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鹏：本来我们对于自己附近的空间营造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慢慢地变成我们仅仅在使用这个空间。我住在这里，被当成一个对于附近、对于自己生活空间的使用者，这种使用跟我是脱节的。我觉得刘老师做的事情比较偏向于解除这种把人简单地当作使用者的方式——我对我的附近是有照顾责任的。

另外，我感觉一起做事情真的是建立公共性的很重要的方法。我想起日本社会学家宫台真司提到，你去想象一个地方的公共性是什么样的，是完全想象不到的，除非你的朋友里有这样的人，你真的跟这个人成了朋友，才能够想象你跟他之间、跟那个群体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是有情感教育在的。

我想再听更具体的一些案例。比如说你刚才提到有人种菊花，别人就来骂，或者种有些果子，别人来摘他就很难受，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处理的？你怎么处理这种很具体、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公共营造说起来是件很大的事情，但是往小了说，其实就是解决一些麻烦。

刘悦来：这就是有矛盾发生了。比如种菊花的问题，我们有个项目在大学路的一个社区里，当时居委会还有一点经费，正好是菊花开放的季节，社区干部就买了一些种在花园里面。但这个花园靠近居民住的地方，第二天就有居民找到居委会，说家里有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对养菊花比较忌讳。处理的过程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肯定要换掉，也不用解释太多，因为也解释不清。种之前是不是一定要公示？也不一定。公示的成本很高，而且大家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是可以先做的，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马上处理就好了。

大家种的植物被挖走，这种事时有发生。怎么解决？心态是第一位的。我们一开始就讲过，所有的参与者在公共空间种的植物都不再属于个人，不论是出钱买的，还是从家里拿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接受不了，就不要种，因为结果可能会让人特别难过。如果真被人拿走了，我们也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比如这说明真的有人喜欢它，只要不是被讨厌、被踩踏就行，也可能因为有人确实没有钱买或者买不到这种植物，总之他在某个方面是欠缺的。有人正好缺这样东西，如果你能接受就等于帮助了一个人。当然我们不提倡这种偷窃的方式，我们的交流更多是从心理上让参与者得到舒缓和安慰。也有人倡导装监控探头，把偷窃者抓起来，其实这种做法很难实施。

当然，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比如，后来种植物的时候我们就拍好照片，如果植物丢失了，我们就把这张照片放在这里，再插一块牌子，说明这棵植物在这里存在了多长时间，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可以一起寻找它，或者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这种方式真的起到了及时止损的作用，因为最初有很多人认为这些植物是物业或者居委会种植的，而他们本来就对物业和居委会的服务有抱怨，为了表达愤怒，他们才拿走这些植物。但当他们知道这些植物是某一位邻居从家里拿来种植的，或者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拿压岁钱买来种在这里的，他们就会觉得不太好意思，之后就慢慢对公共营造有更多认识了。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解释系统或者说明系统，可以发布在群里，也可以通过立牌来进行一些友善的提示。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这是大家共有的，放在公共空间是更好的。比如我在自己小区楼下也做了个小花园，里面种了绣球花，2022年4月上海疫情期间，很多居民走过路过都会来看看，大家都特别感动。但是有一天少了三棵植物，被挖走了。群里的居民很有意见，要想办法抓住拿走花的人，要查监控。我没让查，而是在一个用来发放物资的纸盒子里放了一本《花园里的哲学》，并在旁边的一张纸上写了一句话：“花儿在大地上会开得更艳。”很多人看到了，有人把它发到群里，后来就没有人再拿这些绣球了。

我们做这些事情，实际上是为了倡导大家形成一些公共的价值观。如果仅仅是指责控诉，或者监控追查，公共性就很难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