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拍《淹没》改变了我很多。我以前在美院给学生上电影课，教的知识就是电影知识，我知道蒙太奇是什么样的，该怎么剪，都是根据经典来讲。拍了《淹没》之后，我对人有了理解，再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包括日常生活、电影、当代艺术，各种知识我都可以贯穿起来讲了。前不久因为别人要拷个东西，我把《淹没》的带子拿出来又看了一下，前面五盘带子跟传统纪录片视角一模一样，到后来就变了，我印象特别深。拍摄的时候我是突然觉得不对的，以被习惯规训的视角去看，跟真正的日常生活体验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我拍摄时违背了很多常规方法。比如把吊杆去掉，用话筒随机录音，因为有了吊杆人就变了，我宁愿牺牲声音也要保留人。比如说一开始晚上要打灯，后来也不打了，我宁愿看不清楚，也不要他们改变。这些改变都来自在现场慢慢熟悉和分析。

有一个学生曾经来找我，说他把摄像机拍坏了，他一天拍了8个小时的素材。我告诉他，我拍《淹没》的时候，300天只拍了143个小时的素材，每天拍不到半个小时的素材。其实我每天早出晚归，但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以一个纪录片人的视角在拍摄，而是以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平常人的视角在参与和观察。比如有个老头教我“掐指一算”，我以前根本不懂为什么只掐这三根手指，原来是因为正好是九宫，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教我。

我一天要忙12个小时，只拍半个小时的素材，剩下的11个半小时都在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在哪里坐我就在哪里坐，他们的烟再不好我也能抽下去，他们的酒再难喝我也能喝下去。我们会谈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就像一个生活在那里的人。我觉得，有同理心，相信他们选择的合理性，相信他们有自己的原因，这点特别重要。在那个过程里，我把作品中人的权重全部重新分配了一次，把我的知识体系重新装配了一次。没有那次的重新装配，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去拍杀马特，也是建立在我对西南农村非常了解的基础上的。

2008年我在“798”办过一次个展叫“档案”。“档案”里大部分的档案，是我当时复印的差不多1万份关于劳动争议和劳动伤害的卷宗，这也是肉身经验。有几年我跟周立太[周立太，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以专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为大众所知，据报道曾免费收留过200多名伤残民工。]很熟，一天到晚就聊这些事情。等我跟杀马特聊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储备，我也无法跟他们交谈，或者会聊得很空洞。

段志鹏：你回答了我之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地方不工作的时候在干什么。好像分不清自己是在工作还是不在工作，这是一直把自己放在里面的一个过程。

我想到之前读项老师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里面有句话很打动我，大意是说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方法去收集素材，而是在这里（“浙江村”）跟他们一起生活这么久，产生了一种对于这里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大多数人，不是纪录片导演，也不是学者，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一个严谨的环境做一个调查，但是他在自己的生活里，也可以试着理解自己的生活。

李一凡：对，我特别喜欢项老师“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提法，我就是把身体作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