前桥，开着一家顶顶一流的餐馆。那些大臣啊，师团长啊，知事啊，到前桥去的时候，一定要光顾我们家的店。那时候啊，生活是真好。我每天都特别有干劲，拼命地工作。可是他父亲到了五十岁那年，染上了坏习惯，就是玩投机。这投机市场一旦崩溃，那只是一转眼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早晨，我们就变得一无所有了。干干净净，分文不剩。真是可笑极了。他父亲算是丢了个大人，却还要硬撑场面，说什么自己有个秘密的矿山，能生出金子的矿山，像个孩子一样撒谎，所以说男人啊，真难做，对着一个相携走过了多少年的老婆子，也得死要面子，一本正经地对我们细细讲解那是一座怎样的金山。我明知道他在撒谎，听着听着就觉得好没出息，真可耻，太可怜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他父亲发现我们并不相信，最后倔脾气上来了，翻出许多地图资料之类，仔仔细细、像真的一样解释起来，最后还提议咱们一家人去山上看看，让我很是为难。他看见一个什么人，就要抓着他讲自己的金山，我真是羞愧得快死了。他成了城里人的笑料，而朝太郎那时才刚上东京的大学，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就给朝太郎写信，把事情和盘托出。那时朝太郎真是太能干了。他立刻从东京赶回来，假装兴高采烈地说：父亲，你有这么好的矿山，为何一直瞒着我？如果真有这么好的事，那我还读什么书啊，请允许我退学吧，咱们卖了这房子，立刻去山上挖金矿去吧。他拽着父亲的手不断催促，又把我叫到角落里悄悄责备道：妈妈，听好了，爸爸已经时日无多，咱们不能对失败的人落井下石，叫他蒙羞。我被他这么一说，才感到恍然大悟，然后万分羞耻，恨不得对孩子顶礼膜拜。尽管明知道是谎言，我们还是乘上火车，转乘马车，徒步穿过积雪的道路，一家三口去到了信浓深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悲凉。我们住进信浓深山的温泉旅馆，整整一年时间，那孩子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每天都陪父亲进山，日落后回到旅馆，认真听父亲说话，一点都不像在假装，还跟父亲一同研究探讨，互相打气，说明天一定能找到，接着便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又到山里去，任凭父亲拉着他四处游荡，对父亲的满口谎言点头称是，最后筋疲力尽地回来。这一切啊，多亏了朝太郎。他父亲在山间旅馆过了一整年充实的生活，在老婆和孩子面前都保住了体面，直到最后都没有蒙羞，安安乐乐地离开了人世。是啊，他就死在信浓深山的旅馆里。他到死都在得意洋洋地说，我这座山有潜力，至少能翻二十倍。他啊，很早以前心脏就很不好了。那是个秋风凛冽的早晨。多可怜啊。不过，那孩子是真的有潜力。后来我们母子两人来到东京，吃了不少苦头。最让我难受的事情，就是拿着碗去买一块豆腐。现在朝太郎多得各位照拂，可以靠写字赚钱了，无论朝太郎做什么蠢事，我都相信他。一想到过去他如此照顾自己的父亲，我就由衷地感谢他，敬佩他，无论那孩子做了什么事，哪怕是杀了人，我都要相信他。那是个有人情味的孩子啊。（后略）

一些自称拥有“科学精神”的人只会嘲笑这种思想是陈旧的人情主义，将其一笑置之，而我永远都无法与那样的人共事。战争期间，我一直认为，若这样的日本赢得了战争，那么日本将不再是神的国度，而是魔的国度。但我还是口称日本必胜，当了日本的支持者。那些明知会落败，还在暗地里嘀咕着肯定要败，把那当成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之人，也算不得什么高洁。

我就是这样成了“日本的支持者”，可是当时的政府终究还是不可信任。不知何处传出了我是情报局重点关注人物的谣言，再也没有出版社向我邀稿。这种话说起来看似小气，总之当时的生活费用越来越高，孩子越来越多，收入又完全没有，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不过那时不只是我，所谓纯文艺人士全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别人大抵都有些书画古董可以变卖维生，我却没有那样的财产。如果我被征兵了，家里人肯定要吃更大的苦头，但不知为何，我始终没有收到征兵令。虽然这种话不敢乱说，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这一定是上天的眷顾。于是，我便一直坚持下来，不断地写小说。

除了那些大发战争之财的人，现在无论谁的日子都过得很苦，我便决心对自己的苦日子缄口不言，努力装出快活的模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忧心忡忡，曾给某位前辈写过这样的信：

敬启。这封信不是为了向您求助，也不是为了向您诉说，更不是要非难什么人。我写下这封信，只是想对您倾诉一些连家人都不知晓的事情。就算您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必为我做什么。我并不是为了乞求您的帮助。您只需要知晓这些事就够了。读完这封信，请您什么都不要说，将它撕毁丢弃吧。恳求您，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封信的内容。

此时此刻，我正在考虑自杀。可是，我也在忍耐。因为我可怜妻子，也因为我身为日本国民，不希望自己的自杀成为外国的宣传材料，更担心身在战场的年轻友人听说了我自杀的消息，不知会生出何样的心情，所以我也在忍耐。我为何除了自杀别无出路，您也应该十分清楚。只因我身无长物，故而比其他人更觉痛苦。我今年的收入是××元。现在手头剩下的钱，是××元。我不打算向任何人借钱。曾有几个夜晚，我很想写信给故乡的兄长，向他求借一些钱款，最后都作罢了。事已至此，我就要倔强到底。我要一直保持欢快的模样，直到死前的那一夜。然后，我要坚持写小说。然而，我丝毫不打算写什么赞美战争的小说。

我想让您知晓的，便是这件事。我不清楚自己的命运如何。您不需要回复这封信。请在读过之后，将它撕毁丢弃吧。

我写了这样一封信，悄悄寄给那位前辈。因为在那个糟糕的年代，连发牢骚也要被开除出国民集团。

寄出那封信，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在新宿偶遇了那位前辈。我们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并肩行走。过了一会儿，那位前辈开口道：

“我看了你的信。”

“是吗。您把它撕了吗？”

“对，撕了。”

仅此而已。当时，那位前辈的处境似乎比我还要艰难。

总而言之，我不能一直维持那样的生活，必须杀出一条血路，解决窘迫的生计。

我向某出版社申请了差旅费，策划了一场津轻旅行。在当时的日本，所有人都关注着南方，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到本州的最北端旅行。我依旧不清楚自己的命运如何。所以，我想趁着现在，好好看看自己出生长大的津轻。

我的出身是纯粹的津轻农民，小学、初中、高中都就读于津轻，在津轻度过了人生的前二十年，只了解津轻的五六座小城市和村落。中学时代的寒暑假，我都在自己的老家无所事事，读遍了兄长们的藏书，从未想过出门旅行，高中时代的休假，我则去东京找当了雕刻家的兄长玩耍，几乎不待在老家，等到上了东京的大学，更是十几年没有回去过，可以说全然不了解津轻这个地区。后来，我裹上绑腿，有生以来头一次走遍了津轻的每个角落。从蟹田到青森，衣衫褴褛地仰面躺在小蒸汽船的顶棚上，被小雨淋湿了也一动不动，大口嚼着蟹田的特产蟹脚，仰望阴云密布的天空时，那种寂寞让我至今难忘。最后，我在这场旅行中找到了“津轻的笨拙”。那是拙劣，是愚笨，是缺乏文化表现之法的困惑。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那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从这种笨拙中，也许会生出全新的文化（我对文化这个词感到毛骨悚然。以前应该是写作“文花”）。也许会生出全新的爱的表达。我返京时，内心已经感到了对自己血脉中的纯粹津轻气质的自信。换言之，我发现津轻并不存在文化，因此我这个津轻人也丝毫不算文化人，并为此感到神清气爽。从那以后，我的作品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发表了《津轻》这部类似于旅行记的长篇小说。接着，我又出版了名为《新释诸国话》的短篇集。接着，我又写了以鲁迅的日本留学经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惜别》，以及短篇集《御伽草纸》。当时我就算死了，也可以说作为一名日本的作家，留下了很不错的业绩。其他的人，都没有如此勤奋。

期间，我两次遭遇战火。我写完了《御伽草纸》，预支了版税，最终疏散回了津轻老家。

我们一家四口在甲府第二次受灾，终于走投无路，只好出发前往津轻，后来花了整整四个昼夜，好不容易才回到津轻老家。

那段路途甚为艰难。七月二十八日早晨离开甲府，在大月附近接到警戒警报，下午两点半左右到达上野车站，在漫长的队列中等待了八个小时，本想乘坐深夜十点十分发车的奥羽线转青森方向列车，不巧的是，在检票之前拉响了警报，站内瞬间陷入一片漆黑，原本的队伍顺序完全打乱，群众爆发出异样的吼叫涌向检票口，我们一人抱着一个幼儿，自然挤不过别人，好不容易挤到列车跟前时，车上已经满员，连钻窗户的空隙都没有剩下。我们不得不呆立在站台上，眼睁睁地看着列车发出叹息般的汽笛声，艰难地开动起来。那一夜，我们在上野车站的检票口前和衣而眠。扩音器一直在播报青森方面的烧夷弹攻击情况，持续到了凌晨时分。然而，我们必须前往青森。我们决定，无论什么车都行，只要是北上的车便要坐上去，于是乘上了翌日清晨五点十分发车的白河方向列车。十点半抵达白河，下车后在站台上等待两个小时，下午一点半乘上了继续往北的小牛田方向列车。是从窗户钻进去的。途中，在郡山车站遭遇轰炸。晚上九点半，抵达小牛田车站。又在车站检票口前席地而睡。我们带了三天的食物，奈何酷暑难当，饭团全都馊了，米粒像纳豆一样能扯出丝来，吃进嘴里又酸又黏，难以下咽。在小牛田车站待到天明，内人拿着我们携带的一升大米，在昏暗的天光中走到车站附近挨家挨户敲门，找人交换饭团。好不容易有一户人家答应了。我们换来了四个挺大的饭团。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只听见口腔中传来喀拉喀拉的声音。吐出来一看，是梅子干。我咬碎了梅子核。牙齿不好的我，竟咬碎了坚硬的梅子核。简直骇人听闻。

尽管如此，我们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返乡之旅。读者们看到此处，想必已经厌倦了。后来我们还有许多悲惨的经历，但我不再细说。总而言之，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故乡，那里却恰好陷入了舰载机轰炸的大骚动。

但我已经认命了，就算是死，能死在故乡总归是幸福一些。不久之后，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如今已经过去了五个月。我写了一部报纸连载的长篇和几个短篇小说。在短篇小说里，我自诩使用了独特的技法。不是说篇幅短，就能叫作短篇小说。在外国，远可溯及《十日谈》，近代有梅里美、莫泊桑、都德、契诃夫，可谓百花齐放，而日本自古便有高超的短篇小说技巧，名为某某物语者皆属其类，近代则有西鹤等大家辈出，明治时期有鸥外，大正时期则有直哉、善藏、龙之介、菊池宽等作家，熟知短篇小说技法者众多，昭和初期独属井伏先生出类拔萃，到了最近则全然不堪入目。那些作品，仅仅是篇幅短小罢了。战争结束后，总算能够随心创作，我决心复活短篇小说的技法，写了三四篇投稿给出版社，但是渐渐变得异常忧郁起来了。

我又想乱发脾气，去喝闷酒了。因为我察觉到了日本文化进一步堕落的气息。近来之所谓“文化人”叫嚷的什么主义，在我眼中都散发着沙龙思想的臭气。假如我若无其事地搭上那趟快车，也许能够成为“成功人士”，然而我出身乡间，格外害羞，怎么都做不到。我无法欺骗自己的感觉。我只觉得那些主义早已丢失了最开始的真实，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新现实，在徒劳地空转。

新现实。

全新的现实。啊，我要用最振奋、最有力的声音，说出这个词！

千万不能逃避它，也千万不能敷衍了事。这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苦恼。前些天，一名青年来拜访我，道出了食物不足的担忧。我说：

“别说谎了。你担忧的并非食物不足，而是道德的煎熬。”

青年点了点头。

如今我们最担心，最内疚的事情，日本的“新文化”，却似乎要将之抛在脑后，一口气跑开了。

也许，我终究只是一个不懂“文化”为何物的愚笨津轻农民。穿着雪鞋、走在积雪道路上的我，全然就是一副乡下人模样。可是，我今后偏要坚持这种乡下人的不机灵、拙劣、迟钝，始终怀抱最单纯的疑问。现在的我，唯一能倚靠的身份，就只有“津轻农民”。

我远离故乡十五年，不仅故乡毫无改变，我也未曾褪去一身土气，成为都市人，甚至变得更乡土、更粗野了。“沙龙思想”愈发与我背道而驰。

近来，我正在仙台的报纸上连载名为《潘多拉的盒子》的长篇小说，下面且引用其中一段，作为对这噩梦般的十五年追忆的结语。

也许因为外面刮着狂风暴雨，也许因为屋里微弱的烛光，那一夜，我们病房的四个人都围在越后狮子的蜡烛旁边，久违地畅谈了一番。

“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什么？”不知为何，单相思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

“在法国——”也许硬面包对英文心有余悸，转而披露起了法国的知识，“有一群被称为libertin的人，他们四处宣传自由思想，掀起了很大的风浪。那是十七世纪的事情，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他扬起眉毛卖了个关子。“这些人主要呼吁宗教自由。”

“怎么，原来是捣蛋鬼的意思啊。”单相思意外地说。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他们大多过着无赖一般的生活。演了知名戏剧大鼻子风流剑客的那个人，当时就是libertin的一分子。他们反抗那个时代的当权者，救助弱小。那时的法国诗人大多数也是libertin。应该跟日本江户时代的侠客差不多。”

“什么啊。”单相思嗤笑起来，“那幡随院的长兵卫不也是自由主义者了？”

硬面包并没有笑。

“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当然，现在的自由主义者跟以前有所不同了。十七世纪的法国libertin就是这个样子的。花川户的助六合鼠小僧次郎吉或许也是自由主义者。”

“哦？还能这么说啊？”单相思听了十分高兴。

越后狮子还在缝拖鞋，也跟着微微一笑。

“所谓自由思想——”硬面包严肃地说，“其本质就是反抗精神。甚至可以说是破坏的思想。它并非排除了压迫和束缚之后方能萌芽的思想，而是作为对压迫和束缚的反抗，与之同时产生的对抗性思想。常有人举这样的例子——有一天，鸽子向上帝祈祷：‘我飞翔的时候，空气总是阻碍我，让我无法飞得更快，请你将空气赶走吧。’上帝听了它的愿望，结果鸽子怎么拍翅膀都飞不起来了。换言之，这鸽子就是自由思想。有了空气的阻力，鸽子才能振翅高飞。失去了斗争对象的自由思想，正如在真空里振翅的鸽子，再也无法起飞。”

“我记得有个人的名字跟这类似。”越后狮子停下手说。

“啊……”硬面包挠挠头，“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是康德的例证。我不了解现代日本的政界情况。”

“但你多少要懂一些。听说今后的年轻人啊，都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越后像个长老一般镇定自若地说道，“自由思想的内涵，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为真理而战的天才们，可以说全是自由思想家。我个人觉得啊，自由思想的本源是基督。不要为生命忧虑，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这是多棒的自由思想啊。我认为，西方思想都以基督教的精神为基础，或是其延伸，或是其通俗化，或是对其质疑。由此生出的诸多学说，归根结底都与《圣经》相连。就连科学也并非与它毫无关系。无论在物理界还是化学界，构成科学基础的皆是假说。一切研究都从未曾有人亲眼见证的假说出发。也就是说，一切的科学都源自对假说的信仰。日本人在研究西方哲学与科学之前，应该先好好研究《圣经》。我虽不是基督教徒，但我认为，日本失败的真相，就是未曾研究《圣经》，只顾着学习西方文化的表层。无论是自由思想还是什么，若不了解基督教的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

（中略）

“十年如一日的政治思想不过是迷惘的梦幻。基督教也有不可轻下誓言的教诲，还说莫要思考明日之事。这不都是自由思想家的先驱之言吗？狐有穴、鸟归巢，人子却无高枕之地。这不也是自由思想家的哀叹吗？哪怕一天的安稳都不可期求。其主张时刻在变，甚至瞬息万变。我们现在去批判旧日的军阀官僚，也已经不再是自由思想。正如那真空管里的鸽子。真正勇敢的自由思想家，此刻最需要抛下一切振臂高呼的，是另一句话。那就是：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在昨天还陈腐不堪，不仅如此，那还是一场欺诈。但在今日已是最新的自由思想。十年前的自由与现在的自由截然不同。那已经不是神秘主义，而是人类本真的爱。都说美国是自由的国度。那么，日本必然也会认可这自由的呐喊。”（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