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有一个与陌生人连接的典型案例：如果有人在你面前伸出一个拳头，在国外的街头，可能路人会尝试着碰拳互动，但是在国内，大部分人会警觉摆手，不想参与互动，或者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就赶紧走掉。

这当然有东方社会的传统因素，再加上处于发展阶段，大家都很忙，都被社会推着走，很难有时间分配给陌生人。所以如果遇到互动，大家一般就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掉，也就是以一种最小的成本维持生活往日的平静。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个词，就是“非必要”。觉得某件事，可能做了也挺好，但是会有一些其他的机会成本或者情绪价值的问题，所以是非必要的。怎么跳出这种“非必要”的怪圈？

项飙：如果说人类的生活有进步，那就是生活里有越来越多的非必要，没事找事。

“必要”的成因和整个农耕社会有关。家庭稳定、生孩子，生了孩子要养活，就得去种更多的粮食。所以生活形成一个这样的闭环，永远是被“必要”推进。

当然农耕社会还有农闲，有各种短暂的、非必要的口子。根据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调查，在农耕社会之前，人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非必要”上面，唱歌、睡觉、做游戏等等。在狩猎社会，狩猎不需要很大投入，捕鱼、摘果子，满足“必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多的，那么大部分时间是闲暇[Marshall Sahlins,Stone Age Economics（Routledge，2017）.]。农耕之后，闲暇就变得非常稀缺，人的大部分时间要用来做必要的事情。一个主要原因是农耕社会的人开始定居，人口密集度增加，权力开始集中，经济上出现分化，出现大规模的专职宗教特别是行政阶层，巨大的上层寄生阶层需要剩余产品。农民的很多必须，不是为了自己糊口的必须，而是交皇粮的必须。[James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我们都知道凯恩斯在1930年说过，50年以后我们就不需要每周工作6天，可能每周工作3天就够了[John Maynard Keynes,“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Essays in Persuasion （W.W.Norton＆Co., 1963）, 358-373.]。从技术上说，这可能是对的，因为以现在的物质生产条件，在比较短的时间就能够满足“必要”，人有大量的空余时间。但是现实恰恰相反，我们感知到的是所有闲暇已经消失，生活不仅是满，甚至满得溢出来。“加班文化”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加班文化。这完全是人为的。

刚才讲到大家都很忙。忙，没有时间，也是主观感知的问题。什么是时间？这完全是个相对的概念。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是由空间决定的，时间是地球在太阳系里进行空间移动的结果。投射到社会关系上也是这样。如果你面对一个你非常重视的人，要和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处好关系，你突然就觉得有很多时间。“忙”首先是一个注意力分配的问题，关乎主观上怎么区分必要和非必要。

一种制度要控制社会生活，需要把人的注意力调整到某一种方式。它要你认为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甚至你不一定要判定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它把你的注意力调整到这件事情上，让别的东西在你的意识里面消失，这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控制。

这也意味着，看起来很大的结构、历史、文化，其实到最后都是要通过每一个个体来发挥作用的。但注意力是我们自己的，不应该完全由别人控制，我们自己也应该注意，自己怎么定义什么是必要，什么是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