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我想总结一下我听了李老师讲的话的心得。

第一点是断裂，知识的断裂。很多年轻朋友，包括我自己，经常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断裂，脑子被一些语言、一些所谓的理论灌满了，而不让肉身经验冲击自己。让肉身经验冲击自己，是一个不太愉快的经历，因为可能三观要受到一点震撼，所以人的本能是把肉眼看到的东西迅速驯化成自己原来认知的一部分，这是很容易做的。一切强大的、主流的知识，主流的话语，之所以主流，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能力，有一套话语在那里就让我们很容易觉得岁月静好。所以我注意到断裂，像李老师刚才讲到的断裂不是能一次性弥补的。最有意思的是，断裂不是一条从表面上看到的缝，而是进去以后是一个无底洞，需要不断地去修正，但乐趣也来自这里。所以我们非常提倡看见陌生人，看看小区里的保安，看看早点铺里的人，等等。不要一次看完，要不断地去看。每次你会看到新的东西，跟你原来理解的可能不一样，这应该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过程。

第二点，李老师说的肉身经验，我觉得也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是真正地坐在工厂旁边，忍受长达8个小时的机器轰鸣，我们真的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感受。当然，如果我们不去做研究，不拍纪录片，可能没有那样的条件去体验，但我觉得在理解陌生人的时候，至少可以去想象，那个人做那件事情时会是什么感受，得有个想象肉身。

刚才志鹏问道，李老师的作品和杀马特的自我表现为什么会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源于第三点，李老师讲的处境。我们把他们的感受、他们的行动放到他们的处境下面，给观众提供一个场景。这不仅仅是一个场景，而是有它当时的背景、历史、周边环境。这就回到我们为什么强调附近，理解附近就是要理解这些事情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发生的。要先把具体的、近的场景抓住，再去做延展。就像李老师讲的，他回到老家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看了老家的房子一下子理解了修自行车的那个人的行为，对看见的附近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我非常感谢李老师，等于给我们做了一次示范。

我还有一个问题很想问李老师，因为整部纪录片有一条主线是工厂，辅线其实是家庭关系，最后纪录片是以家庭关系、他的留守身份、他与父母的关系结束的。我觉得这也很值得人思索，因为我们会想，下一代又会怎么样，社会会怎么样继续前行。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这些杀马特青年慢慢到了父母的年纪，你觉得他们会不会产生跟父母所谓和解的意愿？或者你觉得不可能和解？有什么办法能让留守一代的伤痕慢慢愈合？

李一凡：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首先他们要慢慢理解自己父母那一代，比如杀马特有一句话：25岁以后不做杀马特。也有超过25岁还做杀马特的人，但凤毛麟角，属于那种特别执着的人。25岁为什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分界？因为工厂不招48岁以上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到了这个年龄就得回村了。父母回村后杀马特们就开始要担负养家的重任，甚至开始面临给父母养老的问题。

我认识的好几个杀马特都曾经说要回家，都希望小孩不要像自己那样在留守状态里成长，因此他们发誓要回家陪小孩成长。但是实际上好多人可能回去几个月或者一年以后就又出来打工。特别是在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出来打工的人反而更多了。他们有时候在村里包个鱼塘，养个斗鸡，或者做点镇上、县里的零活儿，但都不成功。前两年农村还有一些建设项目，可以干点活，这两年这种活也少了，所以他们又回到东莞、浙江去找工作。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慢慢理解父母当年的选择。但他们和父母的情感培养不起来，因为他们小时候的情感是爷爷奶奶给的，他们对父母的信任、性格上的磨合、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很难建立了。当他们到了父母的年龄，自己在外打工，把孩子放在家里的时候，他们被迫开始懂得父母当年的选择，但也仅此而已了。

段志鹏：刚才项老师也提到，杀马特其实跟青春、年龄有很直接的关系。当这个年龄段过去，他的处境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我觉得20岁到30岁是一个成长与变老共同发生的阶段，这个年纪的人确实在经历着一个变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