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重新建立关系，建立在对独立自我进行重新认知的基础上，让自己从既往的捆绑关系中抽离出来。

我们再进入“陌生人”话题的下一层，就是回到我们自己。跟陌生人建立关系，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

我想分享一个邮箱里收到的长达38页的日记型投稿，来自小芮（化名）。她分享了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包括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地震期间，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寄出救灾物资，与邻居通过便利贴来互相留言、赠送水果等。

同时她还讲述了她在2023年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样一段特殊经历。虽然她可能仍在病程中，但是看她分享在患病期间和病友、朋友、家人及心理医生相处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过程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

我想将一段她感触特别深的话，分享给大家。

我过去的朋友和玩伴，大概也只是停留在了交叉的巨型流水线场域里。而在医院的住院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无形的场域。就像我记忆中的那栋不起眼的单元房，大家的情感是相通的，痛苦、委屈、难受、内疚、怀念、开心、喜悦也是相通的。有钱有工作的人也会生病，高学历和低学历的人也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年老的和年轻的也有共鸣，护士姐姐也可以和病人在医院一起打乒乓球。我们拥有共同的情感和关爱，挫折与创伤，只是我们更愿意接受自己生病了，心灵和大脑需要时间休息，以及需要一段空闲时间来照顾好自己。

我觉得住院的经历好像反而让她有了一段时间真正回到自己，去整理自己一些心灵上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这种机会和空间来做这样的停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可以留给自己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去思考？

项飙：我非常感谢小芮这封很长的来信，里面分享了很多她的经历和思考。冬婷你讲到的这一点也是让我感触很深的，她在医院反而觉得放松了，反而觉得自然了。她还说了一句话，她觉得在医院，她才有了自我意识。

这个说法初听让人觉得很矛盾，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回到前面讲的自我陌生化，在单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你都被制度和规则界定，你和你同事的关系是判断和被判断。在不断的评估和被评估中，你对你自己来讲也成了一个陌生人。因为要表演，要不断去证明自己，要满足外在的评价。

在医院，她有了空隙。这空隙意味着什么？通过所谓“病”这个特殊的、剧烈的身体和认知上的危机，看到了自己存在方式内部的断裂。在医院，自己和主流日常社会也有了间隙，可以填补这些内部的断裂。当看到断裂，她的认知和她的身体感应开始重新走到一起。处于常态时，在住院之前，身体有病，你的意识一直告诉你要尽快克服，你要做得更好。到了医院，变得放松了，可以打开了，看到了别人。

小芮的信对我很有价值，还因为她写得很长。写得长，让我们知道了她的历史，知道了她有各种各样的感触，而不是一种孤立的情绪的突然迸发。我们知道了她从小受的教育，她承受的要排名，要不断被比较、不断被判断的压力。工作以后，她觉得，一切都是流水线般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也是。对这么一个成长过程，我们有了整体而丰富的理解。

还有她提到她作为志愿者去援助别人，在一个城市里走过的时候，她看见很大的标语就觉得有点不适，有一种被道德绑架的感觉。一方面，她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做志愿者去帮助别人；另一方面，她又会对口号式的、道德绑架式的东西很敏感。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她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完全不是在实现某一种抽象的、崇高的价值，而是因为她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病痛，于是希望通过非常具体的、帮助别人的行动去放松。她不是帮一次就算了，而是很愿意去跟踪。她要知道那些人有没有收到帮助，她也会很想知道那些人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改善，或者还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我估计她也不完全是以NGO（非政府组织）做需求测定的方式去了解，她就是想知道这些人的状况。

我觉得对小芮自己来讲，去关心、帮助别人，也是因为需要这种非常具体的存在，甚至可能是身体性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当她抬眼看到那些标语，是很刺眼的。

小芮看见标语觉得刺眼，自己却可以写很长的文字。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去写“附近”，做非虚构写作，书写身边的陌生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在抢救我们的汉语，或者说给汉语加入一点氧气。让语言和我们的身体感知、生活感知重新建立一个自然的联系。不要让语言像一件大袍，被强行罩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