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时代丝毫没有改变。这是一种甚为无趣的感觉。也许，这就叫摇摆不定、坐立难安。

我曾写过一篇大约百页的小说《回忆》，它已经成了我的处女作。其开篇是这样的：

“黄昏时分，我与姨母并肩站在门口。她穿着背袄，应该是背着个孩子。那一刻的昏暗街巷的寂静，让我难以忘怀。姨母告诉我，天皇陛下归隐了，还说他是生神。生神，我记得自己好奇地嘀咕了一声。接着，我像是说了一些大不敬的话语，姨母责备我，不准我那样说，要说归隐了。他归隐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明知故问，逗笑了姨母。”

这是明治天皇驾崩时的回忆。我生于明治四十二年夏天，彼时应该是虚岁四岁。

《回忆》这篇小说里，还有这样的内容：

“我们要以如果战争爆发为题写作文，于是我写道：地震雷火糟老头，比这还可怕的就是战争。若是战争爆发，我首先要逃到山上，逃的时候还要拉上老师。老师也是人，我也是人，肯定同样害怕战争。那次，校长和次席训导员两个人一起调查了我。他们问我写这篇作文时是什么心情，我敷衍道：就是觉得好玩儿。次席训导员在本子上记下了‘好奇心’。后来，我与次席训导员展开了短暂的讨论。他问：你说老师也是人，我也是人，那么，难道所有人类都一样吗？我扭扭捏捏地回答：我觉得都一样。我向来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又问：那我跟校长同样是人，为何工资不一样呢？我想了一会儿，回答：因为工作不一样吧。戴着金边眼镜、脸型细长的次席训导员马上将我的话记在了本子上。我一直很喜欢这位老师。接着，他又提了一个问题：你父亲跟我，是一样的人吗？我很为难，没有回答。”

这是我十岁或十一岁的事情，应该在大正七年或八年，也就是将近三十年前。

后来，还有过这样的事：

“小学四五年级时，最小的兄长给我讲了民主思想。我甚至听到母亲对客人们抱怨，都怪那民主思想，税金变得特别高，收割下来的米几乎都要抵税了。性子软弱的我，被那种思想动摇了。于是，我夏天到院子里帮工人除草，冬天上房顶帮他们除雪，并向他们普及了民主思想。但是不久之后，我发现工人们并不喜欢我去帮忙。因为我除过的草，他们还得重新除一遍。”

这也是同一时间，大概是大正七年或八年的事情。

如此看来，将近三十年前，连日本本州北端的寒村儿童都能接触到的思想，与昭和二十一年的现在，报纸杂志都在大肆称颂的“新思想”并无不同。所谓甚为无趣的感觉，便来自这里。

大正七年、大正八年的时势如何，民主主义的思潮在后来又如何发展，这些只需调查相关文献便可知晓，我写下这篇手记的目的，不是为了阐述它。我是一名市井作家。我讲的故事，始终停留在我渺小的个人的历史范畴内。也许有人会觉得我的故事令人焦躁，或骂我怠惰，或嘲笑我卑俗，然而于后世而言，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潮，与其依靠所谓“历史学家”写的东西，倒不如看看我们平时书写的个人的生活碎片，反倒能获取更多信息。这可不能小觑。因此，我将不去理睬各路社会思想学家的探究和研判，而是在这里写写我个人的思想史。

每每读到所谓“思想家”写的“我为何成为某某主义者”的思想发展回忆录或宣言书，我都感到无比虚伪。他们之所以成为某某主义者，总是有一个转机。而那个转机，总是异常的戏剧化。总是得叫人感慨万分。

在我眼中，那些都像是谎言。就算努力去相信，我自身的感觉还是不愿屈服。事实上，我对那些戏剧性的转机都无言以对。只觉得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这些都像是蹩脚的牵强附会。因此，我在书写自己的思想史时，决心摒弃那种昭然若揭的谎言。

我甚至对“思想”一词怀有反感。至于“思想的发展”，则更是令人烦躁。那就像是一场猴戏。

我想干脆这样说：

“我不具备任何思想。我只有好恶。”

接下来，我只想以断片的形式记录一些让我难忘的事情。那些思想家为了连接断片与断片，费尽心思做出了虚假的解释，而俗人们似乎对填埋空隙的虚伪恶劣的谎言很是受用，因为他们的喝彩往往发生在这些部分。这些都令我无比烦躁。

“话说回来。”俗人问道，“你小时候接触到的民主思想，后来如何发展了？”

我故作呆愣地回答：

“是呀，不知道呢。”

§

我出生的家庭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谱系，我们的祖先一定是不知何处流散到津轻北边，最后定居下来的农民。

我是头脑愚笨、上顿不接下顿的贫农的子孙。到了曾祖父惣助那一代，我家才在青森县多少有了一些地位。那时，一个县似乎能有四五个高额纳税而成为贵族院议员的人。曾祖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我在甲府市城楼旁的旧书店找到一本明治初年的绅士名录，上面就刊登了曾祖父一副农民模样的照片。这位曾祖父其实是过继过来的养子。我的祖父也是养子。父亲也是养子。我的家族从来都是女性做主。曾祖母、祖母和母亲都比各自的丈夫长寿。曾祖母在我十岁那年还在世。祖母活到了九十岁，至今精神矍铄。母亲活到了七十岁，前一年去世了。家族的女眷都笃信佛教，祖母的信仰更是堪称异常，甚至成了家人的笑柄。我家挂名的寺院是净土真宗，即亲鸾上人开辟的宗派。我们从小就不知被带去寺院参拜了多少次。甚至还要背诵经文。

§

我的家系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也没有一个学者，更没有一个艺术家。官员与将军皆无。实际上，不过是凡俗的一介农村大地主罢了。父亲一度成为议员，后来也在贵族院任过职，但我从未听闻他在中央政界有什么活跃之举。我的父亲建了一座很大的房子，没有任何风情，只是大而已。房间数大约有将近三十，而且多为十叠二十叠[叠：1叠约等于1.62平方米。]的房间。那座房子造得格外结实，只是没有任何雅趣。

书画古董、重要美术级收藏品，是一件也没有。

我的父亲似乎喜欢戏剧，但是从来不读小说。我记得幼年时听他抱怨过，读了《越过死线》这本书，真是浪费时间。

不过，这个家系没有丝毫复杂阴暗之处。从未发生过争夺财产之事。简而言之，没有一个人表露过丑态。它似乎被列入了津轻地区最优雅的家族之一。在这个家族中，唯一做过蠢事、叫人指指点点的成员，只有我一个人。

§

余年少时——（之所以这样开头，是因为常在所谓思想家的回忆录中看见这样的句式，以下我要写的内容，也许会透着一些思想家回忆录的味道，有卖关子之嫌，干脆一鼓作气，写下了如此做作的开头，试图以毒攻毒，然而下述内容绝非虚妄，一切皆为事实）毫不夸张地说，从早晨醒来，到夜晚入睡，我身边从未少过书本的陪伴。凡是能接触到的书，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而且，我鲜少重复读同一本书。每天要读上四五本，读完便扔到一旁。相比日本的童话，我更喜欢外国的童话。我最喜欢的童话是讲一个人听了自己多少岁被狮子救下，多少岁遭遇强敌，多少岁成为乞丐的预言，起初丝毫不信，到最后却一一应验，但我已经忘了它叫《三则预言》还是《四则预言》。我记得自己将它反复读了三四遍。童年时期最让我感动的另一个故事，是刊登在不知叫《黄金船》还是《红星》的童话杂志上的一则毫无趣味的童话，讲一名少女生病住院，深夜感到口渴难耐，想拿起枕边还剩一点的白糖水喝，却听见同一个病房的老爷爷呻吟着要水。少女下了床，把自己的白糖水全都喂给了老爷爷。故事仅此而已。我到现在都依稀记得故事里的插画。那真是太让我印象深刻了。故事的标题旁还有一行小字：爱邻人如爱自己。

但是我并不打算借这样的的回忆为自己的思想牵强附会。若我用这样的故事牵强附会我家宗派之祖亲鸾的教诲，然后又去牵强附会民主思想，那恐怕就要变成某某老师的“余如何哪般成为了某某主义者”那样苍白的说辞。我的读书回忆，不过是一些断片。无论怎样牵强附会，都不能成功，都要成为谎言。

§

现在，终于要讲讲我此前的民主思想后来究竟如何。其实并没有如何。它自行烟消云散了。此前我已说过，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记录当时的社会形势。我只想记录一些自己的感觉断片。

§

博爱主义。积雪的十字路口，一个人提着灯笼蹲在地上，一个人挺着胸膛连呼上帝。提灯笼的人喃喃着阿门。我不禁失笑。

救世军。那乐队何等聒噪。慈善锅。为何必须是锅？在锅里投掷肮脏的纸币铜钱，不会不卫生吗？那些女人多么寡廉鲜耻。就不能好好穿衣服吗？太难看了。

人道主义。最近流行俄国民族服饰，还流行喀秋莎的歌曲，真是做作。

我只是静静地旁观这些风潮。

§

无产阶级独裁。

这的确是一种新感觉。是不和谐音。是独裁。是毫无例外地压制对手。有钱人都是坏蛋。贵族都是坏蛋。唯有贫穷的贱民才是正道。我赞成武装起义。没有断头台的革命毫无意义。

然而，我不是贱民。我是被押上断头台的角色。我是十九岁的高中生。班上独我一人穿着光鲜的衣服。除了死，别无他法。

我吞服了大量催眠药，但是没死成。

“你不必去死。你是同志。”一名学友认为我是“有潜力的人”，拉着我到处活动。

我成了出钱的人。来到东京的大学，我也负责出钱，照顾同志的住宿和饮食。

被称作“大人物”的人，大抵是靠谱的人。然而，小人物却叫人无语。他们一味吹牛皮，一味攻击他人，并引以为傲。

欺骗他人，并称之为“战略”。

有一种无产阶级文学。我读了汗毛直竖，眼角发热。不知为何，我接触到僵硬蹩脚的文章，就会汗毛直竖，然后眼角发热。同志对我说：你有文学才能，不如写一点无产阶级文学，用稿费充当党的活动资金吧。于是我曾匿名写过一些，可是写着写着就眼角发热，不能成文。（那时还有一种爵士文学，我尝试与之对抗，然而不仅眼角发热，还不知所云。毫不可笑。我到头来都未能理解评论为何物。我始终不明白摩登精神。现在看来，当时的日本风潮乃是美国与苏维埃的交错。那是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距今二十年前。那时有舞厅，有罢工，还发生过烟囱静坐这种夸张的事件。）

最后，我欺骗家人，也就是使用了“战略”，叫他们寄来金钱和衣物，并分给我的同志。我只能派上这样的用场。

§

发生了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炸弹三勇士。我对这个美谈毫无感动。

我总是被押进拘留所，办案的刑警对我过于老实的态度甚感无奈，便说：

“你这种布尔乔亚小公子能干得动革命？真正的革命，得由我们来干。”

他的话莫名充满了现实感。

到后来，那些与所谓青年将校拉帮结派，实行令人讨厌的、缺乏教养的、不吉利的、粗暴变态革命的人中，我总觉得就有他。

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入狱了。几乎全都入狱了。

日本还在跟中国打仗。

§

我憧憬纯粹。无私的行动。毫无利己之心的生活。然而，那是难于登天之事。我只能不断喝闷酒。

我最憎恶的，就是伪善。

§

基督。我一味思考着那个人的苦恼。

§

关东地区下了罕见的大雪。那一天，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我很生气。这叫人该怎么办。这叫人做什么才好。

真不愉快。真是蠢货。我的心情近乎震怒。

有计划吗？有组织吗？什么都没有。

就像是疯子发病。

没有组织的恐怖袭击，是最恶劣的犯罪。愚蠢得叫人无言以对。

这种自以为是的愚蠢行径的气息，一直萦绕到了所谓大东亚战争的终结之日。

东条背后有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就像怪谈。

在二二六事件的反面，日本同一时期还发生了阿部定事件[阿部定事件：指阿部定在性爱中掐死情人，并切除其生殖器的事件。]。阿部定包上眼带变装。在更衣的季节，她还在逃跑途中把衬里和服换成了哔叽。

§

怎么回事？我已经四次自杀未遂。我依旧每三天想死一回。

§

日本还在跟中国打仗。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毫无意义。转换。敌人成了英美。

§

大本营的将军们一本正经地讲授坐吃山空。他们好像不是在说笑话。然而我听了那个词，就是憋不住笑。将军们还推荐了定要打赢这场仗的歌曲，但它丝毫不流行。看来民众都不好意思唱那样的歌。将军们还总让做报纸的人用铁桶这个词。但那让我联想到棺材桶。他们还发明了转进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四处滚动的球。还有一位将军冷笑着说：敌在我腹中。哪怕是一只蜜蜂飞到了腹中，我们都要吓得惊慌失措，这位将军却要将敌军大部队全部装入腹中，还觉得这样便好。他是否打算将他们摁死呢？天王山转移到了各个地方。为何又会提起天王山呢？关原不好吗？不知是不是记错了天王山，还有将军说起了天目山。天目山更不知所云了。着实令人费解。某参谋将校说，我军此次作战出乎敌军意料。他的话直接上了报纸。参谋和报社好像都不是在开玩笑。他们可认真了。如果超出了意料，那岂不是只能跌落。太跳跃了。

领导者全是无学之士。他们甚至没有达到常识的等级。

§

可是，他们行了胁迫之事。他们假借天皇之命，行了胁迫之事。我喜欢天皇。很喜欢。尽管如此，我也曾在某个夜晚，暗暗憎恨天皇。

§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感到无比羞愧。羞愧得无话可说。

§

突然有很多人说起了天皇的不好。可是这一刻，我终于发现了自己是何等爱戴天皇。我对朋友们做了保守派的宣言。

§

十岁的民主派、二十岁的共产派、三十岁的纯粹派、四十岁的保守派。历史果然会重演吗？我认为，历史万万不能重演。

§

我盼望全新的思潮。要说出这句话，首先需要“勇气”。我现在梦想的境界，以法国的道德主义人士为基调，将其伦理的外壳套在天皇之上，我们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无政府主义的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