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我很想知道李老师对实证研究有什么期望，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课题？

李一凡：我其实也在摸索，也在克服多年形成的那种判断——查查书就够了。因为我们的当代艺术中，美学范式、观看方式、视觉范式基本上都是从西方过来的，还有包括翻译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造成了我们的误读。

我在艺术圈做了很多活动，就是在不断地强调艺术要进入社会。我们要去创造一点有意思的东西，不能变成一个完全被笼罩在知识系统里的人，一个人首先要形成自己的核心知识。我经常跟学生讲，你最后到底要干什么，这件事情是特别重要的。我不会仅仅看见某一段文字讲艺术该是什么样的就去相信，我才不相信那个。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太迷信书本知识了。所以许多人，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不知道门口保安在干吗，也不知道卖菜的为啥要来卖菜。我住在一个城乡交界的地方，经常看见就那么一小块破地，有些老人非要去种地，还要去卖菜，也卖不了什么钱，为什么他要干这件事情？没有人去想这些问题，包括他自己。我问过他们好多人，发现他们种那块地是有意义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价值。我们以为他们是财迷，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不懂这样去思考，有时候就是想当然。

这是我一天到晚折腾的原因。不拍纪录片，我就去发起社会性的艺术运动。我举办了一场个人展览叫“抵抗幻觉”，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从小在大学里长大，读大学也一路轻松，挣钱也没有累过，我这么一个顺利而无聊的人，如果光是读书，我觉得挺没意思的，总得发现点什么。

段志鹏：沿着李老师说的知识跟我们所处环境的断裂这个话题继续展开。我也发现我理解不了我成长的环境，它对我来说是空白的，需要一些知识去解释。比如“屌丝”或者其他一些概念，里面潜藏着一些想要去理解周围的动力。当我的知识没办法告诉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时候，我总需要一个词去描述，这个词成了一种解读周围的方式，但是显然这个方式又走向了把人分类这样一种很简化的方向。

我在看李老师的纪录片《淹没》的时候，会设想假如我是要拍纪录片的人，被扔到那个环境里面，我到底要拍什么，要怎么去看那些人。一方面，我觉得这是纪录片宝贵的地方，它把一些细节留下来了，某种情况下唤醒了我的一些回忆，比如小时候跟着我爸一起去工厂要钱等；另一方面，我又能从中分析出来什么？这关乎下一个问题，关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看到人。也想问一下李老师，你觉得浸泡在拍摄现场的看，和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看，有一些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