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我觉得《熊在吗》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它告诉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知，来自陌生人的转述比自己的直接感知更有趣。在现代社会，这种转述往往被认为是谣言的来源，大家都有一种对谣言的恐惧，极度不信任，其实这是很有伤害性的，陌生人之间的口口相传本来是非常美好的。

志鹏和我有一位共同的朋友郝楠，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志愿者。很多人认为发生汶川地震的2008年是中国公益事业元年，从这一年开始，很多年轻人去做志愿者。郝楠对汶川地震的描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陌生人碰见，会互相告诉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他们又会把这样的需求跟另外的陌生人说，另外的陌生人一般就会有一定的解决方法，很快把一个有特殊困难的个体的情况变成社会上共同反映的事件，一个个体的建议也会转化为一条链式的共同行动。

就像沈老师讲的，很多游客来了没看到熊，但是看到了陌生人看到的熊，他觉得更有趣。本子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熊，其实比他自己直接看到的熊更加丰富，而且他看到了其他陌生人如何看熊，又多了一层含义。因为人们来动物园，特别是红山动物园，看的不仅是动物，看的还是自己和动物的关系。人们站在动物面前看动物，这只动物是站在你面前的动物，你也在看着自己，所以你看着的是动物，但是你已经在这里有了投射，这不是高深的道理，小朋友就是这样做的。小朋友去看动物，看的不仅仅是一只可爱的动物，看到的是自己的一个投射，他觉得这个动物跟自己很像，非常可爱，他觉得他可以去关爱动物，他可以这样去看动物，这种能力是很令人愉悦的。

小朋友那么爱看动物，并不是因为动物长得奇怪，带来直接的视觉上的愉悦，而是因为一种生命互动带来的唤起，对小朋友生命自我主体的唤起。所以他去动物园，说希望看到熊，但是他看到其他人对熊的看法，看到其他陌生人，这令他非常愉悦。《熊在吗》这本书引发的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陌生人的接龙？一个起点是你们改造了熊的场馆，让熊可以躲藏，这里不是一览无余的，不是以游客为中心的，一定程度上是以熊的生命为中心的。所有的游客都愿意接受，觉得这样好。很多人来了以后看不清楚熊，或者看到的只是一个侧面，有的时候只看到一个屁股，有的时候只看到半张脸，有的时候看到一闪而过的身影，这就显得很丰富，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才有话可说。

这里的起点其实是对熊的尊重，熊可以选择不让人看，正是因为有了尊重，就有了边界。我希望来看你，能够看到更好，看不到也没有办法，所以带来了话题、猜想，以及对其他陌生人已经看到的各个侧面的兴趣。正是因为这里不是一览无余的，所以话题就很多，形成了这样一个链条。也正是因为尊重，大家谈得会更加上心，更加投入，而不是说“无非是一只熊，有什么可说的？”“去想象一只熊不是很矫情？”。如果你有了尊重，话题就变得非常丰富。动物是一个比较容易开启的话题，有一定的社会修复功能。

另外，其实动物作为一个话题，除了门槛比较低，让大家都容易发言，还有一个更加能动的方面，就是动物会逼着我们不断地提出新的话题。《熊在吗》这本书也提出了，熊本身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这就逼着我们不断地去说。我看沈园长建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公共交流，假设不把前前后后的变化作为故事说出来，比如为什么要重新设计这个园区、饲养员和动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整个观看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交流和没有交流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我的理解，在你的动物园里，交流不是一项辅助性工作，而是基本上跟动物的照料饲养一样重要的工作。因为我考虑的是社会修复问题，社会修复需要我们找一些把手，找一些启动点，动物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动点。而且刚才沈老师讲的也给了我更具体的启发，对这个启动点要有一种尊重，有一种注意力，尊重就代表着我们需要对它持续注意，尊重它有自己的需求，有自己的能动性，不是你能一眼看穿的。你要不断地去看，每一次都看到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持续化，持续化之后就能打开很多话题。

就像沈园长提到的，原本的动物场所被设计成一览无余的，在高处一眼看得到。一眼看见，注意力是即刻的。把场所重新设计以后，不仅给了动物一个更好的自然环境，而且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和动物的关系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去看的话，不是即刻地看，必须持续关注，而且是集体性的关注，要不断地回来再看。

社会修复和陌生人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我们讲的陌生人其实都是陌生化的结果。有些人老见面，但永远是陌生人。我们刻意地不靠近，每一次都是一次性地看见，相当于做了一个套子，没有把它打开，没有真正把注意力投射在这个人身上。这种持续性关注，作为一种看生活、看人的方式，也是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