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我们看到很多平台上关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投稿，会提到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孩子们翻阅老照片、跟父母聊天，会发现其实对父母的了解很少。亲密关系中也有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甚至非常陌生的一部分。

也有人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说“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里的林立风。他小时候生活在广州石牌城中村，他跟母亲的关系很紧张。在这次工作坊中，他录制了散步途中的一些声音，还有与母亲吵架的声音、和亲戚谈论母亲的声音，以及他反抗妈妈冷暴力的无声的声音……他试图通过这样的行为抵消他内心对母亲的恨意，试图去理解母亲。[《林立风：散步是我逃避家庭暴力的唯一方式》，“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公众号，2022年12月12日。]

还有一个例子是卢子艺，她也是“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的参与者。她用热敏打印机把他和妈妈的聊天记录都打印了出来，这让她重新感受了和母亲的连接。我在想，在亲密关系里，特别是孩子与父母之间要打破“陌生化”，是不是更难以破壁？因为把父母看成独立的个体，挣脱已经根深蒂固的关系来换位思考，是比较难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亲密关系里才会存在这样一个需要我们去面对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项飙：我要先稍微补充一下林立风的例子，这是个很感人的例子。功劳首先要归于林立风自己很勇敢地、非常深刻地反思自己的经历，其次是何志森的促进。

这个工作坊最初的主题是“看见最初500米、看见附近”。林立风最早的作品是他在附近散步的一些照片，但这些场景都是我们认得的。何志森就问他：“这个‘附近’有什么特殊吗？你到底想说什么？”他一开始说：“这就是我的附近，附近对我很重要，我就经常散步。”何志森觉得林立风好像对“附近”有一种特别的投入，于是又问他：“你为什么老在附近散步，是不太愿意回家，还是有其他原因？”

“附近”对林立风变得很重要，是因为他不愿意回家，而他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他与母亲的关系比较复杂。我们就对他说，如果这是你生活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应该去面对它，也可以利用工作坊来面对它。林立风说好。

他跟他母亲的关系非常差，一说话就吵架。他觉得这是令他很痛苦的事，他说他要把这件事录下来。

当时何志森不同意，觉得他同妈妈吵架的声音毕竟是一对母子的私密谈话，录下来作为一件作品，并不合乎伦理。但是何老师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原则：如果现在做的事情是重要的，那就先去做，至于能不能成为作品，并不重要。

接着变化就来了。变化不产生于录的过程当中，而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林立风说想看看那些录音能不能变成作品。在编辑的过程中，他发现基本上都是自己在说生气的话，妈妈很少还嘴。他又注意到在生气过程中，妈妈说的很多话他完全没有认真去听。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往往用对方的话来印证自己的正确，再发起下一轮的攻击，所以吵架很无聊，吵架就是把对方所有说的话都转译为自己的单线叙述。你觉得自己在控制主场，对方说的任何话都可以在逻辑上转译为对自己观点的验证。这样把对话变成单方控制下的演进的情况非常普遍，我们需要注意。

回到林立风的作品上。在编辑的过程中，他似乎拥有了第三者视角，重新去看待两个人的对话，突然听到很多原来没有听到的话——那些在物理意义上进入了耳朵但脑子完全没有理解的一些话。他的脑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妈妈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他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只是觉得“妈妈为什么对我那么坏”。这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一种结论，不需要答案，不需要回应。但现在不一样了，他开始思索：妈妈好像对我很凶，但是她作为一个人，她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的？是什么原因让她变得那么缺乏耐心？如果她跟别的母亲不一样，是什么原因让她变得不一样？她在向我解释的时候，我当然听不进去，但是不是也有什么合理的地方？

所以他的整个作品，是从发现“附近”到理解自己真正的痛点在哪里，到以发泄情绪的方式把这个痛点展示出来，再到对这个痛点进行观察和反思，然后提出新的问题的过程。整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事先无法设计，也没有太多戏剧性。它有转折，但这些转折都是在一件事情联系另外一件事情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

以上是我对他的故事的补充。

关于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中国的情况确实有一点特殊，特别是我自己这一代和父母（70后和50后），以及现在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和父母（80后和60后）的关系。

中国这两代父母经历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比方说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的，但他们又是现在在人民公园相亲角最活跃的一批人。他们自己经历过很多变化，也从变化里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又不断向孩子强调一步错步步错，现在千万不能够犯错，在这个年龄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等等，对孩子提出很高的要求或者期望。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究竟有怎样的人生，当时怎么想，很少形成场景化的叙述，只有零星的、事件性的回忆。他们讲的无非是“我们过去很苦，你现在要珍惜，你一定不要吃我们那个时候的苦”。现在父母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即对生活进行强者式的归因，就是一定要努力，也不一定说只要努力就有回报，但反正一定要努力。他们很不愿意接受所谓的“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不接受或不认同，还会在道德上进行很强烈的批判。

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首先要学会避免丧失自我叙述的能力。这种叙述是需要场景化的，要把自己的具体场景说清楚，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感知讲清楚，才能使下一代带入当时的生活状况，理解我们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种叙述能力不仅对自己很重要，对下一代也很重要，否则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背负对孩子有无限的爱、无限的期望，但是又沉默的父母。我们不想让下一代承担这样的重负。

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到，父母的不叙述，对生命的高度单一化理解，也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所以这肯定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你可以通过翻相片、听他们叙述，给父母一些把手，激发他们。

现代人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我们的父母和我们自己要在退休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两个人或者一个人生活。激发他们思考，激发他们说话，激发他们交流，对提升他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怎么样激发他们，打开他们的思路，大家可以作为课题来研究。

这是我们所有人今后要面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生命课题：如何跟逐渐老去的父母互相激发、展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