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袜皮：恐惧的产生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应激生理反应，比如我看到一条蛇，我当时可能想到死亡，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出汗等反应。这其实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恐惧其实是泛泛的，大概可以翻译成：“你在担忧什么？”“你害怕什么？”我在做保安调研的时候，刚开始主要是访谈那些中产阶层业主。当跟他们聊关于恐惧的话题时，他们可以聊很长时间，从害怕儿童拐卖、入室盗窃等各种犯罪，到害怕食品安全问题，再到害怕空气污染，等等。他们有许多安全顾虑。

保安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我自然也会问保安们，他们有什么安全顾虑，害不害怕犯罪。听到这个问题，他们似乎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他们觉得上海特别安全，小区里也很安全，没有什么令他们害怕的事情。当我一步一步地询问下去，把“害怕”替换为“担忧”后，他们会袒露，他们担忧生病、失业，担忧老无所依，担忧回老家以后失去收入。他们害怕或者担忧的“安全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些生存问题，与中产阶层关心的生活质量问题不同。

如果引导业主继续回答“你担忧什么？”会发现，在安全顾虑之后，他们其实担忧的是自己的经济地位是否稳固。那个小区的房价一直都落后于周边小区，原因就是群租人员太多，人口构成复杂。业主们非常不满，认为自己的房产价格上涨没有周边快，意味着财产缩水了，加之房产是大多数中产家庭最大的一笔投资，这导致家庭的经济地位被拖累。

保安和业主都会把自己真正担忧的东西藏得更深。我们通常在媒体上听到的更主流的社会恐惧，都是中产阶层在生活质量方面的恐惧。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被听到的声音是关于更基本的生存问题的。

段志鹏：对，大家对恐惧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对话本身也是希望大家多去了解周围的人，特别是一些看起来很沉默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在担心什么。

哪怕我有过一些调查采访的经验和方法，有时候主动跟陌生人交谈时对方也不愿意开口，项老师和袜皮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方法，让我们与交谈对象开启对话呢？

项飙：我觉得袜皮如果能够分享一些经验会特别有价值。你跟保安交流的过程中有什么突破性的技巧和方法，可以一下子引发他们的主动反馈？如果我们想跟自己小区的保安有一些交谈，有哪些事情需要注意？

何袜皮：做人类学研究要进行参与性观察，所以我与他们待了蛮长时间的。当时我是以物业公司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小区的，保安一开始对我是比较戒备的。他们觉得我是物业的人，相当于是管理他们的，有点监督他们工作的意思。

慢慢地，我经常出现在他们工作的地方，也去过他们宿舍，有时候还跟他们一起去敲群租房的门，时间长了变熟悉后，他们觉得我和物业的正式员工不一样，也开始愿意聊一聊。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在做什么研究，但他们通常不太理解，认为我和记者差不多。

平时主要还是我问他们，虽然他们很友好，愿意交谈，但是一些人也很羞怯，或者说有些自卑，就觉得关于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信任是需要时间培养的。慢慢地，有些人听到我和其他人在聊，也会加入进来，比如中午一起吃盒饭的时候，他们会讲起自己过去的事情，有些事情甚至其他保安都是第一次听说。在不了解他们之前，我们会觉得他们是农民工，经历大同小异，但是接触以后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还有一些人的经历很特殊。譬如有前数学老师，有破产的餐馆老板，有破产的养殖商人，甚至有一个保安以前当过夜店公关，他觉得自己嘴笨，挣不到很多钱，还要每天熬夜，才转而选择保安这个相对轻松、作息规律、没有压力的工作。

我认为大家要想了解身边的保安，可以试着从平日里的问候开始，闲聊是很好的开启互动的方式。当他们觉得你很尊重他们，你真的愿意倾听和了解他们时，他们也会更轻松自如地与你交谈。

段志鹏：我想进一步问项老师，保安的工作很不稳定，经常更换不同的地方，但是哪怕他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对于我来说，了解他好像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新的认知。如果我不是为了做研究，只是主动地聊天，可能也不是很舒服，那么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呢？

项飙：如果不舒服，那就不要聊。因为这件事情是生活的一部分，必然是要以舒服为前提。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它看似本身没有什么直接意义，但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你了解你的生活构成和社会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大量地看电影、读小说、听音乐，其实也是完全没有直接意义的。与身边人聊天，等于是听一部微型小说，听一个人的小故事，这跟听音乐、读小说等是非常相似的。如果一定要说功能和意义，就是知道有那么一种人生经历。

我觉得，如果带上一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这件事情做起来会比较有趣，就像袜皮所做的研究能带来对理解保安这个角色的启发。当然要看具体的人，但是具体的人在这一刻是一定角色的载体。这个角色不仅仅是指他的工作内容，还有他内部的、复杂微妙的方面——他怎么想象别人、别人怎么看待他等等。他是被陌生化的，他又要给业主提供安全，同时他要提防跟他自己一样的人，如此等等。如果引入这些思考方式，观察就会变得比较有趣。

同理，对家政阿姨或者外卖员等，也许都可以这么去观察和理解。

这里回到对角色的分析，性别对角色的影响是直接的。以护士这个角色为例，在大部分亚洲国家，护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护士一般跟现代医院联系在一起，而现代医院跟殖民时代联系在一起，一般都是由传教士办的，被认为是文明的、高贵的地方。但是在救命和治疗的工作角色外，女护士在道德意义上还被赋予一种性想象，并且因此经常被质疑。一方面，人们认为女护士做着又脏又累的工作，保障着大众的安全和健康，是应该被感激的；另一方面，她们需要配合的大多又是男性医生，这些男性医生的身份似乎又比她们高。所以在一些大众的道德想象里，女护士这个角色非常复杂。尤其当一个女性病人对照顾她的女护士做这种想象的时候，她就在为自己非常脆弱的特权而挣扎。

还有一类角色是空姐、空少，在中国比较单纯一点，但是在其他很多文化中，人们对他们的想象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此等等。

我们跟陌生人聊天时，首先当然要把他看成一个人，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为，不过如果能够用这种结构性分析的眼光看他所处的位置，会更加有趣。但是千万不能倒过来，拿这个角色去代入他，理解他的所思所为，因为每个个体的差异非常大，也许他的其他角色，比如父亲、儿子的角色等，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他的保安角色。

最后，说到恐惧，这可能是我们今后可以继续聊的话题。担心、害怕，就像志鹏和袜皮讲的，是事务性的、具体的，比如有人害怕退休等。而恐惧不是事务性的，是总体性的生存感知，是弥漫式的。

有一个理论上的小问题，我还不能解决，需要大家的帮助。考虑到性别关系，在父权社会里，男性是不会恐惧和害怕的，他们受挫时只会生气，会抱怨，会批评；而女性扮演了感到恐惧和害怕的角色，她们不会生气，不敢生气。也就是说，高位者一般不害怕，但是容易生气；低位者，容易害怕，但不太敢生气。但现在有一点倒过来了，上层人员恐惧害怕的会比较多，而底层人员，至少在心理上，不会呈现出这种状态。这怎么样去理解？袜皮，你在调查中是否发现中产业主的担心和恐惧也有性别差异？总的来讲，现在社会存在着恐惧的泛化，当然也影响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何袜皮：我与中产业主聊天的时候，女性的确会说得更多一些，也比较擅长表达她们的害怕和担忧，但也很难量化到底哪个性别的人的担心和恐惧更多。

说到为什么现在越在上层的人越容易害怕，我想到美国的两位女性学者阿维娃·布里费尔（Aviva Briefel）和倪迢雁（Sianne Ngai）研究发现，1990年代的恐怖片主角几乎全都是白人中产阶层，一般他们会在自己家里或者度假的小木屋里遇到可怕的事情。她们认为，恐惧是跟财产捆绑在一起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恐惧的，鲜有恐怖片中害怕的主角是底层的黑人。

所以，恐惧可能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确实指示了我们内在的担忧，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表达的权力。谁表达恐惧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呢？可能就是那些在更上层的人，他们诉说的恐惧的种类更多，诉说的声音也更大。有学者认为，恐惧成了一种会员制，只有达到或者符合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才有资格表达恐惧，这个阶层的会员互相交流，传递恐惧，不停地加强他们对某些恐惧的表达，以此实现他们的某种诉求。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中产阶层，他们不断地表达对犯罪的担忧，以此实现小区封闭管理，扩大保安队伍，最终满足他们对人身财产安全以及房产保值的需要。而那些底层的人往往没有表达恐惧的资格，或者说即使他们表达了恐惧，他们的声音也是不会被听到的。

我觉得，这种担忧和恐惧要跟真实的担忧区分开来，它是一群人、一个阶层对恐惧表达的一种权力，而真实的担忧则是真实的个体的一种感觉。

段志鹏：刚才袜皮提到了要跟陌生人交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重新建立想象力的过程。让陌生人从一个静止的状态、一个社会功能式的角色，变得动起来，去了解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进而使自己有更多的想象力去想象其他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刚才袜皮提到，中产阶层更加能够诉说恐惧，其实我在看“没药花园”公众号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公众号里有很多案件是关于家政行业的人，比如杭州保姆纵火案等。下面的评论一般会从什么视角理解这类凶杀案呢？

何袜皮：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写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时候，我在网上就已经观察到很多家政行业的案件。比如早期有保姆提供假身份证拐卖儿童的案例，后来有保姆为了能只做一两天就拿到全月工资，会刚到雇主家就想办法把照顾的老人杀害，伪造成自然死亡，并成为连环杀手。这些极端恶性案件不断出现，让大家感到愤怒和害怕。家本来是每个人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主动邀请这些家政服务人员来到家里，并形成一种空间上亲密的关系，是必须付出信任的，却没想到把危险和死亡带给家人。

现在大部分人还是通过家政服务公司来物色这些人员，以为有公司背书，就会有保障，有安全感。这与熟人社会完全不同，在熟人社会，大家知根知底，这种“知道”中通常包含对其过往和品行的了解，但是到了陌生人社会，哪怕你通过专业的公司来购买服务，通过有无执照来判断对方的专业性，通过身份证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你也仍然对那个人知之甚少。在陌生人社会，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和探析一个服务人员，进而导致在寻求服务时的不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都市化以后，一种非常标准的、流程式的、专业化的推荐替代了以前那种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推荐，自然而然带来的一些风险和不安全感。

段志鹏：对，专业化真的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保安从业人员是要持证上岗的，而且保安员也分不同的职业资格等级。国家也尝试用职业化的方式去降低从业人员带来的风险，以及保护保安从业人员的权利等。

刚才项老师提到恐惧的泛化，我想到可以用刘慈欣的小说《三体》里的黑暗森林来比喻，就是我们周围是一片未知，危险突然降临，恐惧由此而生。从袜皮提到的对保安的采访里，我会发现，保安相对来说不惧怕这种快速降临的威胁，比如凶杀案件等，而是更惧怕和担忧温饱、医疗、基础教育等问题，比如害怕家里老人生病，害怕孩子上不了学，等等，这些问题是长期性的、一直存在的。

我想再问项老师和袜皮一个问题：恐惧与“盲盒”有没有什么联系？